一、引言
艾兹拉·庞德是20世纪初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但他却并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和文学家。他那犹如万花筒一般的思想体系包含了文学、宗教、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包罗万象之程度在其著《诗章》中就可见一斑。庞德一生中大约有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而他的作品中也大量充斥着对于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与评论。这是因为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正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而西方文明也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庞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促使他以极大的热情去思考各类社会问题，并期望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来寻找一味拯救西方文明的良方。
庞德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是传统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他的眼光甚至跨越了浩瀚的太平洋，到达了古老的中华大地。庞德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但随着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社会现实问题，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让他看到了拯救西方文明的一线光。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西方学者难以全面审视中国古典哲学对庞德思想体系的影响，而中国学者则长期着眼于庞德的诗歌创作及翻译，对庞德的政治经济思想鲜有涉及。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来探讨儒家思想对庞德政治经济思想体系的影响。
二、《四书》中的“伊甸园”
庞德很少单纯地谈论政治或者经济问题，他总是尝试着将各种不同的知识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诗章》中，庞德就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史、美国建国史、中国古代史等都纳入了其自身的思想体系，用以阐述他心目中完美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比起他在经济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庞德的政治思想显得较为散乱，很难用准确的词汇来全面概括。但我们仍旧大致能够看出，庞德政治思想的核心在于寻找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政治制度，来有效地避免战争。在庞德看来，西方文明的堕落正源于社会和谐及秩序的丧失，并最终导致了战争。庞德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正是这两次残酷的战争让庞德对西方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开始狂热地寻找他心中的“伊甸园”。庞德不仅全面审视了西方几百年来的传统政治制度，还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并从中国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中找到了他所向往的“完美的”政治制度。《孟子》中的一句“春秋无义战”，让庞德从几千年前的东方儒家先哲处获得了极大的认同感，于是他在《诗章》第82章中写到：“春秋无义战，即战线两边没有一方完全代表正义”。庞德借古讽今，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毫无仁义道德的混战来谴责眼前“不义的”世界大战。在研读《四书》的过程中，《大学》里对于社会秩序的一段论述不禁让庞德心驰神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在庞德看来，“修身、齐家、治国”是保持社会秩序，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而西方国家政治的腐败堕落，首先是从政治领导人们自身道德的败坏开始的。因此，无论何种政治制度，只有恪守“修身、齐家、治国”的原则，社会的肌体才不会受到侵害。庞德认为，作为政治领导人，“修身”是“齐家”和“治国”的基础，而“修身”则必须要坚持《四书》中提到的诸如“中”、“诚”“、仁”、“道”等重要的道德准则。《中庸》的“中”代表着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和谐有序的社会必定是公正而不偏倚的，西方文明的堕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人们的私心、贪欲等破坏了原本平衡的社会结构。《中庸》中的“诚”则是人们所应坚持的最基本也重要的道德准则。庞德在《诗章》的扉页上写上了大大的“诚”字，体现了庞德对于诚实、诚信的重视，同时也折射出他对充满谎言与欺骗的20世纪初西方政治的深恶痛绝。“仁”是政治领导人对待人民应当秉持的原则。“道”则是一种秩序或法则，是“一个民族内部人民的要求或制度”。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混乱，就可以被看作是各国社会内部“道”的缺失。在《诗章》第52至61章，即“中国诗章”中，庞德几乎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行了一遍完整的梳理与点评，其核心目的就在于赞颂那些遵守了上述儒家原则的古代圣君。
在庞德看来，这些政治开明、体恤民情的圣君们所遵循的儒家政治原则及其开创的政治制度正是战争阴霾中的西方世界所亟需的。大部分庞德研究者都认为庞德在政治问题上是粗浅和幼稚的，这种论断固然有其合理成分，但亦不无偏颇之处。事实上，庞德在政治上的洞察力是值得称道的，他能看穿政治的本质，并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来视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毕竟，任何政治制度的核心终究在于“人”，人是制度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制度的遵守者。道德体系的完美能够确保社会政治制度的运作正常，而个体道德的败坏，尤其是政治领导人的道德败坏，则终将带来政治制度的失效甚至是崩溃。然而，庞德的悲剧在于，他虽然看透了政治的本质，但对最直接的政治问题，即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或政府形式才是合理有效的，他始终缺乏系统的观点以及足够的敏感性，致使他在政治上“站错了队”，并被贴上“法西斯主义者”和“叛国者”的标签而加以监禁。
庞德对于政府形式的观点异常简单，即“不管什么政党掌权，也不管政府实行什么样的管理形式，只要结果是一个好的’政府就行”。“好的”政府，应当保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就如庞德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写：“当所有东西的潜在生产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时，政府的任务就是保证生产和分配的顺利实现”，好的政府应当“使交通得以顺畅，使货物、空气、水、供暖、煤、权力、甚至思想都得以流通；并防止公民之间互相侵犯”。在政府式问题上的天真导致庞德被20世纪初所涌现的各类政府形式所吸引和迷惑。庞德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表示过欣赏，而对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主义政治则推崇备至，并将其与《四书》中中国古代圣君画上了等号。庞德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墨索里尼政权早期提出的诸如“没收战争利润的85%”“，把所有的军火工厂都收归国有”“，简化税收机构，毫无偏向地根据按比例的标准而不是根据掠夺性累进的观念向各阶层公民征税”“，严格保护纳税人的贡献”等口号在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年代的确具有相当大的煽动性。庞德的不幸在于他直到墨索里尼启动了对外侵略的战车后仍旧没有看透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相反固执地认为是英美把意大利拖入了战争，并不断为法西斯主义进行辩护，以致最终身陷囹圄。难发现，《四书》中所提倡的道德准则为庞德政治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在庞德看来，遵循了这些原则的中国古代圣君们所实行的“好的”社会政治制度正是20世纪初腐朽的西方世界所应当学习和采用的。只可惜，庞德对现代政治体制的肤浅理解以及他性格中固执和偏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使得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解和运用变成了断章取义，而他希冀着用《四书》来拯救西方世界，重建一个儒家色彩的“伊甸园”之梦也注定会化为泡影。
三、高利贷与儒家经济观
相比他的政治思想，庞德的经济思想则脉络清晰了许多。无论是从庞德论述经济学的作品还是从他的《诗章》中，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庞德对于经济问题的基本观点，即：货币是经济制度的根本，货币分配上的不公平、不公正会导致经济失衡，并进而导致政治失衡以及战争的爆发。庞德尤其仇视西方货币制度下的怪胎———高利贷。对高利贷的无情抨击在庞德的作品中可谓是比比皆是。庞德在刚涉足政治经济学时，就在《诗人误入科学歧途》一文中写到“趾高气扬的高利贷、胆小啜泣的政治、令人讨厌的经济制度、基督教残忍的诅咒，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在庞德臭名昭著的罗马广播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高利贷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西方文明完全受制于国际银行家们，即高利贷者们的阴谋”“，战争的发生是国际银行家们大放高利贷的结果，高利贷者为了使国家陷入债务，为自己创造操纵货币的机会而发动战争”。由此可见，庞德经济观的核心就是：糟糕的货币制度产生了高利贷，而高利贷则进一步导致了战争。基于这样一个论断，庞德对于高利贷制度，甚至是整个银行信贷制度都产生了极大的敌意，最终偏激到了认为二战就是“那些靠着诚实的脑力或体力过活的人们与高利贷者之间一场千年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庞德已经不是在客观地研究经济问题，而是在为高利贷者编制一套“经济阴谋论”。这套“经济阴谋论”甚至对于21世纪的我们来说都并不陌生。在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时，风靡全中国的《货币战争》一书中所运用的仍是这套理论。庞德反高利贷的经济观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信贷论”的创始人C.H.道格拉斯的影响。道格拉斯认为，应该控制银行和信贷，将工业利润分配给全社会消费者，通过利润分配来弥补社会购买力不足，从而避免商品积压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战。在《诗章》第31至35首，即“高利贷者”篇中，庞德大力抨击资本主义信贷和货币金融政策。庞德认为，信贷应当是国家的权力，而不应被高利贷者私人撺掇。
此外，高利贷作为一种过度信贷，与生产活动是完全对立的，对于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毫无贡献，因此只会腐蚀正常的社会肌体，导致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等各种社会问题。庞德对于高利贷的极度仇视使得他最终可悲地滑向了“反犹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从而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对西方的经济制度感到无比失望的同时，庞德却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制度，一种完全不受高利贷和金融资本干扰的、以民为本的“健康的”经济制度，那就是基于儒家思想的经济制度。儒家经济观的核心概括起来就是“重本业、以民为本”。在儒家思想中，生产被看作是社会第一要务，而信贷的作用则被极大地加以限制。在庞德看来，没有了个体对于利润，尤其是超额利润的疯狂追逐，社会财富就不会因此而失衡，战争也就失去了繁殖的土壤。庞德在《诗章》中对于儒家的治国经验推崇备至，因此从“中国诗章”开始，庞德开始不厌其烦地叙述和点评中国古代史，目的就是为了证明那些开创繁荣治世的中国古代圣君们所遵守的重农桑、体民情的儒家原则是值得西方借鉴的。《诗章第53的标题为“贤君们”，叙述了从远古时期到周朝的历史。庞德写道：“黄帝发明制砖术，元妃首创养蚕法”，“有巢氏教人折枝筑巢，燧人氏搭台教人贸易，教人结绳记事。公园前2837年，伏羲教人种麦”，“尧如阳光雨露，观天象以定仲春，观星象以正仲夏”。庞德在这里强调的是统治者的教化责任，即国家领导人应当体恤民情，应当教导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知识及技能。接着庞德又叙述了大禹治水的成就以及武王伐纣的伟业：借此进一步指出了统治者有为了人民的福祉而御天灾、平人祸的责任。庞德在叙述商初历史时首次提到了货币：“成汤之时，经年旱象，滴雨未降，粮食奇缺，价格暴涨，故公元前1760年成汤开铜矿，制货，币圆而孔方，散予百姓，以利其购买谷粮”。这里揭示了庞德对于货币的基本观点，即货币的发行应当是为了百姓的利益，为了利于货物的流通。也正因此，庞德激烈反对滥发货币以及高利贷这种“以钱生钱”的工具，认为它们扭曲了货币的本质，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和文明。庞德对秦、元等短命朝代无甚好感，认为它们的衰败皆来自于对儒家原则的抛弃，而把汉、唐、明的崛起和昌盛归结于对儒家传统的尊崇与恪守。庞德对王安石变法颇感兴趣，用大量的篇幅进行评述并为王安石的青苗法等政策进行辩护，也是因为庞德本就坚持只有国家才能控制税收和信贷，并且经济政策应该惠及百姓，而不仅仅是小部分特权贵族和官僚。庞德认为，过分注重利益，尤是个人私利对于整个社会是无益的。统治者应当以百姓的福祉为己任，以天下大义为最高目标。庞德对于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深恶痛绝甚至让他从常被视作昏君典型的隋炀帝身上都到了闪光点。“创造财富的国家应该因此负债吗？这就是丑闻；这就是吉里昂。这条运河依然静流到杭州，尽管那老王为享乐才修建了运河”。吉里昂是希腊神话中的妖魔，这里被庞德用于指代吃人的高利贷制度。相比之下，即便是作为帝王工程的大运河，毕竟还有福泽于民的一面，不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只会产生“高利贷－负债－战争”的恶性循环。在“王座诗章”中，庞德对康熙的《圣谕》赞赏有加，尤其是其中“务本业，以定民志”让庞德抓住了儒家经济观的核心。“本业”即农业，或生产业，庞德认为只有重视“本业”才能确保社会的安定，而诸如高利贷之类的“非本业”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能带来的只有贫富分化和战争。庞德用基于道德的儒家经济观来批判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制度，目的其实仍旧在于消除战争，拯救堕落的西方文明。庞德的经济学理论常被经济学界嗤之以鼻，因为他确实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缺乏系统和深刻的认识，尤其是他对货币的认识仍旧非常浅显。但姑且不论庞德心中的儒家盛世能否在西方重建，至少庞德从儒家经济观中找到的“以民为本”等治世原则是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的。
四、结语
庞德的一生毁誉参半，他对诗歌的革新让20世纪初的英美文坛面貌焕然一新，堪称英美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而他带着诗人的天真和热情投身于政治和经济研究，却让他的后半生饱受苦难但不论庞德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怎样的客观事实，我们都应当关注下庞德的出发点，即消除战争，拯救堕落的西方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庞德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的文人。像庞德这样全面和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并亲自投身政治经济改革的，的确是绝无仅有。在正视庞德错误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钦佩庞德卓越的眼光和海纳百川的气度。西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和硝烟中变得苍白而无力，于是庞德以极大的毅力转而研究陌生而庞杂的东方儒家哲学，并将儒家思想中的许多重要原则融入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庞德希望用这套理论来在西方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儒家色彩的“伊甸园”。我们可以说庞德失败了，因为他的理论从未能真正被用于实践。但我们也可以说庞德并没有完全失败，因为庞德的政治经济思想中所借用的“中”、“诚”、“仁”、“义”以及“民为本”等儒家原则时至今日依旧是治理国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并不会因为政体的不同亦或时代的变迁而过时，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述而已。庞德是一个“烈士”，一个倒在了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路上的“烈士”，他的确犯了许多错误，但他的努力终究为后来者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庞德无愧于那个时代的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