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迄今，任继愈先生(1916．4．15—2009．7．11)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学者之一，他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很多，发表了多种专著、论文，主编了全国大学哲学系通用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本文拟初步探讨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学术成就与研究进路，思考其对后学的启示，并以此初步总结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宝贵经验。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科创新与对子论
任继愈自20世纪50年代即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他在晚年回忆道:“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①。在建国后的十多年间，任继愈写了《老子今译》(1956)、《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1956，与汤用彤先生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1956，与石峻、朱伯崑先生合著)、《墨子》(1961)、《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1963)、《韩非》(1964)等著作，发表《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1955)、《魏晋清谈的实质和影响》(1956)、《禅宗哲学思想略论》(1957)等论文多篇。1963年，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当时组织者要求，既要注意政治性和革命性，又要注意知识性和科学性，并使两方面较好地结合起来②。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主线、内容、方法和原则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既集中了编写者群体的意见，也体现了主编任继愈的学术思想和哲学史观。
这部教科书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封建社会又分为确立时期、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建立和发展时期、封建国家长期分裂门阀地主阶级统治时期、统一封建国家重建与地方割据时期、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加强和巩固时期、没落时期六个阶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这一斗争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奴隶社会表现为唯物主义“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反对宗教迷信、天命观和为之论证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斗争。在封建社会确立时期，出现了学术繁荣百家争鸣，各派各家之间有继承、有批判、也有发展。荀子和韩非的学说是新兴地主阶级对其他阶级的最后清算。直到秦汉统一，政治上中央专制集权的王朝巩固后，才把孔子思想定于一尊，加强了思想的统制，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地主阶级在与奴隶主阶级反复斗争中不断壮大，反映地主阶级利益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也是在与唯心主义反复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的③。两汉今文经学解释经文有严重的迷信思想，到了西汉末年，今文经学与谶纬迷信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神学经学。与今文经学对立的古文经学具有反对谶纬迷信的特点。由于今文经学是官学，国家的太学中经常有成万的学生学习那些充满了宗教迷信思想的经典;古文经学是私学，不为朝廷所承认。
到三国时期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才告一结束。魏晋玄学，是在魏晋时期地主阶级中寒门庶族与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南北朝时期，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阵地转移到佛教与反佛教的斗争。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唯心主义体系，在隋唐时期有所发展，形成影响广泛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的唯物主义仍然没有超过王充、范缜以来的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阶段。在宋、元、明、清中央专制集权主义的条件下，产生了理学。理学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家完整的哲学学说，它是我国特定时期的哲学史断代的统称。理学是地主阶级的哲学，理学的不同的学派分别代表着地主阶级中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阶层的世界观④。这种分期显然基于他对哲学史的特定认识，是紧扣全书主线的。从篇章内部结构看，该著将各家哲学一般分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历史观四个部分论述。全书坚持阶级性，党性，斗争性三个原则，深入分析各派哲学的阶级属性，坚持哲学的党性，坚定站在唯物主义一边，对唯心主义进行揭露和斗争。由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贯串其中的主线，这种哲学史体系被习称为对子论，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史领域的主流观点。
《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首先，力求以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突破了此前影响很大的胡适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研究与冯友兰以新实在论为指导的研究，使本学科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正如任先生所讲，“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有影响的时代思潮。马克思主义方法是观察社会、研究历史的一种崭新的工具”。“马克思影响新中国，靠的是他的学说的真理性，靠的是辩证法。这用在史学上作用也很明显，自从有了唯物史观这一观察社会的新的工具，史学(研究)面貌就大不一样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出现了一批改变了中国历史学术的杰出人物”⑤。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普及的情况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和术语解读了中国哲学史，这对于人们能初步读懂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发生兴趣，起了很大的作用。再次，不是孤立地考察哲学史，而是注重哲学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发展的联系，特别注重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寻找哲学产生的根源。任先生指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从文化的整体、社会的整体看问题，而不是孤零零地看一个问题，从整体、全局看局部，跟站在局部看局部不一样”⑥。第四，继承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做法，着力挖掘了一些历史上不为人重的“异端”哲学思想，彰显了他们的价值，同时，也挖掘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中长期被淹没或忽视的那部分内容;最后，不囿于历史成说，不照搬前人，对原始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史界包括任继愈反复检讨了“对子论”的不足，主要有:对当时作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准确、不够深入，特别是把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日丹诺夫的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定义⑦作为研究哲学史的唯一指导方针，不允许讨论商榷⑧;把唯物和唯心的定性本身当作价值判断，唯物主义就表彰，唯心主义就批判和否定⑨，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哲学家和哲学成果作为错误荒谬的唯心主义加以否定，由此将之定为反动腐朽的剥削阶级和没落阶级的思想进行批判，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作为资产阶级偏见作了否定，对之只讲斗争，不讲吸收，以实现文化上的“彻底决裂”，怕背离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会挨棍子⑩;在方法上，仍然采取“反向格义”瑏瑡，即把涵义丰富的中国哲学概念简单转换成西方哲学概念，如气是物质，道是规律，理是原则，心、性、情是意识等等，很不准确，造成误解，实际上并没有走出以西方某一种哲学为范式的初始研究阶段。以笔者管窥，该书的局限性有:第一，历史背景叙述占了很大的篇幅，这类叙述和分析集中于阶级关系，忽视了其它社会内容，篇幅虽大却不全面，写的像是“阶级斗争决定哲学的历史”。第二，有些论述，缺乏对历史上学者的思想作整体、深入的探讨，割裂中国哲学原著，使之就范于自己构筑的框架。第三，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公式来套，缺乏对社会关系和哲学的真实联系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例如对魏晋玄学分析说，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代表统治阶级的上层当权派，何晏、王弼以无为本的贵无哲学是当时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后，开始走向堕落的世界观瑏瑣。贵无论崇尚虚无，“以无为本”，是由于他们坐享剥削的成果，用不着费一点心思。类似这样的分析书中不少，往往流于牵强附会。时代局限性即时代对人的规定性，是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避免的，能否随时代前进而实现自我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的学术态度与人生态度。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子论与圆圈论结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眼界渐次开阔，思想获得解放，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步呈现。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任继愈宝刀不老，与时俱进，写了《老子新译》(1978)，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已出三卷)、《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已出四卷)等著作，发表了《论儒教的形成》(1980)、《儒教的再评价》(1982)等论文。这一时期，哲学界对日丹诺夫的定义进行了反思。尽管还有人坚持他的定义，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之取否定态度，主张以列宁的哲学史定义取代它。所谓列宁的哲学史定义，即《哲学笔记》中讲的，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并认为“全部认识领域”，包括“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加上“心理学”和“感觉器官的生理学”，“这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根据列宁所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瑏瑧，人们将其称为圆圈论。圆圈论者主张哲学史是人类的认识史，由此，研究的时代上限也不应再是阶级社会的产生。
任继愈提出，哲学史是认识史，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这两个说法本来是互相补充、并不排斥的。他采用两者结合的定义，把对子论与圆圈论结合，主编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体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与人类认识史相统一的哲学史体系建构思想。
新的体系是对原有体系的突破和匡正，是很大的历史进步。任继愈作为对子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没有完全坚持自身的原有观点和体系，采取了自我突破的正确态度，并非偶然。早在1957年，任继愈就委婉提出，日丹诺夫“定义”有三处“不够全面”:哲学史仅仅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就会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留下了空白点，因为照目前一般的理解，社会历史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唯物主义;遗漏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这个对子;没有给唯心主义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当时还提出:唯物主义学派经常反映进步的阶级，唯心主义经常反映没落阶级的利益。但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往往出现了例外。比如老子、庄子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但他们是没落的阶级;孟子、荀子都反映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唯物主义;墨子本身是同情劳动人民或接近劳动人民的大思想家，但他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这样一不小心，就会使哲学思想(特别是世界观方面的根本分歧)和进步或落后的阶级利益发生脱节的现象。也有的哲学思想家，像宣扬“白马非马”的公孙龙学派，就很难找出他反映的是什么阶级的利益。他甚至说，很可能我们分析了的思想家，说他代表某阶级，而将来历史证明这个“阶级”根本不存在。因此他主张对子论与圆圈论结合，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中国哲学发展史》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突出表现在:第一，原来的大量被批判斗争的对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肯定，中国哲学中丰富的宝藏得以展现，使人们认识到其中蕴藏的哲学智慧能够为我国的现代化提供文化资源，历史虚无主义得到很大的克服;第二，分析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再仅仅集中于阶级斗争，而是从生产力发展、民族大融合、地区大开发、文化大交流，思想大开放等多角度展开与深入;第三，把中国哲学发展作为一个总的过程考察，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探寻中国哲学认识发展的规律。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迅速发展，人们也较快地发现了该著的不足，例如，由于论述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由集中于阶级斗争扩展到其他方方面面，务求全面详尽，使背景分析所占篇幅更大;按照列宁定义，哲学史是认识史，于是原始社会也就有哲学，该著第二卷(秦汉卷)共十五章，其中有七章明显地不属于哲学史范围，书中所介绍的政治思想、宗法思想、史学观、自然科学，属于中国认识史的研究范围，但把哲学史简单地等同于认识史，这些内容就都被塞进了大哲学史的体系中。笔者认为比较明显的还有，该著坚持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把具体科学作为哲学进行理论升华的基础，为此罗列了不少具体学科的知识，却没有寻找出二者深刻的内在联系;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解得过于刻板，哲学当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但据该书所示，哲学家提出其哲学思想，是自觉地、直接地为政治服务，把哲学这种离基础较远的、间接对基础发生作用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讲成了直接进行政治活动的政治谋略。
任继愈的新著推出前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者，大多走向以列宁的“哲学史是认识史”为指导。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以列宁的指示为指针，努力去探索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圆圈”瑐瑢，成为圆圈论的代表;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1983)、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史》(1987)、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1989)、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1989)等则另辟他途，根据列宁“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瑐瑣的论述，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的范畴，取得了一批重大的学术成果。任继愈在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的八十年代，老当益壮，以《中国哲学发展史》展示了新的学术成就，表现出决不固步自封，勇于不断攀登新高峰的可贵学术品格。
三、对后学的启示
任继愈穷毕生精力，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对中国哲学、文化的振兴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给后学以多方面的启示，择其要者有:
第一，早在1957年，任继愈已对日丹诺夫定义提出质疑，为什么他最终还是严格按照日丹诺夫的“对子论”主持编写了《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呢?后来黄平深入研究过这类现象，指出，50年代以后，中国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进入逐渐在他们自己不同程度地参与下建构起来的新型体制之后，由于单位制度与思想改造而被纳入了双重的非知识分子化的制约性转换之中，而且，也是同样重要的，他们仍然在这种特定的环境条件下，通过自己的有意图有目的的互动行为，加入到规则的确立和遵从、话语的主导与认同之中的瑐瑤。从长时期来看，当时的主持者虽持宽松态度，后来却被斥为，为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任继愈身处其境，不可能感受不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氛围。
第二，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任继愈研究中国哲学史始终坚持的原则，贯彻这一原则，必须正确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才不至于把日丹诺夫一类人的观点不加怀疑地当作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任先生并非没有怀疑，并且提出过自己的质疑，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坚持日丹诺夫的观点，在当年，这种思想无疑占了上风，加上学术与政治混淆，深入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成了难度很大的事，必须具有巨大的理论勇气。
第三，研究中国哲学史，要从中国哲学的实际出发，要立足于对文献资料的解读，要充分把握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发掘出其自身的思想蕴含，而不应该从定义出发，不应该把经典作家对西方哲学的结论照搬到中国哲学，不应该削足适履地将其纳入先行设定的范式、框架。1950年代曾有人提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具有重大不同，受到了任继愈的驳斥，说“这种看法，表面似乎认为中国哲学有它特定的范围，但实质上却是认为中国哲学有它特定的对象;结果，这就会引导到怀疑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哲学的对象的问题”，“这样就会由于强调了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性，以致脱离了哲学的轨道，走入歧途”瑐瑥，这导致了割裂中国哲学以就范于西方哲学模式。后来，所谓列宁定义又遇到了新问题，“哲学史就是认识史”，把大量的非哲学的认识拉进了哲学史。特别是很快又有学者提出列宁未发表的《哲学笔记》并非是给哲学史下定义，列宁定义原版翻译不准确等问题，使找到的新“定义”又引起新的麻烦。而另有研究者则开始从中国哲学的实际出发，探寻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实现了新突破，进入了新阶段。
第四，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特点，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系统，她的形成，是吸收融会了人类认识的大量优秀成果，形成以后，还要吸收人类文化成果发展自己，以永葆其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包括继续吸收中国哲学的优秀智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也要吸收别派的研究成果，这就要求积极展开对话，在使中国哲学研究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自身。那种否定历史上的哲学，否定别派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的做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本性不相容的。黑格尔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瑐瑧。他还提出，哲学史也是哲学。哲学随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发展，没有完结，哲学史随历史发展而重写，也没有完结，哲学史的不断重构重建，对推动哲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