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内外政治压力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对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可以增加我国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使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减少我国产品的出口量，同时人民币升值会使美国出口到我国的产品价格降低，两者相互作用会减少美国对我国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我国由于长期“双顺差”，外汇储备丰富，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人，人民币升值意味着美元相应贬值，无形中减轻了美国的外债负担。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也在倒逼着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国内出国需求日益膨胀，主要包括出国留学需求、出国旅游需求等，人民币的升值有利于出国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国内进口需求日益膨胀，主要包括对国外奢侈品的需求等，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奢侈品第二大消费国。有这两类需求的人群日益庞大,他们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力不容小看。在国内外政治的双重施压下，人民币升值也就不足为奇了。
2.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原因分析
2.1货币供应量增加
首先，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储备激增是造成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存在“双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而且我国已将经常项目强制结汇制改为意愿结汇制，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本外币正利差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将外汇结汇的意愿有所增强，从银行购买外汇的意愿总体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外汇占款逐年增加，由2001年12月17856.43亿元增长到2013年12月为286303.83亿元，涨幅达15%，所以我国被动地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其次，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推动作用是另一个原因。考虑到市场主体心理因素的影响，人们会对持续而明显的人民币升值作出继续升值的预期，人民币升值以及升值预期的强化将导致国际资本不断涌入我国，从而人民币货币供应量被动增加。最后，信贷膨胀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据有关数据显示,自雷曼倒闭以来,我国的信贷规模从9万亿美元升至23万亿美元,在短短5年中复制了整个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的规模。信贷占GDP比值在5年间从75%上升至200%，而美国次贷危机及日本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前该比值约为40%。信贷规模的急速膨胀转变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而推动物价上涨。
2.2输入型通货膨胀
首先,美元贬值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近几年来，美国四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元因超发而逐渐贬值。众所周知，目前，美元在国际上起着“世界货币”的作用，美元的贬值使得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商品价格上涨，进而使我国的进口成本增加，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其次，通过成本传导途径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我国目前已成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据海关总署的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大豆进口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进口量相比2004年增长189%。2011年，国内大豆产量仅为1449万吨，大豆对外依存度达到80%。”可见，我国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豆的进口大国，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及主要粮食品种等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增加了我国进口这些商品的成本，这些增加的成本通过产业链的下延，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2.3劳动力成本增加
CPI上行的推动因素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食品尤其是粮食的价格上涨，我们在开篇即提到了：从2006年起,食品价格指数逐年涨幅为2.3%、12.3%、14.3%、0.7%、7.2%、11.8%、4.8%，其中多次破“十”。而粮食价格上行的本质是劳动力成本的持续增加。2011年5月8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2004年以后出现的民工荒是农村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拐点。越过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求结构变化造成劳动力成本持续增加，最终推动物价上升，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3.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政策建议
为解决这一矛盾，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大的方向入手进行调整，以实现经济均衡，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首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德国和日本的企业都曾经历过幅度更大、周期更长的本币升值，但出口竞争力却未受到很大影响，关键在于其外贸企业适时进行了结构升级换代，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我国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关键是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并形成相应的激励政策，真正解决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不足、信息不足、人才不足等“短板”，变“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动力，摆脱传统的倚靠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经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其次，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力度。国际游资对我国的冲击可以说是造成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的“罪魁祸首”之一，不仅使我国资本项目持续顺差，而且“热钱”的大量涌入炒热了我国的房地产等行业，哄抬了物价，助长了通货膨胀。各国应对国际游资的经验主要包括资本管制、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以及重视加强对国际游资监控的国际合作。在此背景下，我国应该逐步放开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扩大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加强资本管制，坚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建立资本流动风险的监控体系。最后，外升内贬多种政策结合控制物价上涨速度，防止人民币对内贬值速度加快。其一，鉴于我国通胀的结构性因素，要多渠道增加粮食的供给，在保证国内正常需求的条件下，适当控制粮食的出口，缓解粮食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其二，效仿美国向低收入者发放粮食券的做法，采取收入调节和价格补贴的政策，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其三，控制信贷规模，防止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
作者：田捷 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