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群众路线”智慧的集中体现，对人心向背在历史兴衰和推动政治社会生活进程中的巨大作用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其重民、贵民、为民、裕民、从民、顺民、信民、畏民等主张，闪耀着历代哲人先进思想的光辉。我们党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从传统民本思想中汲取了大量精髓，通过积极扬弃和超越创新，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使传统民本思想彰显出新的时代价值。
一、文化源脉：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群众路线”智慧是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重要思想渊源
民本即“以民为本”。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便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提出一系列民本理论，汇成一股激昂奔腾的思想大潮。秦汉以来，这一思想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理念。１．传统“重民”“贵民”思想体现出对民众历史地位和力量的重视。中国自夏商周时期开始出现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主流思想的民本思想，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民众对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主张“重民”“爱民”，并逐渐成为了统治者用以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这一方面是出于统治者对民众力量的认可与敬畏，另一方面体现出对百姓的关怀关爱和以百姓心为心的人文关怀。至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频发和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民众对社会政权稳定的作用充分显现出来，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１］６１。孔子的“仁爱”学说和墨子的“兼相爱”［２］６７观点都强调统治者应当与百姓均事业、共劳苦，体察民情、爱惜民力。荀子的“民水君舟”［３］３５７、孟子的“民贵君轻”［４］５７３思想无不强调民与君的辩证关系。到西汉时期，贾谊提出民为国本为君本为吏本，揭示了民众于国家、于统治者的根本性作用。而唐太宗李世民亦从“民水君舟”的历史现实中洞察到群众所蕴含的令人生畏的巨大力量。２．传统“为民”“裕民”思想体现出对民众生存权利和物质利益的重视。中国“为民”“裕民”思想的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尚书》中的“裕民”“惠民”观点、《周易•益》的“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观点，都认为重视民众利益是德政的前提。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思想家们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思维视角出发论述了这一思想。孔子以“裕民”为仁政的前提，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５］２６８的论点，主张民富才能国富。孟子、荀子、管仲也持相同观点，“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６］２６１，宜“以政裕民”［３］１１６。西汉时期，贾谊提出应通过积贮的方式达到富国民强。司马迁则反对与民争利，主张应顺应民众追求富足生活的期盼。晋至隋唐时期，轻租税的要求更为突显，民本思想家大都反对厚敛重租，认为唯有薄敛才能富民安国。３．传统“从民”“顺民”思想体现出对民众意愿和主张的重视。《尚书》曾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７］２２９，认为上天是以民众的视听作为标准来考察统治者的政治得失的，统治者应当尊重并满足民众所想所愿。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４］８５，即统治者决策时不可妄断，而应充分听取民众意见。北宋理学家程颐强调施政之根本在于顺民心、厚民生、安民愿。明末清初，无论是王夫之的“人之所同然者即为天”［８］思想，还是黄宗羲的“君臣公器论”①，都强调君须为民服务、以万民忧乐为治乱标准的思想观念。对于视民众为统治者对立面的“民岩”说，王夫之认为“民本非岩，上使之岩”［９］，统治者只有体恤百姓疾苦、保障民之所依，才能与民众相依以立、同气同伦。４．传统“信民”“畏民”思想体现出对民众监督和制约作用的重视。“信民”“畏民”首先强调民众的监督制约对国家兴亡、君主统治的重要作用。因为民众的监督可以促使统治者自查自省，及时改错、纠偏、补漏。如孔子认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１０］２９０；荀子提出只有“兼听齐明”才能“天下归之”［１１］１５７；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民心之大同”［９］。其次是提出要实现真正的民众监督，施政者就必须以德为政、从谏如流。如“纳谏为圣，拒谏为昏”；惟有“以政为德”［１２］２９４，才能使“君子迩而小人远”［３］２７３。第三是臣民应当及时劝言进谏，这既是臣民对君王的责任，也是国民对国家的责任。孔子认为，为臣为民之道在于对君主应犯言直谏，不能欺骗；荀子则将能“谏、争、铺、拂之人”称作真正的“社稷之臣”［８］１６６。这些思想归结起来，就是将民众监督视作“治道的民主”，通过深刻地阐释民众监督对定国安邦、内圣外王的作用，达到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目的。
二、精髓传承：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群众路线”智慧的集中表现，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带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其蕴含的重视民众力量、民众利益、民众意愿、民众监督等主张，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与文化传承。１．“相信、依靠、联系群众”观点继承了传统“重民”“贵民”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和核心内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１３］１５５我们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信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以人为本”“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民水君舟”等传统民本思想，无不强调“人”或“民”对国家对施政者的重要作用。欲求木之长者，必先固其根本。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清醒地认识到“万事民为先”“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朴素道理。对于群众所蕴含的巨大力量，毛泽东曾明确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１４］１３９“重民”“贵民”的传统民本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就是一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群众中汲取智慧、汲取力量，始终将“把握好群众期待的脉搏，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１５］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奋斗目标。这一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和被接受的基础。这既是传统民本思想在新时代的崭新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必然要求。２．“实现群众利益”观点继承了传统“为民”“裕民”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富国强”“以政裕民”等传统民本思想，都强调民富是国富的前提，欲使国家富强，必先实现百姓生活的富足安康。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始终牢记“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人处理利益问题的根本原则”［１６］。只有“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１４］１３８，才能获得群众的拥护。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人民是一切的母亲”和“党的优势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的著名论断”［１７］。由此看出，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其群众路线的灵魂在于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会变得毫无意义，这就决定了群众路线的根本归宿是“为民”。它不仅继承了“为民”“裕民”这一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而且将为政富民思想扬弃为“利为民所谋”思想，传统民本思想由此与党的群众路线产生共鸣。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继承了传统“从民”“顺民”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党开展群众路线的工作原则和永恒依靠。传统“从民”“顺民”思想强调民意不可违，否则有违天意；只有充分听取民意、尊重并满足民众所想所愿，才能顺民心、厚民生、安民愿，实现政通人和、国运昌隆。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仅充分重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巨大力量，而且找到了怎样把这种力量凝聚发挥出来的科学的领导和工作方法———“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１８］８９９这是我们党一贯的工作作风，也由此在传统民本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之间搭起了一条理论和思想的通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１８］７９０。因此，在感情上要尊重群众，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行动上要走近群众，深入群众调查，倾听群众意见，吸取群众智慧，虚心向群众学习；成果上要依靠群众，根据他们的需要、意见、建议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惟有如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和自觉行动，党的群众基础才能扎实而牢靠。４．“受群众监督，对群众负责”制度继承了传统“亲民”“信民”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和有力保障。传统的以言“兴邦、丧邦”“民心大同”“廉为政本”等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民众的谏言和监督制约制度对国之兴亡和王之治理的重要作用。“受群众监督、对群众负责”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和有力保障，不仅承继了传统“亲民”“信民”思想的精髓，而且将对君王负责扬弃为对群众负责，将清官廉政、明哲保身意识扬弃为公仆意识，将基于所谓政治施恩让步的“让民监督”转变为以民为本的“由民监督”思想，将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爱民论”，从而在继承的基础上突破了“民以君为主”的传统民本观的樊篱，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历来将人民群众的监督当作党保持自身肌体不受侵蚀并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１９４５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世纪谈话”中，毛泽东认为民主监督［１９］１４４是一条可以跳出“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也一再重申“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２０］３３２。我们党几十年的执政实践已充分表明：什么时候坚持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我们的事业就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会取得成功；什么时候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受到损失。
三、理性扬弃：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超越与创新
１．坚持依靠群众的根本立场，是对传统民本思想所维护的剥削阶级立场的本质超越。站在何种阶级立场，就会形成何种思想认识；代表何种阶级利益，就会形成何种政策主张。从先秦至晚清，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家和政治家，或从属于奴隶主阶级，或从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或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共同点是都从属于剥削阶级。这些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始终处在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相互对立状态。从本质上说，这些思想家们提倡以民众本身作为理论思考的逻辑起点，其根本目的在于缓和阶级矛盾，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政权和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民本”不过是御民的手段罢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那就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２１］８０。“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群众路线的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２２］。我们党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站稳了群众立场。传统民本思想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但其所处的剥削阶级立场和所尊奉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也必然决定了他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公仆自任，用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人民利益得到最大实现、生活水平极大改善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党的群众立场的无比正确性，也进一步突显了党的群众路线在阶级立场问题上与传统民本思想的霄壤之别。２．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对传统民本思想所坚持的君主皇权本位的本质超越。由于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性差异，因此，两者对于国家主体地位的认识也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君权神授”思想，强调皇权源于天授，“君”是统治阶级、是主导国家社会发展的主体，而“民”则是“君”的子民，属于被统治阶级，不具有主体性。虽然封建统治者承认民众对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且采取种种措施满足民众的生存权和其它物质利益，因应民众的监督和反馈调整施政方略，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民众只能通过君为己做主，而不能实现自己做主。这就注定了传统民本思想无法突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剥削关系和封建统治桎梏的重大缺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强调历史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历史，决定历史结局的是人民群众。与传统民本思想家终始奉行“君王”本位，否定民众作为社会实践主体和历史主体功用的思想有着本质区别的是，我们党的主权在民思想，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权力的本质认识，也是共产党人权力思想的逻辑起点，这在民本思想鼎盛时期的封建社会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党的领导人不仅在革命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２３］４４３的真谛，而且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出对人民群众力量的高度重视，将其视作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以及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所取得的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更是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从本质上突破了传统民本思想局限的最好注脚。３．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传统民本思想所服务的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取向的本质超越。一定的理论表达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取向。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思想都包含有满足民众需求、保障民众利益的重要内容，但二者的根本出发点却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的“家天下”思想及“君臣”“君民”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传统民本思想产生、存在、发展的历史依据和动力源泉。虽然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主义倾向，并从各种角度论述了满足民众利益诉求于国于君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利益诉求；但中国古代封建君主制“主权在君”的本质，决定了这些思想不可能冲破封建意识形态的范畴，真正代表民众的根本利益，其实质不过是官本位的变种。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必须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由此获得发展的动力源泉。“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２４］２８３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历史使命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１８］１０９４。“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现在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是这样”［２５］１５４。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将自身建设融入为民解放和为民服务之中，充分地证明了党的目标追求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是完全一致的。党的群众路线将价值取向回归到“人”、回归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身，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以统治阶级利益为纲的思想局限性的根本性超越。
作者：舒隽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