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陆儒学在日本中世时期成为贵族阶级的消闲文化与风雅附庸。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律令制国家建设告停，使得儒学在日本政治功利作用不再。另一方面，由于用意于宣扬日本国威的《日本书纪》未能在海外一炮打响，从而削弱了日本贵族阶级曾以儒学为邦家经纬的信心与信念，致使大陆儒学在日本长期冷落，直到江户时期才又风生水起。
[关键词]大陆儒学；中世时期；日本；律令制；《日本书纪》
日本平安朝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营原道真上摺《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奏请朝廷不再遣使入唐。京都朝廷遂于是年九月三十颁旨罢停遣唐使。自此伊始，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交往从原先的官派使团改为商船私渡的民间交流形式，来华日本人的主体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换言之，在后遣唐使时代，跨海前来者多为日本僧人而非先前的贵族知识阶层。由于遣唐使已经废止，京都朝廷的官吏当然不再渡海前来，但是，像当年安倍仲麻吕、橘逸势一类的留学生，这些日本贵族阶级的知识精英，曾为遣唐使时代担纲文化传薪者的重要群体却也在后遣唐使时代声名不再，基本上销声匿迹。这一现象可谓饶有兴趣，值得探析。
一、自圣德太子摄政始，一直到奈良时期，日本最感兴趣的大陆学术不外有二，一是佛学，一是儒学。日本最早的遣唐使(彼时应称“遣隋使”)就是为求佛教而跨海前来，《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倭国传》日：“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日本国学大家本居宣长亦证其实，《驭戎概言》称：“及至圣德太子听政时，所遣多为求佛法之使节。”既然圣德太子堂而皇之地冠以求佛法之名，那么，遣隋使在大陆中国拳拳于佛教经籍的搜求也就自然与必然，这也决定了7世纪时期的汉籍东传最受注重、亦属数量最多者乃是佛教经籍。事实上，在整个7世纪时期，日本遣唐(隋)使从大陆中国负笈东归的主要也是佛教经籍。撰作于天平二十年(748年)六月的《写章疏目录》，其所录记的正仓院的藏书，十有八九乃是佛教经籍。
迨8世纪，即平城迁都后的奈良朝，时为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创建时期，作为中国主流学术思想的儒学，已在日本被视作经世致用之学与治国方略而大受尊崇，乃至大和朝廷专门遣使入唐学儒，《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日本传》记日：“开元初，粟田复朝，请从诸儒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贸书以归。”
在如此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以推进律令制国家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奈良时期大陆的佛教经籍继续流向日本，但在汉籍东传中，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国的经史子集已取代佛教经籍成为遣唐使负笈东归的首选对象。至少可以说，在律令制国家建设时期，就大和朝廷对汉籍的价值评估而言，比之佛教经籍，显然是大陆的儒家经典更受欢迎。
在整个遣唐使时代，日本从大陆中国获得多少佛教经籍以外的汉籍?我们可从成于宽平年间(889－897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得知大概。清河天皇贞观十七年(875年)冷然院失火，致使诸多图书被焚。火灾过后，藤原佐世奉敕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明劫后幸存的官藏图书数量及部类。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载，当时官藏图书中经史子集类的汉籍计1486部，凡16734卷。
从《隋书》记载的大业三年(607年)大和朝廷第一次派出遣隋使到《写章疏目录》撰成的圣武天皇天平二十年(748年)，在这140年间的正仓院藏书中，佛教经籍以外的汉籍惟是43种、232卷。但到9世纪，经过火灾之后，冷然院幸存下来的经史子集仍有1486部、16734卷。如此巨大的反差，正是奈良朝以降大陆儒学风靡日本的有力脚注。
在奈良朝大陆儒学何以风光如许?窃以为，一方面是出于律令制国家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日本与大陆中国交往日多，在对华夏文明当时所达到的高度叹为观止的同时，也在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从而也拓展了日本贵族阶级的理性视域，这正是儒学何以后来居上超过佛学令日本贵族知识阶层兴趣盎然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遣唐使于汉籍兴趣的转移，从超然物外的佛教经籍到经世致用的儒家经典，这也表明日本贵族阶级社会使命感的唤起；表明这个阶级正在成就而且还在继续律令制国家建设的宏伟事业。
但到晚唐以后，日本与大陆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主体却是僧人而非先前的贵族知识阶层。在公元838年最后一次遣唐使入唐之后至李唐王朝寿终正寝的公元903年，此间，人唐的日本人不是僧侣者，惟有《三代实录》记载的公元847年6月“伊予权掾大神己井、丰后介多治安江人唐求香药”这一条。
五代时来华的日本人，见于史载的也就是宽建及其随行的从僧超会、宽辅、澄觉、长安数人，还有就是天庆年间(938－946年)前来吴越国的日延，这些人无一例外俱是僧人。
迄两宋，《宋史·日本传》记载的人宋日本人，不是僧人就是商人，未见有如遣唐使时代的“留学生”或“请益生”之类的贵族知识分子人宋的记载。
可见，9世纪后日本对大陆儒学已无先前的着迷与热切，事实是大陆儒学已成贵族社会的消闲文化及贵族阶级的风雅附庸。对此现象，合理的解释就是晚唐以后大陆儒学在日本已魅力不再，它对天皇制国家政治的作用和影响亦大不如前。
二、大陆儒学在日本中世时期的沉落与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的盛极而衰有直接关系。7世纪初，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与“官位十二阶”的制定推进了古代天皇制国家中央集权制的发展。中央集权制的推行与强化可视为日本律令制国家创建的前奏与序曲。在圣德太子积极推行的与中国通交的外交政策下，遣唐(隋)使的到来使大陆中原王朝的律令制度得为日本的大和朝廷师法与效仿。日本经历了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与公元672年的“壬申之乱”后，天皇的权威终于确立。《净御原律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的相继颁布，加上《班田收授法》的实施，发轫于圣德太子摄政时代的中央集权制至此可谓大功告成，天皇确立了其国家权力的最高地位。所谓古代日本的律令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确保天皇权力的至高无上及其权威的不容挑战，中央集权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手段。此前，所谓的天皇，只能说是“统而不治”，处处受豪族牵制，尊贵固然尊贵，但无权势，惟在“大化改新”之后，准确地说，则是公元661年天智天皇登基以后，日本天皇才有可能让自己的意志在国家政治中自由体现。虽然到了平安时代，藤原家族借摄政关白之名朝纲独揽，天皇又被冷落一旁，但那是后话。
在圣德太子推行中央集权制的7世纪前期，以及后来古代律令制国家的创建过程中，大陆儒学一直被奉若至宝。自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儒家在中国基本上就一直是国家权力运作的主导思想与指导学说。董仲舒之后，曹魏时期如此，两晋如此，李唐一代亦然。推行中央集权制也好，建设律令制国家也好，毕竟东瀛日本奉为圭臬的乃是李唐王朝。李唐王朝既尊儒学为治国方术，日本又岂有不重儒学之理。于是，也就有史书上的唐开元初日本遣使来朝请儒士授经的记载。
在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日本向大陆中原王朝学了许多东西。如《隋书·东夷·倭国传》记载，其时日本地方行政建制方面，有“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和“十伊尼翼属一军尼”；宫廷礼仪方面的“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奏国乐”；还有《新唐书·东夷·日本传》记载的“其官十有二等”。凡此，都是古代日本对中国典章制度的师承与借鉴，俱与国家区域行政管理制度、礼仪制度及官吏升迁制度的建立、健全密切相关。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以上这些，或者原本就是儒家杰作，如朝会必设仪仗及奏国乐，即系儒家礼、乐之规制；或如国中置牧宰、里长，以及官设几等，致有上下位份、尊卑之分，此于殷、夏、周时期虽已有之，但到两汉之后，设官置县，更被儒家视作国家管理重要手段而用心经营，并成儒家思想极为重要的社会实践。
至于圣德太子本人，不仅对大唐王朝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国家权力运作形式充满兴趣，并加效仿，而且，更直接以儒家思想为日本政治改革的指导框架。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不仅用纯汉文书写，其行文及笔法皆形近汉书简，更有不少措辞系儒家典籍的翻版。应该说，从圣德太子的时代开始，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兴趣主要的是出于政治功利的目的。就为政者而言，对中国儒学的接受乃是出于中央集权制政治架构的需要，正是为此才特地遣使入唐，并“请儒士授经”。
但是，当日本贵族阶级的政治活力逐渐消退、始于7世纪中叶的律令制国家建设进程已告停滞的时候，儒学在日本也就失去了它的政治指导意义与作用，剩下的只是它的可用于消闲或帮闲的文化功能。当儒学不再被视为经世治国的学说，它的政治功利价值不再体现，剩下的也就只能是提高日本贵族阶级自身文化修养这方面的价值。换言之，日本的贵族知识阶层多视儒学的修习为个人文化教养提升的途径。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董仲舒废黜百家之后方有儒学独尊的局面，统而言之，就是汉学。儒学的修习被用作成就汉诗文的技法表现，彼时游宴唱和的诗文歌赋的诸多典故正是出自儒家典籍。
儒学在日本的受容与在大陆中国颇为不同。从圣德太子时代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平安朝，儒学在日本的定位都是泛政治的，是功利、实用的而非学术的。儒学在当时的日本远没有它在中国那样被潜心研究，日本真正像中国研究经史子集那样把儒学作为正宗学问进行深入研究的，那是在江户时代以后。
如果说，在日本效仿大唐王朝推进中央集权制政治进程的时代，儒学因其鲜明的大陆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指标意义而受青睐的话，那么，当儒学作为政治工具完成了其在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建设的历史作用之后，它的风光不再也就势所必然。
三、除了被国家权力政治所疏远的这一方面原因，窃以为，8世纪以后儒学在日本遭受冷落，还与原本用意于宣扬日本国威的《日本书纪》未能在海外一炮打响不无关系。
大陆儒学对古代日本的积极影响，除了表现在推进律令制国家建设的历史作用方面，还表现在古代天皇制国家的形象树立方面。至少可以说，大陆儒学对《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代日本国史与帝纪的推出是功不可没。即如天武天皇在敕令稗田阿礼诵习帝皇日继及先代旧辞时的诏文“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纬经缀纲”的儒家思想对古代日本国史修撰的鼓动与激励作用由是可见。
一般认为，日本8世纪前期的修史《古事记》的用意在于宣扬与彰显天皇的权威，与此相对应，模仿中国正史“帝纪”的体例编撰的《日本书纪》则刻意藻饰历代天皇，以向异邦夸示本国之开化，并藉此树立日本的国际形象。说当时的大和朝廷欲借《日本书纪》向海外宣传乃至宣扬日本，此话不假，但这意图却是产生在《古事记》出来之后而非之前。即《古事记》的成书未能尽人意于前，致是《日本书纪》再修于后。
作为日本人自己撰修的首部国史，《古事记》的面世无疑是意义重大。但是，从国史编修的角度看，《古事记》毕竟太过粗糙。它本身就有先天不足的一面。据《古事记·序》言，该书的编成只是舍人稗田阿礼“诵习帝皇日继及先代旧辞”，后太安万吕受命“撰录稗田阿礼所诵之敕语旧辞”，厘为3卷，遂成《古事记》。虽然太安万吕也“子(仔)细采摭”，但是，其所据底本或旧本惟是稗田阿礼的一家言，再怎么“子(仔)细采摭”，毕竟在甄伪与雠校方面难有更多作为，致是以讹传讹处所多出。另外，《古事记》采用的是和汉混合的文体，虽是用纯汉字书写，却是音训并用。文中汉字时而表音，时而表意，读来大是佶屈聱牙，且多有意思晦涩之处，太安万吕《古事记·序》言：“上古之时，言意并朴，敷文构句，于字即难。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即辞理叵见，以注明，意况易解，更非注。亦于姓日下，谓玖沙诃；于名带字，谓多罗斯。如此之类，随本不改。”说的是《古事记》用字孰音孰训的两难，然其顾此失彼的无奈与尴尬却溢于言表。
比起《古事记》来，《日本书纪》大是杂采各家，括正异同，致被誉为“日本之《史记》”。事实上，这也恰恰是8世纪时期的大和朝廷向海外推出的会是《日本书纪》而非《古事记》的重要原因，毕竟是后者不及前者。后人评曰：“《书纪》之文字，撰者尤费苦心，大抵言出有据。其典据广涉经史诗集，乃至《山海经》、《穆天子传》、《述异记》、《搜神记》之类的汉魏六朝杂著，尤以五经、三史、《庄子》、《淮南子》、《楚辞》、《文选》等援引最多。”
换言之，比起《古事记》，《日本书纪》更接近于正宗国史，日本需要借助它来提高自己在东亚的地位和声望，《日本书纪》确实也具备了为日本做形象宣传，向海外诸国夸示日本文明开化的资格。
但遗憾的是，《日本书纪》并未如当初大和朝廷所期望的那样让日本扬名东亚。《日本书纪》根本未闻见于大陆中国，更谈不上树立日本之形象。
《日本书纪》成书于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年)5月。既然当时的大和朝廷想借它提升日本在东亚的国际地位与声望，当它成书之后，大和朝廷当会尽快将其传向海外，尤其是传往大陆中原之地。最快，《日本书纪》会在圣武天平四年(732年)随多治比广成为大使的遣唐使舶人唐；再慢，也不至于错过孝谦天平胜宝二年(750年)藤原清河为大使的遣唐使船。即便说最初几次的大陆传输，俱因海上风云不测而致部分遣唐使舶大海沉没，《日本书纪》亦随之葬身鱼腹，然而，不可能永远是功败垂成，《日本书纪》总有随遣唐使踏上大陆中国的一天。但事实是大陆中原之地根本未见《日本书纪》的踪影。
如果《日本书纪》真在中国露脸，中国史籍最有可能述及《日本书纪》的应是《旧唐书》，此系最早撰修的唐代国史。并且，《旧唐书》修于五代天福五年(940年)至开运二年(945年)，已经是《日本书纪》成书之后的200多年。再怎么姗姗来迟，《日本书纪》总不至于折腾200多年还登不上彼岸。
自唐迄宋，正史著录有[日本传]的是新、旧《唐书》与《宋史》，即修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至开运二年(945年)的《旧唐书》卷一九六(上)《东夷·倭国／日本传》、修于宋庆历四年(1044年)至嘉祜五年(1060年)的《新唐书》卷二二零《东夷·日本传》、修于元至正三年至五年(1343—1345年)的《宋史》卷四九一《外国·日本传》。这3部官撰正史，最应载述《日本书纪》传来事的则是《旧唐书》与《新唐书》的[日本传]。但事实上《新唐书》与《旧唐书》并无《日本书纪》已见于中土的述笔，或是证有所佐。乃至《宋史》，亦没能寻见《日本书纪》的蛛丝马迹。不仅这一时期的官撰正史、实录未能寻见，就是笔记、杂史，若《义楚六贴》、《鹤林玉露》、《皇朝类苑》者，俱未见其迹。
从常理上说，作为为日本海外扬名的《日本书纪》，不可能不向大陆中国传输——如果奈良时代的大和朝廷要向海外夸示日本的国体和天皇的权威，那么它最为注重的“海外”无疑的就是大陆中原王朝。《日本书纪》也不可能传不到中国——虽有鲸波之险，然遣唐使船毕竟相继前来，其间，又何曾没有日本的撰著随遣唐使舶入唐，岂有惟独是《日本书纪》到不了中国之理?
然而，两唐书日本传却不见其踪影，也不见有相关的提示或暗示。这就说明了传人中国以后的《日本书纪》根本就没有像后来的宋雍熙年间裔然所献的《王年代纪》那样被收藏于内库，否则不会不为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的撰修者所用。如果说《日本书纪》确已传人中国却不被官藏，原因自然是它不入大陆中原朝廷的法眼。由于神武天皇之前的神代纪纯属神话传说，且应神天皇以前历代天皇的纪传虚构的笔法太过明显，这就首先使它不可能被视为信史。加之，它的天神创世和肇国神话的用笔意在宣扬日本、拔高日本乃至神化日本的目的也太过明显，这就更为执着于“华夷之辨”的大陆中原王朝所不容。绝在海外穷荒之地的化外蛮夷竟模仿中国正史“帝纪”体例编撰国史，将历代倭王藻饰得与中国帝王一般无二，不要说中央朝廷，就是地方官民也必定嗤之以鼻。这样的书在大陆中国遭受冷落并被弃之如敝屣也就可想而知，更不用说被拒于大陆中原王朝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大门之外，自然也就没能为中国史官所采用。
《日本书纪》没能在大陆中国一炮打响，这就相当程度地削弱了日本贵族阶级曾以儒学为邦家经纬的信心与信念。同时，大陆儒学对律令制国家建设的功利作用不再，加上遣唐使废止之后国风文化的悄然形成，凡此，俱使曾经对大陆儒学充满热情的日本贵族知识阶层在后遣唐使时代对中国游学兴趣索然，也使大陆儒学在日本经受漫长时期的冷落，直到江户时代才又风生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