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镇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多舛命运
2012年10月，上海市最早期的石库门样板被强制拆除，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地区，问题同样严重，以致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直言，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昆明大拆大建的方式拆除了许多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文化街区，这对昆明历史文化是毁灭性的打击¨9J。随着有形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消失，附着其上、以其为土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逐渐变了味道，众多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外衣的项目逐渐退变为表演节目抑或博物馆收藏，原本植根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无形要素渐渐被淡化。然而，与上述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及丽江、平遥等古城旅游开发经济效益的凸显，各地纷纷效仿，重视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打造，开始了各种以恢复该地历史上最辉煌的或最具代表的以文化为主题的建设活动，各种被重金打造的文化景观纷纷见诸报端。山西省大同市从2008年开始，历时五年，耗资百亿再造大同古城；河南省开封市从2012年开始，预计在4年内花费千亿打造北宋时期的“汴京”盛景¨；昆明市晋宁县在2012年10月26日破土动工了投资220亿元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城”，昆明市宣布要确保3年时间再造一个古滇国。在这些超大规模的文化复建背后隐藏的是堂而皇之的经济发展目标，传统文化被当成了生产资料，此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倒不是二元对立的了，也体现出了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对待文化遗产的乱象，即在凝聚了历史文化内涵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遭遇着不断被破坏的命运的同时，各地政府却忙不迭地耗巨资打造着“假古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主席在考察完我国之后便警示到，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建设有趋同的倾向，希望中国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要尊重城市原有的特色，尊重中国传统文化¨。30年问，我们经历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经济突飞猛进，作为城市内涵的文化特色却在逐渐消失，城市的历史文脉被割裂。文化遗产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城镇再造中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究竟应该处在什么位置，与其大肆新建历史文化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在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惯用的拆旧建新路线调整的合理性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并迫切解决的问题。
二、新型城镇化下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命题，是我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然而，近30年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两个极端的后果，即城镇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城镇面貌的快速趋同。工业的标准化被嫁接到城镇发展的必然后果是千城一面，无论产业结构抑或建筑形态是什么，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可以量化的物质形态的关注远大于其赖以发展的内化灵魂——文化。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通过多年对全球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跟踪调查发现，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人们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移，这一价值观转移的过程是以同时代“老一辈”和“新生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呈现出来的，即“代际价值观转移”。相较于过于追求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看中人的自我实现和情感归属。“中国尚未发展到其多数人口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视生存为不成问题的阶段”儿，也就意味着现阶段我们在物质生产资料上过分追求的合理性，同时也为我们指明，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现阶段所奉行的价值观是要被重估的。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城镇化。当宽敞的住房、明亮的厂房、便捷的交通、现代的通讯等物质需求的满足一应俱全时，代际价值观的转移是必然的结果，“后物质主义”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心理满足。这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并不妨碍我们用可持续的态度进行城镇化，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不能让这一历史时期努力追求的发展目标成为下一历史时期强力革除的现实对象，发展的目标要有前瞻性及延续性。后城镇时期，城市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哪里，城市内居民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是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割裂传统的大拆大建并不是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是最早走上城镇化道路的国家。工业革命的直接成就是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后农民生产力的大大解放，与此同时，工业工厂的建设又进一步消化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城市人口增加，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之后，英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90％。在此过程中，英国的文化遗产并未经受破坏，相反，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城镇被完整保存，剑桥、牛津、约克、切斯特等城镇各具特色，巴斯、索尔泰尔、爱丁堡甚至被列为世界遗产，这些历史城镇不仅保留了遗产的物质形态，更延续了传统的生活，历史艺术在这里交汇，文化传统在这里延续，这些文化遗产成为后工业化时代英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英国人新的骄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拉动和刺激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商品流动和文化形态对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各民族都在寻求自己的文化认同，试图在文化上重新定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全民族、全地域的文化内涵与形态存续，中华文明的认同与发扬才会有根基与动力，因而，必须调整拆旧建新的城镇化路径。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价值效用分析
文化遗产，是由前人创造、今人继承并传之后世的具有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等价值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根据所反映和代表的地区范围可分为地区、国家及世界级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最初的注重建筑本体发展到历史街区、城镇再到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出台，明确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为日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纲领性的参考及标准认定，也正是从此开始，文化遗产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采用与认可。现阶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沿袭的是固有的文物保护制度。138“文物”概念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对接始于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等项工作，使文化遗产的概念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普遍接受，并得到迅速普及。”l171¨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一次在红头文件的题目中用“文化遗产”一词，取代了我国使用了几十年的“文物”一词，这个转换具有深刻意义。从“文物”向“文化遗产”的转变绝不能局限于文字表述，更深层次的是与国际保护理念的接轨、与国际保护原则的统一以及对国际保护措施的践行。相较于“文物”，“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及范围更加宽泛，从建筑、遗址等物质遗存到节庆、工艺等非物质遗存，从楼阁、庙宇等静态遗产到运河、梯田等活态遗产，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前进的轨迹生动地诠释了多样的文化精粹所代表的不同文明形态对于全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保护并传承中华文明，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任何形态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如同生物学上的基因能够保证物种的延续一样，文化基因决定并确保了一种文化形态的发生、发展。文化基因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前提和基础，是使一种文化历经时间洗礼、岁月变迁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特质的根本原因。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气质，而这些都是由文化基因决定的。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基本单元，城市从其建设之初就在不断积聚着各种文化信息。不同时期的文化信息被记录在建筑、语言、行为模式之中，朝代的更迭、产业的更替或许会改变城市的面貌，但其文化基因被嵌入到某种介质，“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161舳，而众多储存了城市文明信息、城市发展轨迹、城市历史记忆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便构成了文化遗产的最重要内容。“文化发展的过程是日积月累的，是一项累积的过程”l17l(P卯，切断了历史发展脉络、损毁了文化基因延续的文化是偏颇与狭隘的。文化遗产是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无论是有形的建筑、遗址、街区，还是无形的语言、民俗、节庆。随着城市内一处处文化遗产的消失，凝聚着城市文明精粹的物证也随之不存，逐渐地，无从寻觅的不仅是各个城市的文明，更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城镇化建设不能以牺牲自己城市的文化基因为代价，发展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城市作为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有机整体，其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城市历史发展基础上的。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城市记忆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这些因素，城市未来的发展必将偏离故有的轨道。“工业发展的历史几乎完全是向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不受理性支配的人类行为所显示的并不是一种类似的进化过程”[18](P．2o5)，当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使我们的城市表现出越来越发达的演化态势时，不断消失的文化传统却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越来越彷徨与迷茫。尽管产值、GDP、城镇化率等各项具有能见度的经济指标节节攀升，但其带来的却是城市根本的丧失，而这恰恰是代际价值观转移的前提，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端的征兆。城镇化并非“发生于拆旧建新的过程，而首先应该以尊重城市历史、文化的科学方法确保城市文脉的连续性：在拥有集体记忆的‘旧城区’寻求城市和谐发展的轨迹，或许能让我们的城市保持各自的文化特征。”l193苏州之为江南水乡，在于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城市格局，在于其古典园林蕴含的风骨；南京之为六朝古都，在于其虎踞龙盘的形胜，在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追忆，在于乌衣秦淮的风雅，在于明之故宫城墙、民之府邸学堂的积淀；敦煌之为丝路明珠，在于莫高窟隐含的异域风情，彼时的春风不度，此时的朝圣所系；成都之为天府之国，在于其“水早从人，不知饥馑”的都江古堰之利；上海之海派风韵，在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在于石库门内的吴依软语，在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西交汇。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气质与个性，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灿烂多样、丰富多彩的根本。对于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我们有所畏惧，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我们有所忌惮，然而文化上的突变远比生物学的突变更可怕，文化上的突变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属性，足以摧毁一个民族的根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也决定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材料。”[2oJ(P由此，对于承载着文化基因的文化遗产的珍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遗产凝聚着城市发展的文脉，是城市发展演变的见证，是城市历史悠久，内蕴丰富的象征。如果一座城市失去了文化遗产，失去了承载其文化基因的文物、建筑、遗址，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迷茫是必然的，而丧失了文化认同的民族又是可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了文化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Et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㈣。美国用“三片”(影片、薯片、芯片)征服了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弗莱德曼高呼“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浪潮正抹平国与国之间的边缘，世界正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作为文化基因载体的文化遗产，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责任重大，对于防御文化的同质化与一元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取向，肆意的破坏必然使文化基因受损，使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同一致，而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则会对城市特色的保持与塑造产生根本的推动作用。保存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历史的连续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保证。城镇化进程中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对城市文脉的割裂，是城市文化基因突变的直接诱因，而加强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是文化基因得以传承的防线，是中华文明绵延赓续的保障。
(二)文化遗产是调节城市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要素
生态，即生存状态，原是生物学上用以描述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术语。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影响作用势必要引入文化因素。基于此，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以解释“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之间的特殊文化特质与模式”_22j(P。文化生态学为描述对环境的适应如何导致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方法论，认为文化的发展演变与人们生存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环境密切相关，对于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必然导致文化的变迁。文化基因则使一种文明形态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保持其核心的相对稳定性，文化生态保证文化变迁的路径有迹可循。城镇化建设是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空间、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再造，再造的过程即是环境变化的过程。依据文化生态学理论，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文化生态的变迁。相对稳定的环境所引发的文化变迁是有限的，而大拆大建、面目全非的环境终将造成文化的迷失。这种文化迷失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随着大批文化遗产的损毁，城市内部原有的文化生境被全新的空间形态取代，剧变的外部环境对城市本身的文化生态造成冲击；在宏观层面，以趋同物质空间为单一导向的城镇化模式必然推演出城市问的文化向单一的生态模式变迁，进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呈现出一元化的文化生态图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生态大系统，维持文化大系统的平衡则需要各个要素的协同。城市的发展过程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信息汇集成文化遗产的过程，每一处文化遗产又是城市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经过时间的累积与沉淀，文化遗产成了城市中独特的文化景观。区别于单一的、同质化的现代建设标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信息的和谐共存是城市文化生态平衡的根本要义。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看，“旧建筑是不能随意取代的，这种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这种多样性需要的经济必要条件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只能继承，并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文化遗产在文化适应环境的变迁中对于文化生态平衡的维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表征。同样，文化多样性也是文化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多样的文化物种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在生态结构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塑造了完整的信息流通的管道，而信息传递和调节的能力，是保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生物多样性还是文化多样性，它们都是维持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因。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是城市发展内、外两个层面的需求。对内而言，文化多样性的实质是对人们个体需求多样化的满足。多样的文化可以满足不同教育背景、知识层次及工作领域的市民的多样化文化需求，是人的城镇化在文化层面的直接表现。对外而言，每座城市都需要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以确保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标识，不同层面的文化多样性需求便构成了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实质表达。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的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之问的真正对话”。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文化生态的多元化发展遭到了破坏，原本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景观随着成片文化遗产的消失、成片钢筋水泥的崛起变得愈加趋同，相应地，全国范围的文化生态也呈现出趋于单一的态势。平衡的文化生态是一座城市最为宝贵的资源与财富，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良好的文化生态物化表现为城市内不同时期文化遗产的并存，其常常被认为是城市的文脉之所系，保住了文化遗产，也就留住了城市的根。城市文化生态归根到底是关于人的生存环境的理论。正如沙里宁所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什么。”城市的文化生态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人们的行为改变了文化生态，反过来，文化生态也在塑造着人。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持城市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合目的性的内在要求，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城市内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三)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力量的根脉所系
如果说城镇化建设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建设的母题，那么世界经济发展的母题则是全球化。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发端，通过生产资料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与流动来实现，而通讯、交通的飞速发展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从表面看，它揭示的是全球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国别的人们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的状态，实质上，它是全球文化一体化的物质基础及决定要素。文化的全球化一方面体现为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加强；另一方面，文化在国际事物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文化已上升至战略地位成为国际竞争的着眼点。为了描述以文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竞争要素的重要性，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了“软力量”(SoftPower)一词，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包括军事、经济等硬力量，还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等软力量_(P。世界上正在发生硬力量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他们的传统权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在国际舞台上将具有绝对的话语权，“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利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因而，提升文化力将占据未来国家战略的首要地位。文化力量首先表现为文化生产力，直接体现就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选择，是后工业时期乃至后城镇化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世界范围发展越是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越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目前，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以好莱坞、迪斯尼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品充斥并主导着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作为一种产业形态，生产资料是决定其发展的根本因素。美国两百年的建国史并不足以为其提供可以深入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却为其提供了重要手段。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产业形态及技术手段等方面均已相当完备，并掌握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我们需要认清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激活文化生产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文化产业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支柱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创新思维的支撑，但创新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传承后的升华，是厚积薄发的灵感，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生发出的火花，“传统的信仰和传说在决定思维方式上具有重大意义”，，只有丰富的传统内蕴才能激发出点石成金的创意。良好的文化生态为城市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源泉与动力，城市内的多样文化遗产无疑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产信息，进而激发创新思维。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在全球的风靡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竞争力，但将这些文化要素推向世界的却是美国，这不禁让我们在片刻欢愉之后思考如何将自身资源打造成专属优势。
文化遗产资源是我国参与国际文化产业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支撑，是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获得持续、稳定、及时和精神地获取它的存在与发展所需的文化资源的状态和能力”，守护好不同城市的文化遗产，保证国家文化资源安全，才能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文化遗产不仅是城市、国家发展的软力量，更是发展的硬力量。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生产资料，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在人类所有的劳动和生产活动的成果形态中，只有文化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价值”，这种时间的累积直接促成了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进而使其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稀缺性生产要素。文化遗产独特的资源优势直接表现在其成为城镇独特的旅游吸引物，通过旅游开发，文化遗产对于促进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贡献。乌镇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江南古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乌镇并没有大拆大建，摒弃自己传统的民居建筑及民俗文化，而是着力将其打造成文化资源独特的旅游城市，成功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并行发展。乌镇的经验生动地诠释了城镇化过程中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产业成功转型，人们安居乐业，文化得以传承正是新型城镇化所追求的目标。城市的文化力量还体现在文化影响力上。曾几何时，中华帝国万邦朝圣，中华文明世所景仰。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沧桑变迁至今繁盛，其强大的生命力及普适性为其他文明所不可比拟。凝聚了传统文化精华及各族人民智慧及创造力的文化遗产被视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资源。在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及完整性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城市、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不仅可以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文化遗产的互动交流可以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幸福指数，通过文化对人的化育，让外在的文化遗产内化为市民的文化素养，实现真正意义上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对中华文明精粹的珍视与呵护，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创造力、生命力是城市乃至国家文化力量得以提升的根脉所系，只有保护好各类文化遗产，提升各级文化生产力及影响力，才能使我国的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进而保证我国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中具有竞争力及吸引力。
四、结语
文化遗产积淀着地域、民族乃至国家发展历程中的智慧及文化创造力，蕴含着未来发展的文化基因，文化遗产是承上启下的历史存在物，是连接文明传递的纽带。如今，我们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城镇化是历史的必然，从表面上看，城镇化进程中遭遇了大量人口涌入带来的空间危机，实质上，城镇化遭遇的是不同价值观碰撞之后的文化观选择。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发展思路的转换，要求我们的城镇化建设应从过去一味关注城市物质实体功能的完善调整到更多关注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需求。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失去历史的城市使人茫然，摒弃以往的发展使人彷徨。文化遗产承载着文化基因，它保证了传统不被割裂；文化遗产调节着文化生态平衡，它保证了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遗产促进着文化力的增强，它捍卫了文化发展的主导权，为中华文明的认同与复兴提供不竭动力与根本保障。城镇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效用至关重要，守护文化遗产、守卫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更是自身发展的诉求。
作者：王元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化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