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呼北应，一锤定音
1961年，福建年轻的学者郑颐寿，由于没有个人历史和家庭出身的“包袱”，即使“文革”期间，也不放弃对辞章学的研究。“文革”一结束，就抽出辞章学的部分内容写成的《比较修辞》(1982)、《文章修改艺术》(1983，其后完全按此体例写作出版了《辞章艺术示范》)，先“投石问路”，深得社会好评。1986年，作为现代汉语辞章学的第一本专著《辞章学概论》问世，从此，汉语辞章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郑著是怎样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正名”:用“辞章学”而不用“词章学”，但不是简单地取此舍彼，而是引经据典，给它作历史的解释，指出它是“多义词”。作为言语学科来讲，“指的是艺术形式，它包括调音、炼字(词)、锻句、谋篇、设格等。”［4］1－2(二)给“辞章”与“辞章学”下定义:指出“辞章，就是有效地表达话语信息的艺术形式。因此，辞章学就是研究有效地表达话语信息的艺术形式的学科。简而言之，就是话语艺术学。话语，有口头表达与书面写作两大方面”。［4］3这个定义有几个重要的义项:1．定位在“艺术形式”，也就是“辞”上，但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它以“有效地表达话语信息”(即内容)为前提，为其限制语。也就是“辞章”这一艺术形式”，是为表达“内容”(信息)服务的，要用最适切的语言表达正确、深刻、精辟的内容，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值得注意的是:这门学科以“艺术形式”为其着眼点，为定义的中心词，这就不同于文章学。2．话语:是应用语言之学，它引进了最新的“话语语言学”的理论，含能独立表达意思的篇、章、句子、语词，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这就超出了只讲书面写作的“文章学”和“诗文写作的”艺术。3．信息:融进20世纪世界最新的“三大论”之一的“信息论”。据作者说:“信息”一词，便于融进数理语言学的理论，便于把“内容”(意义、感情等)量化。他就用信息的“值”，有正值、负值、零值、大值、小值、变值、增值、贬值，言内信息，言外信息，信息冗余、信息短缺，理性信息、美学信息等。在其后写的文艺修辞学、语体学、辞体学、辞风学中就频频出现这些词语。4．建构了汉语辞章学“四元六维结构”的雏形。作者兼用创作理论、批评理论、信息理论，指出辞章学最大的理论框架“四元”:“书面文章或口头话(靠辞章承载信息)”、“说写者”、“听读者”、“客观世界”(社会、自然)及“四元”之间的关系。［4］43－45建立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亦即说写听读的理论框架。此书发表三年后，1989年，郦稚牛等翻译的美国闻名世界的文艺批评家的M•H•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及批评传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也是以“四要素”:作品、艺术家、欣赏者、世界，建立批评理论的(该书第6页)。这可谓中西经典理论不谋而合，令人赞叹!(三)建立了体系:全书设《前言》、《绪论》、《辞章与内容》(相当于“辞章与义理、考据”)、《章法》(一)(二)、《表达方式》、《语格》、《语体风格的琢磨》等七章二十七节。“语格”章总结了言语规律;用六节，论析了“语格”的概念，常格、变格、畸格三种类别、九种变化规律，表心律、适境律、得体律以及语格的综合运用。常格、变格、畸格是从中国传统哲学观念进行的划分。此书出版后18年，即2004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文丛”《浅说一分为三》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中国人文科学总干部庞朴先生也提出“常”“变”“畸”的理论。
学术上的这种呼应，也令人赞叹!《概论》是我国现代辞章学史上第一部辞章学的专著，被誉为“奠基”之作［10］。石破惊天，《概论》出版10年后，即1996年，张志公著的《汉语辞章学论集》(编入1961—1996年发表的相关论文)问世，他在内部试用的《汉语辞章学引论》(讲义)中，设十五讲，讲了《汉语辞章学概说》、《说语言》、《汉语简论》、《语言的运用———简论“听说读写”》、《篇章论》(上、下)、《句读论》、《语汇论》(词、虚词、成语、习惯语)、《字》、《说“比、兴”》、《体裁论》、《风格论》、《结束语》等。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对语言“艺术形式”的具体化，而不是“诗文的总称”。是否可以说《概论》和《论集》的研究“对象”总体上是一致的呢?一般来说，肯定容易，否定难;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难上难。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大师级的张志公先生在《论集•结束语》中勇于否定自己在研究辞章学中的“失误”。他说:“经过这几次的试验，尤其是最后一次尝试，自己的认识逐渐地更明确了一些。一开始我曾经说过，‘辞章之学’就是‘文章之学’(见《谈‘辞章之学’》，《新闻业务》1962年第2期)，现在认识到这种说法有片面性。辞章学同所谓文章之学有相同、相近的部分，但是也有很不相同的部分，因而说成‘就是’，把这两个东西当中划个等号，是不妥善的。我还曾经在一篇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里，提出一个英语的译名，我说，‘辞章学……如果用英语来称说，大概可以称之为TheArtofWriting:aLinguisticApproacb。现在想想这个译名也不妥善，因为辞章学不仅仅是写作的艺术，它是全面培养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也就是平常说的听说读写在内的各种能力)的一门科学。这里说说，也是想提醒你们注意:不要因为在总的方面你们接受我的观点，就认为我说的每句话都对;同时也建议你们，要敢于发现并承认在研究、讲述、写作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万万不要因为我这样说过，就得坚持不变，不能自己否定自己。不对，该否定就得否定，清代学者戴震说过，作学问，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转引自孟宪范同志文)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希望你们记取!”这是志公先生对他的研究生说的话。志公先生太伟大了，作为著名的语文学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辞章学的倡建者，缜密思考，对他34年前以来说的辞章学定义作了订正，免得南北方的观点牴牾，大家还要舌争笔战，这样学科就建立不起来。毛泽东说得好:“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对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学科的对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11］辞章学要解决的是“话语(含口头语和书面语)艺术形式”和“信息”(内容)之间对立统一的特殊的矛盾，它区别于只讲书面语中内容与形成的文章学;“话语”，含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声律等各层次的语言艺术以及辞格、表达方式［12］以及语体和文体的对应研究(辞章体裁学)、语言风格和文章风格的对应研究(辞章风格学)［13］，还有表达方式、艺术方法等“言语艺术”，研究这些方面“说写与听读”;而文章学只侧于对成篇诗文作品写作与阅读，研究的文体、文章风格和表达方式。区分了辞章学和文章学各自的研究“对象”———“特殊的矛盾性”，把“辞章学”从“等同”于文章学，或“文章学的一个侧面”，或“诗文写作的语言艺术”，给它以独立的地位，再不至于“重复建设”，才有建设辞章学这一学科的必要性。对现代汉语辞章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郑氏的“发音”和张氏的“定锤”，南北呼应，两代学者取得了统一的认识，明确了主攻的方向，为2002年建立全国性的辞章学研究会，为两岸合作交流，促进辞章学发展、繁荣，创造了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从此，大陆学者都统一用“辞章学”这一术语，也不用“词章学”了。
二、两岸交流，迅速发展
《辞章学概论》出版后，也发行到台湾，实际上已用书面语与台湾学者在做书面的交流。2000年，郑颐寿以大陆中国修辞学会的代表的身份到台湾高雄师范大学作修辞学研究的交流，向大会提交了约三万言的《“四六结构”与风格学》论文(被编入会议的论文集，后编入郑氏的《辞章学新论》)。会议结束前，郑颐寿与台湾辞章章法学的“领军人”陈满铭及其弟子仇小屏、陈佳君等在台湾师大会晤，开始了面对面的辞章学学术交流。两岸辞章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对辞章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取得了大致相同的认识。郑颐寿的《台湾辞章学研究述评》(《国文天地》2002．3)一文开头先给“辞章学”正名，然后指出台湾辞章学研究，在“哲学思辨”、“多科融合”、“双向兼顾”等方面，与大陆的辞章学研究是一致的，其观点得到陈满铭教授的认同。修辞学讲“章法”，文章学、逻辑学等也一样。辞章学则要融合多科的理论，称为“辞章章法”，或在辞章学书中简称“章法”。它同样含口语话语和书面文章。在明白了这个前提下，先讲“文章章法”是可以的。郑氏之谈辞章，也是在阐明了这一前提下，“本书只讲作为书面表达的文章的写作方面”。［4］3台湾第一部“辞章章法”的专著是陈满铭指导其弟子仇小屏写的60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辞章章法论》(1999)。其后，他们虽然出了多部“辞章学”或“文章章法学”，但都是多科融合的。2007年，由仇小屏等编的《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台北:文津出版社)，则详称“辞章章法学”。此书可看成是对陈氏荣退前对“辞章章法学”研究的总结。由于郑氏在辞章章法研究方面有上述的“大同”(“小异”还是有的)加上两位学术带头人都是“谦谦君子”，“文人相钦”，因此配合默契，推动了汉语辞章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三、交流合作，互利多赢
两岸辞章学研究者，由书面交流，到面对面的研讨，由交流到合作，联袂迎接汉语辞章学花团锦簇的春天。(一)两岸互请讲学，做面对面的交流2003年12月，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在福建省教育厅、省台办、福建师大等支持下于福建省武夷山市(筹备会)、泉州市、厦门集美区召开了历史上首次海峡两岸文学辞章学研讨会。百位学者欢聚一堂，都作了发言。中国修辞学会会长王德春，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黎运汉，台湾东吴大学许锬辉，台师大陈满铭等教授，还在武夷山市南平师专或集美大学作专题学术报告。2000、2003年，郑氏也两次应邀到台湾高雄师大、台湾师大、东吴大学等学校作学术报告，报告后又同师生做面对面的交流。2003年10月，郑氏应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教授的邀请，为该校客座教授，2004年2月至6月，给该校一个博士班、两个硕士班讲授汉语辞章学、诗话词话辞章学，给一个本科班讲授修辞学。这期间还到台师大、成功大学作了几次学术报告;参加或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主席，评审台师大、玄奘大学硕博士的学位论文，针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做实实在在的面对面的交流;这期间，还多次参加东吴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参加由陈满铭教授计划筹建的辞章章法的会议。2010年冬，全国辞章学研究会首次邀请台湾师大陈满铭教授和十多位台湾的大学生参加了“中华传统诗歌朗诵和辞章学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期间，两岸学者还讨论了近年合作的项目。(二)互相支持，出版辞章学专著，做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交流大陆的《当代修辞学》、郑颐寿和袁晖主编的《修辞学研究》［9］、郑颐寿主编的《文学辞章学》等论文集，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河南《平顶山学院学报》、江苏《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贵州《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河北《唐山学院学报》、浙江《浙江师范大学学报》……都发表了台湾陈满铭等教授的辞章学论文。郑颐寿主编，2005年由海风出版社出版的《海峡两岸教授、博士辞章学丛书》，编辑出版了陈满铭的《篇章辞章学》(上下两册)、台湾东吴大学欧阳炯的《杨万里诗歌辞章学》、许清云的《〈诗式〉辞章学》，江仁魁编的《郑颐寿辞章学研究述评》［14］发表了台湾学者论文。台湾的《国文天地》、《中文》杂志发表了福建学者郑韶风、郑颐寿、林大础、郑娟榕的辞章学论文十多篇，台湾修辞学会编出的《修辞论丛》第二、五、六辑，台师大《创校及国文系创办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东吴大学的《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陈满铭的《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陈满铭教授七秩荣退论文集》也发表了汉语辞章学论文，影响尤大的是台湾的万卷楼出版了郑颐寿的《辞章学导论》、《辞章学新论》两部代表作约百万言。东吴大学出版了郑颐寿《诗话词话辞章学论稿》讲义。陈满铭在《图文天地》发表文章，指出《导论》、《新论》“此两书在台湾出版，这可说是台湾辞章学界的一件大事，其贡献与影响之大，更是可以预期的”［15］。两岸合作最紧密、最默契的是《大学辞章学》。该书由郑颐寿主编，设计全书的章节理论体系框架，陈满铭为名誉主编给予首肯，并约请台湾六所高校中的六位学者执笔了“章法”部分五章，郑颐寿约请福建师大、复旦大学等13位学者分工执笔其他15章，并统审统编全书，2005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在两岸部分学校使用，颇受好评。两位主编对“什么是辞章学”、“为什么要学习辞章学”、“辞章学的理论体系”(含“四六结构”、“辞章学的定义”、“对象、体系”、“性质和学科的任务”、“辞章运用的原则、规律”)获得了一致的认识，这是两岸合作的最大理论成果，为促进汉语辞章学的发展、繁荣立下了历史功勋。台湾学者梁锦兴说:“这本书足以涵盖整个辞章学之内容的，这种完整之呈现，不但在两岸是首次，就是在世界而言，也属第一次。”［17］两岸交流合作，使汉语辞章学成果纷呈，汉语辞章学及其多门分支学科建立起来，并用于多层次学校的教学活动中。
其成果如下:1．建立适应各层次读者需要的普通辞章学。所谓“普通辞章学”是就辞章学研究的“面”展开的。(1)面向硕、博士生和其他研究者的有:《汉语辞章学论集》(张志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辞章学导论》(郑颐寿，台湾万卷楼，2003)、《辞章学发凡》(同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辞章体裁风格学》(郑颐寿，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辞章学论文集》上下册(郑颐寿主编，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辞章学十论》(陈满铭，台北:里仁书店．2005)、《海峡两岸教授博士辞章学丛书》(10本，郑颐寿主编，福州:海风出版社，2005—2008)、《海峡美育、辞章学丛书》中的9本辞章学专著(郑颐寿主编，福州:海风出版社，2013)。(2)面向大学生和中学语文教师的有:《辞章学概论》(郑颐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冰心名篇赏读》(郑颐寿主编并为主撰稿，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辞章艺术示范》(郑颐寿、张慧贞、郑韶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及其完全同构思、同体例的“异名书”):《文章修改艺术》(郑颐寿，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言语艺术示范》(郑颐寿、祝敏青正副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初中语文名篇修改艺术》、《高中语文名篇修改范例》(郑颐寿、潘晓东主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含语、修、逻于一体的“语文趣话”系列(5本，郑颐寿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言语修养》(郑颐寿，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面向广大受众的工具书，有《辞章学词典》(郑颐寿主编，林大础副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及其同体例的姐妹书《中国文学语言艺术大辞典》(原称“辞章学艺术大辞典”，为通俗改称。郑颐寿、诸定耕主编，重庆出版社，1993)。2．建立了多科专门辞章学。所谓“专门辞章学”，是对汉语辞章学的一个“点”，作深入开拓的。它“以点带面”，促进了“普通辞章学”的研究与发展。(1)“辞章章法学”与“篇章辞章学”及其系列分支学科的建立。这是“专门辞章学”中成就最大的学科。2000年前，台湾陈满铭教授指导仇小屏写成“辞章章法学”的硕士学位论文，资料丰富，体系周密。它宣告“辞章章法学”的建立。2001、2002、2003年，陈满铭把“辞章章法学”简称“章法学”，写成三种章法学代表作:《章法学新裁》、《章法学论粹》、《章法学综论》，由台北万卷楼分三年推出。2005年，陈满铭大大发展了“辞章章法学”的理论，写成《篇章辞章学》(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年，仇小屏等编的《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台北:文津出版社)可看成是两岸学者对陈满铭“辞章章法学”研究的汇评与阶段性总结。2011年，陈满铭又写成《篇章意象学》(台北:万卷楼)，2012年又推出《章法结构论》(台北:万卷楼)在陈氏的指导、带动下仇小屏写成《章法新视野》(台北:万卷楼2001)、《篇章结构类型论》(上下册)、《篇章意象论》(台北:万卷楼，2006)。陈教授还指导其弟子写“辞章章法学”的诸多下位学科。陈佳君写成《篇章纵横向结构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篇章纵横向结构论新裁》(台北:万卷楼，2010)和《虚实章法析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2)艺术体辞章学。这一类也别具特色，最充分地体现了辞章的艺术。可分为以下几个小类:一是小说类辞章学。2000年，祝敏青推出《小说辞章学》(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年，薛美秀推出《苏童小说辞章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二是诗词散文类辞章学。2005年欧阳烔推出《杨万里诗歌辞章学》(福州:海风出版社)，许清云推出《〈诗式〉辞章学》(同上)。2012年，姚恩健推出《赵玉林辞章艺术摭谈》(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郑颐寿推出《诗词创作对话———建构辞章学》(福州:海风出版社)，陈满铭推出《苏辛词辞章学》(同上)。含苞待放的还有高万云的《唐诗辞章学》、仇小屏的《〈古文关键〉辞章学》等。艺术体类的辞章学大有可为，值得两岸学者进一步开拓。3．其他(1)对辞章学研究工作历史性、阶段性小结的除了上述陈满铭六弟子的《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陈满铭荣退时出版的《陈满铭七秩荣退志庆论文集》外，还有郑娟榕、林大础的《中国当代辞章学史稿》(福州:海风出版社)、江仁魁的《郑颐寿辞章学研究述评》(同上)。还有李义海待出版的《海峡两岸汉语辞章学交流、合作与发展研究》(省社科项目)、《辞章学理论体系建设》两部重量级的专著……(2)张志公说:“语文教学要走辞章学的路子。”李鹤鸣的《辞章学与语文教学》(海风出版社，2013)正为此而编写的。自从两岸进行汉语辞章学的交流、合作之后，“双赢互利”，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辞章学园圃可谓万紫千红，美不胜收，正迎来辞章学的春天。由上可以看出:合作首要“正名”，有共同的语言，才能交流，才能合作，才能发展。一门学科是这样，两岸的大事更是如此。两岸交流要在“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大框架下进行，而不能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种“正名”，岂可忽之!
作者：杨人憬 单位：海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