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1、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共存
1.1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初，就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比如在就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西方的现代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我国古代的文化则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再如处理民族关系时，我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和而不同”提倡各个民族之间和谐共处，而西方的现代文化则强调对其他种族的征服。在具体的价值观方面，西方文化崇尚竞争，而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则崇尚和谐共处。总的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全方位、多层次的。1.2传统民族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可共存性。在我国近代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初，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之就开始从制度、器物和价值等方面来对现代文化进行借鉴，进而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进行不断较量的过程中，二者出现了不断融合的趋势，使得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共存成为可能。文化是人类思想和生活的反应，体现了人们对于社会的思考，同时也包含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向往，在这个层面上，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同时，文化的发展还具有包容性，各种文化在交流的过程可以产生共鸣，彼此之间形成互补，继而实现多元性文化的共存。
2、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共存
2.1用传统文化的思维去感悟现代文化。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我们形成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会影响我们对于现代文化的解读，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实现两种文化共存的方法——用传统来解读现代。利用好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模式来进一步加深对于先到文化的理解。现代文化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冲突，还有这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的一面，用传统的文化思维来对现代文化进行解读，将会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共存乃至融合。2.2用现代文化来丰富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对于传统民族文化形成强烈冲击的过程中，一方面人们会由于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排斥，同时，也会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取更有利于自身的文化观念，对新的文化产生理解和认同。现代文化不仅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使其意识到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接纳外来的文化，从而进一步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丰富。2.3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中进行创新。虽然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十分多，但是在相互冲突的过程中，传统的民族文化会在与现代文化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反思，从而舍弃原有文化中一些落后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对外来文化中有益的一部分进行接纳，这就给文化之间进行融合提供了可能。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因此，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的过程中要找到二者之间的共性，使得文化能够在长期的冲突过程中实现相互的融合。文化融合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十分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冲突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创新文化融合的方式，既不能全盘否定已有的传统民族文化，也不能全盘接纳现代文化，应当用一种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融合，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共生。
3、结语
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冲突，但是由于文化的包容性二者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文化的共存，我们要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积极推动两种文化间的融合，积极接纳彼此有益的部分，促进文化的共同发展。
作者：李志宏 周秘银 单位：赤峰市委党校
第二篇
一、视野耦合：扶贫开发中的经济视野与文化视野
（一）扶贫开发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发展差距、提高发展水平、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业已成为新阶段的任务。”[2]此外，《纲要》还强调，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今后十年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扶贫客体的不愁吃、穿，保障扶贫对象的住房、义务教育与基本医疗，并且能够稳定实施下去”。通族概括为“两不愁三保障”，这实际展现出了不断变化中的我国扶贫形势，使得贫困人口更有尊严的生活，不再是过去的单一从以解决温饱问题作为核心。“两不愁三保障”不仅仅是提高收入，还包含了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服务等，这是多元化的目标，充分展示出中国扶贫工作进入到相对广泛的大扶贫领域，不再拘泥于过去相对狭义的开发性扶贫。（二）扶贫开发本身又体现社会公平贫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变化，伴随着时间的流转，即便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只要贫富差异继续扩大，贫困就会成为愈发显著的问题，继而导致贫困人口心理失衡，构成对区域协同的威胁。这时的贫困并不是单纯以物质满足能去衡量了。在我国反贫困的进程中，穷人不能仅仅局限于“解决温饱，巩固温饱”，他们也应当共同获得一般社会发展理应分享的生产，生活与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唯有如此，方能逐渐减小发展的差距，继而增进连片特困地区的全面发展。
二、实体耦合：创造条件与理性探索推进经济-文化协同
（一）创造条件，以综合规划促进经济—文化协同转型和升级在国家新一轮扶贫攻坚计划的推进过程中，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的发展将面临新的共同的经济文化环境。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形态。因此，各个民族要逐渐跻身当代民族之列，步入现代化，就必然要发展市场经济，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方式，与国家整体化发展融为一体。在经济上，共同参与，互补依存，互助竞争；在文化上，相互渗透和吸收，相互肯定和理解；在政治上，对国家共同利益和统一形成认同感。由于各民族发展水平的差距跟其他因素的阻碍，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情境中，不同的民族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水平会大相径庭。民族和民族之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隔阂与发展差距。协同化的发展也是一个逐渐提升文化认同、增进国家统一与区域经济发展多元性发展的进程。故此，民族与民族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经济支撑、引导性的发掘思想文化与制度保障等基础条件。第一，经济支撑。从国家的层面来说，通过一系列合理积极的转移支付与重大建设项目安排，借助区域性经济分工布局和政策倾斜，逐渐缩减区域发展差距，继而实现富有成效的宏观调控目标。从民族地区的层面来说，突出重点，着眼实际、做好规划，用好资金，精准扶贫，获得实效。第二，思想文化基础。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多样性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形成对整体发展与整体利益的认知；承认民族地区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特殊贡献和重要性；肯定民族特色、认同多样性发展，防止不分区域条件的工业化，构建新的价值观与评价指标体系，不拘泥于单一经济增长发展选择的定势思维意识。第三，制度保障。继续完善和深化民族区域协同制度。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协同制度，关键是要处理好民族文化差异与区域协同发展耦合的关系，处理好中央集权和自治地方分权的关系，建立和健全与协同制度相配套的文化体系和经济机制，梳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理顺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经济管理限度，既要确保国家的整体利益与集中统一，又要自主地发展本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各项事业，同时不能脱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需在国家的统一调控下，最终体现连片特困地区的特殊利益与特殊生境。第四，综合规划，促进整体产业结构的经济—文化协同转型和升级。湘鄂渝黔四省市应在合理产业分工、特色文化产业体系、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武陵山片区的具体产业规划，发挥武陵山片区作为国家14个连片特困地区龙头的作用，提高区域经济和文化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二）理性探索，以实践促进经济—文化调试与良性运行政府是民族文化差异与区域协同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目前我国的许多区域合作都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实现的。因此，理性探索科学合理的地方经济与文化发展绩效方法和标准，有利于发挥政府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积极推动作用，有利于以实践方式促进整体经济-文化产业结构的调试与良性运行。国务院扶贫办制定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中就强调各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对《规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及时地指导与帮助，合力推进《规划》实施。加强区域经济与文化耦合，从市场、地方与中央政府几个角度规定了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并将区域合作、协调发展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政府管理区域经济与文化规范化的一个转折点。“统筹区域发展是政府的历史责任，是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现实对政府工作的要求”。[3]长期以来，我国对民族地区政府及官员政绩良莠缺乏科学的考核标准，对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缺乏合理的衡量标准。为了实现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保障与激励跨行政区之间的协同发展跟合作，除了其他常规要求和相关指标以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民族地区政府在本省级区域或全国范围的分工协作网络中，能否合理有效地做到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问题。能否在自身合理的“位置”和“角色”中取得发展和应有的成绩，能否科学合理地掌握自身应起的作用和应所处的地位，能否为其他地区发展提供有效地协作并积极配合；二是民族地区政府及官员是否具有与外界接轨和区际合作的工作态度跟强烈意识，其工作方法与思路是否适应对外联合或开放发展的诉求；三是推进区域统一经济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形成，重视评价一个民族地区在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成效，促进经济文化和文化经济耦合模式的良性运行。
三、管理耦合：以制度提升民族文化差异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性
（一）创新跨区域经济—文化协同管理制度，确保区域协调快速发展“为了把分散的个人整合起来，使人类结成的社会更加有效，人们就得不断地发明各式各样的社会规则。”[4]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有效与顺利合作，必须要有通畅的联系机制。这就要求区域管理者必须创新跨区域经济—文化协同管理制度，确保区域协调快速发展。第一，强化区域正式制度建设，推动非正式制度发展。经济交易依赖于某种信任，而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要维护这种秩序，必须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即正式制度。[5]一定程度而言，当前民族地区出现的道德滑坡和信任水平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相关制度的缺失。法律等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是刚性约束，是看得见的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通过正式制度的完善和创新，借助正式制度的制裁与惩罚功能，约束和制约不良的个人行为、企业行为等，最终通过正式制度的完善、创新，尤其是激励性的制度创新，形成正式制度发展的激励框架。在这其中，针对民族地区信用危机导致民族社会资本在区域内紧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的现状问题，应通过社会信任的制度建设，如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道德档案、道德履历的建立与查询，重建社会信任，厚实社会资本。同时，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应进行市场制度和文化产权制度创新，增加正式制度供给；加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契合性建设，实现制度协同。第二，完善区域正式制度，谋划文化长远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通过‘基础性制度变迁（法律制度）’和‘次级制度变迁（合约）’，制度不断创新，经济获得发展，社会得以演进。”[6]经济学家吴敬琏同时指出制度重于技术。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制度的重要作用日益得到重视。一定程度而言，相对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更为重要。而儒家学说一直将道德伦理作为建设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且，我们缺乏足够的理性来对待传统道德范畴的问题，长期以来，忽略了道德的局限性与历史性，总是无限度地将其提升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对此，学者黄仁宇曾指出：“以道德替代法制，从中国两千年前伊始，中经明、清达致顶峰，这正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7]（二）组建专门管理机构，加强区域经济—文化协调有效联动第一，积极构建整体与局部利益相互协同的保障机制。跨行政区组织机构就权力分配而言，利益共享对于联合体内部各行政主体是不可忽视的要点，因为区内每个行政单元都有追求经济与文化行为和潜在地区利益动机的合理性，他们之间具有相互平等的行政地位。假如协作区的每个关键举措的拟定与出台，不能保障各个行政单元的利益共享，其基础也不是在尊重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利益的上构建，则不利于协作区的共同行动，而且会解构协同发展的基础，造成土崩瓦解的险况。第二，在不影响国家宏观经济与文化调控的前提下，各民族行政区域主体基于对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需要，尊重跨行政区域共同利益的追求，自主承让出一定比例的区域权力给跨行政区域组织机构，真正做到内外兼顾。保障该组织机构可以获得适当的行政决策权。对外以一个声音说话来增进区域整体竞争能力，对内确保区域间共同发展和优势互补，使各行政区域主体的资源配置得以优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具有权力的组织机构成立，不代表对权力制约的放弃，他的根本目的在于权力的有效实施，区域间经济与文化共同发展和互补可以确保实现。这就需要协作双方或多方组织机构就权力平衡与制约议题进行协商、交流、探讨。第三，在协同指引和宏观调控双管齐下的同时，协同指引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功效更是不可忽视。这必然要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消减行政边界对文化要素与经济资源配置的阻滞，用市场机制高效地瓦解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中的行政区隔阂。若要达致上述目标，就要求我们必须激励资本市场、文化市场、技术市场与信息市场等，加速孕育协作区内统一的经济市场和其他衍生要素，必要时允许经济和文化要素的自由流动，冲击民族地区保护主义，在行政边界的缠绕中构建跨区域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大市场，借助无差异化市场机制的正能量，可以使得协作区内每一项政策的制定都能与民族地区政府发展目标及扶贫攻坚目标相一致，与区域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目标及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相互契合，并且不能脱离当下扶贫开发的现实。第四，加强区域经济-文化合作的有效联动，在民族文化差异与区域经济耦合的实现过程中，逐渐缩减地区发展差距。区域联动意为“主要借助行政外力发展的区域经济与文化交互系统，其基础是行政区经济与文化。[8]区域联动的行为主体由政府间协调发展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民间组织，行为方式由政府掌权到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地方龙头企业。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是螺旋式上升、循环往复的进程，各种生产要素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服务、互相投入，使区域内原来彼此缺乏内在联系且自成体系的行政区经济与文化，得到有机融合和实现，并且逐步构筑高度开放性的文化行业协作机制，统一的经济市场网络，最终达致经济同体、文化同享、规划同筹、产业同布、交通同网、环境同治、旅游同线的协同化水平，形成既有高度开放的区域整体优势同时又不失边界范围。
四、结语
随着扶贫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加大了对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与投资力度。但陈陈相因，东部发达城市与国家连片特困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改变。国家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中国的欠发达地区，这些地方的减贫更需要进行改革和提升。[9]国家新的扶贫开发政策，是国家连片特困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外在推动力，是外因；而其协同能力是顺利实现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是内因。增进国家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文化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能力，在依托新时期政策的大好情境中，是实现区域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更快捷、更实用的途径，也是有效解决国家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利器。
作者：易小明 乔宇 单位：吉首大学
第三篇
一、语言系统中的“人”的因素
“人”是建筑的核心要素，是建筑活动的设计者、实施者、参与者和使用者，建筑中人的要素广泛涵盖了人的功能、人体工程学、人的社会以及审美等要素。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指出：“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从人的角度来看，建筑语言具有特定的逻辑关系或语法系统。桂北地区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分布着壮、瑶、苗、侗、毛南、水等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自古避居深山，形成自成体系的社会结构、建筑形式和聚落形态。如地处桂北三江县独峒的高定侗寨，人们的生活作息、精神信仰和民族习惯等为当地的建筑语言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基础性依据。“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首先直接决定了村寨的选址、建筑的造型以及演变，以农耕为主体的侗族属于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在敬畏自然的过程中养成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观念，从而形成建筑生态美生成的内在动因。另一方面，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向心力与聚合力：对内团结，对外防御，高度服从集体。从整体上看，高定侗寨以多鼓楼为核心内聚向心式的建筑布局为主，认为按照围绕鼓楼建宅才能得到神灵的庇护。受到地形地势的影响，村寨由若干个建筑组团单位构成，构成多核团聚的模式，每个组团都自己的中心鼓楼，不同鼓楼表示不同血缘的宗族所在，形成内聚向心的簇状形态。寨中有大小7座鼓楼，高低错落，层次丰富。而位于中心最高的独楼，是村寨空间的聚焦的和标志性建筑，它犹如撑开的巨伞，为侗家儿女提供护荫，也昭示了人们齐心合力的民族精神，给予人们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体现出侗家人典型的宗族结构和宝贵的整体思维方式，鼓楼所具有的规范整合与聚合向心的功能，表现出桂北少数民族特有的人文特色。
二、语言系统中的“物”的因素
作为一门造物的艺术，建筑的“物”的概念具有最为广泛的意义，建筑中各类物化的实体既是建筑目的和功能的具体呈现，本质上也通过造型、体量等表征对建筑的性格和表情产生的审美指向。黑格尔曾在其著作《美学》中将“建筑”与“诗”定位于艺术的两极，两者具有截然相反的特性，即建筑是物质性最强的艺术，文学是精神性最强的艺术。桂北地区适合杉木的生长，这为建筑材料的使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以杉木为支柱，凿木穿枋，立架为屋，再辅以四周木板围合，其他梁、枋、板、椽、檩、榫等也都是由杉木制作而成，成为桂北民族建筑的特征之一。而建筑的基础部分也大多就地取材，因材施用，使用当地色泽青灰的石材，其粗糙坚实的质感，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建筑以简洁的造型、多变的布局，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挑廊、披檐、平台、敞间等有顶无墙的开敞空间被广泛使用，既不妨碍通风，还可遮阳避雨，增加景观变化的效果。建筑群轮廓丰富，交错起伏，形成一道优美的天际线，很好地塑造建筑的外在视觉形象，满足了审美需求。而具体到建筑的门窗、门头、柱基、吊脚、柱头、挑枋、檐板、栏杆等，均细致雕饰着精美的图案，减少视觉的单调感。尤其是一些窗户的设计很有特色，将窗凸出墙面，以争取到更多的空间，既增加了建筑外观的层次感，也拓展了建筑的内部空间。
三、语言系统中的“场”的元素
场指物体在空间中的分布情况，在建筑学里，“场”既是进行建筑活动的场地，也可以理解为某种特定的能够体现建筑效果和气质的空间环境。挪威建筑理论家舒尔茨在《场所精神——走向建筑的现象学》一书中指出“场所”具有两种基本的精神功能：“定向”（orientation）和“认同”（identification），清华大学朱文一教授进一步将它们概括为：“定向”是疏离感、无家可归的表现，它使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认同”则意味着归属感、居家感，“与特殊环境为友”。建筑的场使人在实体上产生庇护感，心理上产生归宿感，当人们体验到“场”的感觉时，建筑的目的便实现了。“场”有实场和虚场两种表现形式，实场构成建筑的实体和环境。虚场指精神诉求的模糊、虚拟的空间，实场与虚场是相辅相成。桂北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交通闭塞，外来文化渗透较少，因而民族文化能够得以传承下来，整个建筑语言体系得以保持本真的自然、古朴与和谐之美。加上桂北山区温湿多雨，境内山高谷深，地势险峻，据统计，桂北15度至35度的坡地约占37%，15度以下的缓坡地仅占13%。为建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场。境内建筑大多为穿斗式干栏民居，因山势起伏，底层架空，一部分围合成牲畜圈和厕所。二层为生活场域，正中为堂屋，设有壁龛供奉祖先牌位，边侧还设有厨房和火塘，后侧设有卧室若干间。顶层通常为杂物间及小孩儿房。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多变的地形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从而获得平整的居住场所及良好的通风条件，同时可以避免猛兽蛇虫的侵袭。二层以上常外挑装设栏杆，以获得凸间与凸廊，造型上层次丰富，轮廓分明。整个建筑与生态环境协调共生，无论是单体形态的营造，还是群体空间的构建，都如生命体般有机生长在一定的“场”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桂北建筑中，水是构成场域环境风貌的重要元素，是维系住宅、风雨桥、鼓楼、道路的一条生命线。桂北少数民族大多拥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大部分人风水观念浓厚，建筑有效地利用自然、协调自然，实现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境界。桂北建筑群落尤其善于利用水资源布局环境，选址多与山水树木相联系，寻找到既适合生存又具有美感的场域。桂北建筑的水环境从密切结合自然条件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主要有三种审美形态类型：一是线性流动的溪流，村寨依水系的脉络展开，蜿蜒柔美；二是静止的水塘，穿插建筑组团之间，富有动静相宜的美；三是点状分布的泉井，它是人们的生活水源，星罗棋布，具有灵动之美。三者共同构成了丰富优美的水环境。桂北民族建筑对环境的适应还表现在注重生态、尊重自然上，能够根据“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变化。如遇缓坡就顺应山势，将建筑布局在最为合理的地方；如遇沟坎就运用悬挑、吊脚、透空、廊台等建筑手法跨越而过；如遇崖壁，就横向延伸，依附而建。桂北民族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场”的条件，在自然中寻找平衡，在有机中求得变化。
四、语言系统中的“时”的元素
世间万物都具有时间属性，建筑亦不例外。东方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时空观，东方看重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而西方则强调时间和空间的对立。在这种时空观念支配下，中国建筑一开始就不是以独立的建筑个体为目标，而是以一定空间规模、平面铺开、相互联系的建筑群体为特征，这是一种“时间性”的延续叠加，时间概念在建筑群体的生长过程中得到清晰流畅、主次分明的展现。桂北民族建筑的生成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几千年的时间演变而形成的完整而复合的空间结构，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表现了当时的民族文化特色，其建筑结构又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无论是对建筑外部特征的感受，还是内部空间的体验，在形态、结构、功能和布局等方面都会随着时间推进产生变化。如阳朔郎梓村，因一片保存完好的明代建筑群而闻名，这些建筑原为“谭氏祠堂”，现存古建筑11座，古炮楼1座，总建筑面积占地约12000平方米。深院高墙的青砖砌筑，飞檐挑梁，形如飞鸟展翅，轻盈而生动，具有典型的桂北壮族民居特色。沿石板路进入村中，郎梓村的古屋老巷犹如一位历经时间考验的古稀老人，守候着一份宁静和沧桑。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点缀于山水之间，为自然景观增添了些许时间的痕迹。
五、结语
桂北民族建筑在历史、人文、环境和地域的综合因素上构建起自身的语言体系，对于当今建筑领域如何发扬本土精神，如何传承民族的优秀传统符号，具有相当高的借鉴意义。
作者：李文贞 单位：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第四篇
一、平面设计的民族文化精神
所谓平面设计中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精神，当然不仅仅指在形式上采用一定的传统视觉语言来作为设计要素，如果直接把民族文化遗产搬入设计空间———传统图案、古典人物造型、古代特色建筑，这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应用。如果我们的平面设计只停留在这些方面来继承传统，那么我们永远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发展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面设计的进步有目共睹，但相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我们还是相对落后的。设计是一种艺术语言，更是一种文化表达的方式，缺少民族文化的支撑，设计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目前我们尚未在平面设计与民族文化精神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融合点。为什么我们在欣赏国外优秀作品时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这些作品都能在视觉与心理上紧紧抓住我们的心。也许你对其视觉元素并不熟悉，但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这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中国的平面设计要想在国际上产生更强的影响力，就要认真研究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经过几千年的累积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把这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现代的生活融合起来，在设计中体现出我们的独特优势和特有的文化精神，并让它在横向范围内得以健康的生长与延伸。
二、书法艺术的民族文化精髓
书法艺术作为汉字文化圈的艺术精髓，其存在的价值与所做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作为文明的载体，从造字方式上看，每一个汉字都蕴藏着深意。文字最早始于古人对于事物的图形记事，“以图为字”逐步演化成以记事为目的的甲骨文，后经小篆、隶书、楷书、草书等字体的演化。虽然字体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始终基于“以图造字表意”的造字方式，反映出人们对事物认知和表达从单一走向形象感更强的象形文字。作为汉字呈现形态的书法，让汉字具有独立的艺术美感。每一个汉字的平面空间就是一幅独立的画面，在这幅画里，她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安排得那么合理，那么严谨，那么的不可动摇;每一个笔画都有它自己的独立位置，或主或次，但都不可缺少。她又像是一座优美的建筑，每一笔就是这座建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构架，她所分割出来的空间就是建筑的每一个空间，虽然她是一个平面，但却展现出了立体的魅力。如同京剧里的人物脸谱、舞台动作形象，汉字书法作品中每一笔的长短曲直，都是那样的富有内涵、饱含情感，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物我不分”、“天人合一”理念的反映。虽然在汉字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汉字形态的极大不同，但主要构成形式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它的整个发展过程遵循一个严格的规律，并由此演化成一个相当严谨的体系，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更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反映。书法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历代书法家通过这一艺术形式展现出丰富的空间形态与个人精神面貌，进而形成了不同时代的书法风格与审美追求。书法艺术发展与中华文化发展同步，它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体现，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这种反映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映，是时代精神在艺术中的折射，不是刻意的雕饰。有人说书法应该是自然流，自然界流动着书法，人与自然的应会中流动着书法。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书法是源于自然与造化的，随着孕育万物的宇宙而运动不息，它内在血脉和精神有着新的赋予价值使命。”［2］书法艺术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精神是书法家对宇宙自然的感性的直觉与顿悟，从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引发灵感，激发创作激情，真正做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沈尹默先生曰:“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准确地说明了书法与绘画、书法与音乐之间的联系。这种文化精神同样是从自然观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观念表现在现代生活中是人类对生命、对外在的自然环境的关爱与珍视。
三、平面设计与书法艺术的共性在精神上的结合
平面设计与书法艺术两者的共性表现都是在平面空间内设计与创作，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值得发扬和必须发扬的“国粹”。平面设计开始于人类学会用文字记述事件的时代，文字的发展决定了平面设计的发展，文字的使用奠定了平面设计的基础。［3］而平面设计为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表现舞台，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现代平面设计是商业文化发展的产物，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现代文化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书法艺术交流与文化传播的平台;另一方面，汉字丰富的视觉形态，为视觉呈现提供了更多的艺术手段。汉字书法具有典型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悠久历史背景，在特定环境和特定需求下，平面设计必须借助它来进行表达创意。用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来审视书法艺术，每一幅书法作品都是一个“完形”，都是书法家经由知觉活动组织成的经验中的整体，或者说是由书法家用敏感的艺术知觉进行了积极的组织与构建的结果。书法被称为“有意味的形式”，或者说是点、线、面的综合艺术，点、线、面意味在于在平面上表现出韵律与节奏、平面与立体感觉;汉字讲求布局和谐匀称，也是对平面空间的合理分隔;或者说是抽象的艺术，这和书法所选用的色相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有关。如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它由特定的无彩色系的黑、白、灰构成主体。然而令人称道之处在于辅以鲜红的印章，这鲜红的印章丰富了平面的色域，从而产生冷暖、鲜灰、层次感，同时借助色觉幻象使视觉达到平衡美感的境地。经由民族群体的经验积淀，书法艺术的色彩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心理色彩，在没有新的真知灼见之前，这种心理色彩显得相对稳定。黑、白、灰、红有机的融合展现了一个丰富而玄妙的色彩世界，不仅给人以美的遐想，而且给创作者与欣赏者以灵性，虽不像绘画那样五颜六色，但在汉字书法艺术史上却有它经久不衰的价值。在一定大小的平面范围内，一个图形要想引起观众的注意并产生共鸣，它需要设计者花费很多的脑力，不定期地研究观众的视觉心理感受及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并不是一个图形能让所有的人接受，它只能对一个特定的群体产生良好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熟悉常见的形状不太会注意，而对那些不同或不熟悉的事物却十分关注。那些有意于创新的和不规则的图形，能使观众的视觉组织变得紧张起来，从而引起更多的注意。这主要是它的“有趣”所在———先引起视觉的注意与紧张，继而对其进行积极地组织，最后是组织活动得以完成，开始的紧张也随之消失。这是一种有始有终，有高低起伏的经验，这样的经验不是平淡乏味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认同，是因为其点、线、面及章法的变化能使观赏者的视觉组织有一种紧张的变化。随着这种注意程度的变化，这种紧张也会有不同的变化，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愉悦。这样的一些视觉经验也证明了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每一个形都是紧张力的呈现，并且存在于某个特定的“力场”之中。正是因为这种视觉“力场”的存在，才使人的视觉思维更加有趣。［4］书法艺术中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把握平面空间分隔及色彩运用的能力，平面设计要从中汲取营养，除了把书法的形式直接应用到设计作品中来作为视觉元素外，还需要在更高层次上领略书法艺术的文化精神，把这一来源于自然界的、又能表现出自然界之生命力的艺术形式精髓应用于平面设计之中，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融合，需要设计师对汉字文化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领悟其中的精神内涵，创作出具有本土文化优势的独特的设计作品，来丰富平面设计这一充满魅力的艺术形式。靳埭强先生指出:“设计师应检视过往的足迹，深入思考新观念，亦不忘从生活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从而再出发，在实践中建立现代设计的新面貌。”［5］
四、书法艺术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书法艺术运用到现代平面设计中，主观上是古为今用，把它作为信息载体，使作品产生一种亲和力;客观上则是继承和发扬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在现代平面设计领域，小到一个徽标，大到户外广告，甚至高层建筑的每一个面，都是平面设计的所在之处。平面设计的终极目的是要传达信息，但它首先要吸引观众的注意，并尽力使其在视觉与心理上得到一种愉悦，然后才能更有效地把信息传达出去。设计者在平面上表情达意所能借助的载体只有图形、文字和色彩，而色彩必须依附于图形或文字。书法在平面设计中既可以作为抽象的图形来起到装饰的作用，也可以作为文字来传达具体的信息，可以说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如图1“中国最美的书”封面设计，以红色汉字草书“书”字为设计主体，占据了整个封面，左侧用黑色的汉字老宋体整齐排列，动静结合，冷暖搭配，达到整体平衡效果。中国汉字书法、中国红、中国汉字老宋体，尽显中华民族传统之风格。再如图2“汾酒产品包装设计”，材料选择陶瓷为容器，容器表面采用中国书法文字大小混搭，半浮雕效果与器体浑然一体，充分表达了平面设计中的韵律节奏美感。外包装以器体外形为主体色，书法“汾”字与其相得益彰，展现出内、外古朴典雅民族风。但是汉字书法本身有它自己的语意，有它的诗意性，在平面设计中具有诗意化的影响。不同风格的书法给人以完全不同的感受，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使用什么样的书法，需要设计者去体会书法的语意，而不是盲目使用名家作品。好的书法未必适合于设计作品，关键在于书法所体现的精神与设计作品是否相符。设计作品不是书法创作，必须让书法更好的为设计服务，而不是利用设计作品来展示书法艺术。
五、结语
从当代平面设计发展看，艺术上的提升离不开文化上的自觉。汲古而开新，正是未来平面设计发展的重要方向。汉字的视觉形式只是影响中国设计风格的显性因素，而汉字内在的思维规定性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设计思想和方法才是影响中国设计的内在因素。［6］在设计作品中，汉字书法的生命力体现了诉求者所想表现的精神形象，以书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现代精神是设计师摄取营养、构建理想的沃土。
作者：吴真 单位：闽江学院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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