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青则在座谈会上指出，扩大股权融资比例是缓解杠杆率上升的唯一办法。他在此前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时，曾阐述过上述观点，杠杆率是负债总额与GDP的比值，从表面上看，如果把债务压低就可以降低杠杆率。但实际上过去两年也一直在提去杠杆化，而杠杆率的上升速度在过去十几年里是最快的，也就是说债务即使论文代写http://www.400qikan.com减少杠杆率也可能进一步上升。一个解释就是债务压低后货币增速随之降低，导致通货紧缩，通缩对经济也是有负面影响的，最终GDP下降幅度要大于负债下降幅度。问题就在于目前社会融资总额基本上是债务融资，股权融资比例极小。
财政政策方面，马骏建议，为化解地方债风险，应建立一个以市政债为基础的地方债务融资体制来取代地方融资平台。并推动地方发债的配套改革，如发债的地方政府编制并公布全口径地方资产负债表，以提高财政透明度和预算约束。
长期看改革
在7月8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在转方式、调结构、保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李克强在7月15日的座谈会上强调，体制机制也是重要的“资本”和红利，通过深化改革搞活体制机制，将产生巨大能量。
两个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均强调了中长期发展战略——转方式、调结构，几位与会学者也都对中国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有着自己的认识。
李稻葵在6月份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稳增长政策只能在短期发挥效应，有关中国经济诸多深层次问题的改革方略尚未完全落实。不仅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打破垄断、简政放权等改革项目尚未完全落实，许多各级政府官员应该主动去创新试验的改革项目也并没有推行。
据媒体报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王战在上海小组讨论会上就曾向习近平汇报有关深化改革的研究成果。王战根据上海社科院春节前对139位国内外专家所做的问卷调查，得出以下结论：对过去3个月国家出台的12项改革中有7项评价良好，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党风廉政建设、单独两孩、废除劳教、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成立上海自贸区；也有反应落实不佳的，比如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关于改革时间表问题，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336个改革项目，王战认为，一下子推出会造成“交通拥堵”，要按照先易后难原则、最大公约数原则、瓶颈原则安排改革事项，分阶段推进。
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价格体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打破垄断、简政放权等改革内容则是这些学者关注的重点。
一方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6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文称，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是统一互补的，且“两只手”优于“一只手”。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关系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的作用少一些。林毅夫近期在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座谈上也表示，市场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正如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在《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4期对本刊记者所说，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这是一场自我革命。官员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吗？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可能像过去那样再次流于形式。
在民营企业发展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在座谈会上建议政府要改革财政收支方式，把更多自主权让给企业，从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刘胜军则提出，要进一步破除行政垄断，放开民间资本进入一些领域的行政壁垒，给市场资金更多出路。
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刘胜军在座谈会上说，民企对混合所有制还存有顾虑，一是政府拿出什么东西来混合？二是民资能占多大比例？三是“联姻”后会不会受到行政干预？政府要明确自己在市场中的“中性化”身份，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是否触及或穿破底线，是政府会否出台刺激政策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目前判断，整体经济还没有触及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