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也是救亡图存的探索史，在这一探索进程中，教育救国论蔚然成潮，胡适的教育救国思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相较于其他的教育救国理论，胡适的教育救国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胡适从文化哲学、教育的社会价值、教育的个体价值以及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层面进行阐述和论证，构建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体系。
一、再造文明:文化层面的哲学基础
近代中国面临深刻的民族、社会和文化危机，对于危机因何而来?如何救治?学者们多认为应归咎于中国文明的不适应性。具体而言，主要有守旧和革新两种观点。守旧派认为中国之危机全因为人心不古，忘了祖宗成法，所以挽救的方法是弘扬中国古代文化，“保存国粹”。而革新派认为，中国自我封闭太久，缺少外界的刺激与交流，因而落后了。中国古老文明不失为世界上之最优秀，但应付现代生活已力不从心，需要学习别人的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接触、结合产生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胡适属于典型的革新派，提出了“再造文明”即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作为救国的基本路径。
胡适强调实证主义特别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的影响，把有机体的一切行为均看作是一种环境适应行为，生物必须适应变化的环境才能生存，因而否定理性主义的永恒真理观，认为所有的观念、理论、思想体系都应该看作是假设。胡适还主张“用存疑的眼光重估一切价值”，“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需要用冷静的眼光来搜求证据，这便是评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1］。胡适认为，从达尔文、赫胥黎到斯宾塞，就他们的实证主义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拿证据来。由此出发，胡适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对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及其出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明是人的心思智力作用于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产物。”［2］没有单纯的精神文明，也没有单纯的物质文明。寥寥数语，驳斥了“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保存国粹”者的论调，也为文明的评判确立了一个标准———应付环境的能力。中国文明应付环境的能力如何?“中国的问题在于‘思想上’不适于现代的环境，‘种族上’不能适于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险，‘社会制度与心理习惯上’不能适于生存而有堕落的危险。”［3］在胡适看来，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国古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兴起的世界环境下，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相比之下，“西方人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找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环境，改良社会政治制度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4］在胡适看来，西方文明建立在以“机械力”为标志的科学基础上，并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民主为追求目标。
而科学与民主蕴涵着高度的精神潜力，并竭力满足人的理想追求，甚至单纯的技术进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类的痛苦，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解放人类的思想和能力，去享受这种文明所创造的价值和成果。这种“利用厚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既然传统文化已经式微，以科学民主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文明又充满活力，为摆脱民族、文化危机，反省和扬弃传统，充分接受西方的新文明和新文化，再造新文明就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因而，中国知识分子急需的觉悟就是:“我们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而且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政治不如人。”“第二步是死心塌地学习人家，一心一意地采取现代化的态度。”［5］胡适言下之意是，要救国，必须实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的现代化，而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接受西方文明，特别是民主、科学、技术。而如何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如何接受民主、科学、技术，教育的独特、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胡适实现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未尝不是对现代中国出路的一种有益探索，也成为其教育救国思想的文化哲学基础。
二、教育是社会改良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工具:教育社会价值层面的哲学基础
胡适的“教育救国论”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及其教育哲学对其基本概念和观念演绎的必然结论。受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影响，杜威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视为与自然界的进化具有共同规律的过程，是一个改良和渐进的过程，“是东一块西一块零碎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改造世界。但是，要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的。如学校，实业，家庭，经济，思想，政治都是一件一件的，不是整块的，所以进化是零买来的。”［6］胡适也主张，“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现今的个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制度的解放，这个那个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7］胡适不厌其烦地陈述其改良的进化观。主张改良的进化观，一方面必然反对采取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其通过教育实现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注下了伏笔。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杜威进一步阐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杜威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并坚持教育要为改造社会服务，为创造美好的生活服务的观点。
他认为教育改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他会给社会生活以充分明显的影响，教育是富有建设性的东西，是能纠正社会弊病，解决社会问题最有影响力的最基本的方法。教育的首要社会责任，不是使现有社会秩序永久地保持下去，不论是经济秩序，法律秩序，还是社会秩序，而是对其改善做出贡献。他在1897年《我的教育信条中》宣称:“我相信———教育是社会进步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教育在达到分享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如果没有通常所想的狭义教育，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保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工具。”［8］胡适也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倡言，“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教育根据社会观念支配个人的生活，这便是社会革新的唯一可靠的方法。”［9］实用主义是现代美国的主要价值精神，胡适承袭了其基本精神，将社会改良寄希望于教育，并赋予教育以广泛的政治、经济，改良社会习俗的功能，成为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另一理论基础。
三、完善的个性主义:教育个体价值层面的哲学基础
如果说实现社会现代化是胡适救国论的路径依赖，教育是胡适救国论的工具依赖，那么，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则是一切依赖的依赖。正如英克尔斯所说:“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基本的要素是个人，除非国民是现代的，否则一个国家就不是现代的”。也就是说，要实现“再造文明”、教育救国的理想，要实现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价值，必然关涉到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对此，胡适提出了完善的个性主义。他引用易卜生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有时候，我感到好像整个世界沉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你自己。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才能真正有益于社会”，［10］而“救出自己”的关键在于养成自由思想的独立、宽容的人格，充分发展自由的个性，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胡适认为具备独立人格，充分发展的个人乃是社会国家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动力，藉杜威的社会进化论、智能的个性理论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观，论证了培养完善的个性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进化论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源头之一，作为一个社会进化论的笃信者，胡适构筑于社会进化论基础上的完善的个性主义表达了对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乐观和期待，在他看来，社会有机体论所主张的个人是组成社会的细胞的概念既是个人自由的根据所在，也是教育和启蒙的根据所在。他说，“人的身体里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作战……，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11］胡适的理路在于:既然个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理性充分发展，文化自觉，精神健全的个体是自由和健康的社会得以建立和存在的根本保障，那么，通过启蒙宣传与教育，开启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的个性和理性自觉，就是创造新的自由社会和国家的“造因”。
与社会有机体论相比，杜威的“智能的个性”使胡适受到更为直接的启示。杜威主张根据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和实践经验去培养和发展“智能的个性”，即主张儿童本位主义，他所谓的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评判的能力，而把经验得到的意思和观念一个一个地实地试验，对于一切制度和习俗都有一个疑问的态度，不要把人家的思想胡里胡涂认作自己的思想”。［12］在杜威看来，近代社会进步和科学革命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近代科学所包含的观察和想象自由都是长期奋斗，抗争得来的，正是这种“智能的个性”貌似对传统习俗、观念的背离和批判精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杜威以西方历史发展为例雄辩地论证了自由人格于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胡适完善的个性主义教育目的观也受到了杜威的这一影响。胡适曾把杜威的新教育理论概括为:“千言万语，只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归到平民教育的两大条件，即(甲)须养成智能的个性，(乙)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13］胡适主张完善的个性主义，还与其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观密不可分。自由主义有一系列的主张，其内容包括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政治上的有限政治与法治，社会伦理观上的个体本位主义等等。被誉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秉承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如自由、独立、宽容的人格观，伦理观上的个体本位主义等，可以说是胡适完善的个性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此外，完善的个性主义所蕴含的质疑精神和社会批判能力，也成为胡适反对封建思想意识、封建教育的武器。既然自由人格是社会进步的“白血轮”，是文明的“造因”;同时，也是民主政治赖以实现的手段、目的;是反传统、反封建的锐利武器。那么，培养自由人格自然是“再造文明”、教育救国的必然要求与最可靠的依托。
胡适不限于从其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两个方面论述了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改良与进步，实现其再造现代化文明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而且接受了杜威的“教育即改造”，或者说“教育就是经验的改组或改造”的观点，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阐述了他的看法。杜威认为“经验的改造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社会的”，教育在塑造青年的同时改造社会，塑造青年只是教育的起点，通过学校培养出适合社会生活需要的人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才是教育的归宿。胡适也主张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应该相结合，认为人们不可能“跳出社会”去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胡适把不满足于现有社会，却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社会的理想，称为“独善的个人主义”。胡适不赞同这种主义，他认为，古代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只为要妄想凭空改造个人，主张正心、诚意、独善其身的办法，这种办法其实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下手的地方。而近代的人生哲学，改造社会应着眼于改良社会制度，习惯，思想，教育等等，社会得到改造，人也改良了。所以，把个人看作可以摆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本身就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每个人都注定要与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用说信仰，知识，技术，习惯等等是属于社会的，即使生活小事也决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造个人断离不开从改造种种社会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就是改造自己。在胡适看来，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而个人的发展又必须与现实的社会改造相结合。
胡适建立于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教育救国思想，触及了现代中国出路问题的根本，即社会的现代化，以及强调教育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教育应致力于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对社会进行现代改造，无疑值得重视。他试图使传统社会本位价值朝向现代个体本位价值转轨，以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取代以宗族为本位的宗法主义，强调教育要重视个体价值，促进个体的自由发展，强调个体自由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结合。这一思想对于反对压抑个性发展的封建教育以及倡导自由民主的现代精神，建立重视个体本位的现代教育价值观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胡适照搬庸俗进化论的社会学观点，其理论缺陷不可避免，而且辽宁职称，他排斥社会的根本变革，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甚至沦为社会革命的反动，从当时的境况来看，是不切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