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所恐惧的不是死，而是时间将开口说话，——《反向•晚年》不是在异邦学会了讥讽，是人到了讥讽的年龄。——《纪念》在起风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你/杜甫你把汉语带入了一个永久的暮年。——《孤堡札记》这即是王家新想抵达的某种境界，它产生的不是气度或风度，而是一个对人生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权威性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对于社会和人的剖析将会更加深刻与直接，由此带来对诗歌本身的技艺要求更高，也常常能起到震撼自己和读者的效果。这种视角的产生不仅来自时间的积淀和创作的积累，更来自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身使命的担当。一个诗人敢不敢，或能不能进入到这样一个“晚年”之中，将对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和写作职业道德形成一个衡量的尺度。对“晚年”的认识，促使王家新开始探索一种整合式的写作，他说“杜甫和叶芝中晚期的写作往往就是一种整合式的，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对自己人生和艺术经验的总结，甚至也体现了对一个时代的诗艺和整个诗歌史的某种整合。我愈来愈认同于这样的写作。”②因此他尝试着把不同的写作经验融合在一起，用综合的、跨文体的表现手法进行诗歌的创作。《伦敦随笔》中，诗人将叙事、互文、反讽、细节、追问等多种艺术手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是诗歌技艺的实验，更是将作者复杂、沉郁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艺术形式的突破促使诗歌的内涵得到充分的展现。“离开伦敦两年了，雾渐渐消散。”“雾”是伦敦的象征之物，它的“消散”意味着诗人对两年前的旅英生活，会有更清楚更直接的认识，这也映证了作者已经站在超越过往的高度回看自我。诗中与屈原的《离骚》、狄更斯《雾都孤儿》、T.S.艾略特《大教堂的谋杀》、著名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等作家、作品形成多重互文关系，不仅让读者看到王家新整合中西方文化资源的娴熟，更是深刻地感受到诗人在不同文化浸润中心理的矛盾与挣扎。“无可阻止的怀乡病，/在那里你经历一头动物的死亡。/在那里一头畜牲，/它或许就是《离骚》中的那匹马。/在你前往的躯体里却扭过头来，/它嘶鸣着，要回头去够/那泥泞的乡土”此句中马要驮着主人前往他的理想国，却依然对故土留恋不舍，回头去够泥泞的乡土，这一细节的描写呈现一副感人的画面，让读者通过感受“马性”领略到人性的光辉，互文的精准和语言的张力可见一斑。而“淹死了多少异乡人”的索何红灯区、充斥着爵士乐的酒吧、玩具似的红色双层巴士、同屋人的英国狗等等极具浓郁西方文化色彩的生活细节和场景的描述，显得反讽意味十足。“需要多久才能从死者中醒来/需要多久才能走出那迷宫似的地铁/需要多久才能学会放弃/需要多久，才能将那郁积不散的雾/在一个最黑暗的时刻化为雨？”排比式的追问，将作者心灵深处的迷茫和对未来之路的渴望表现无遗。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一个丰富、立体的艺术整体，恰与诗人想要呈现的复杂经验相匹配。经历了海外访学的生活，王家新的文学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同时也体验了更为深刻的孤独。在东西方文化的激荡中，如何驾驭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话语资源，如何承受挤压与碰撞带来的内驱力，如何迅速找到自己的写作位置，是90年代的中国诗人必须正视和思考的问题。由于具备了历史的、世界的视角，王家新更加准确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在经历着这样强烈的文化冲突时那种身份的危机感和内心的焦虑。
悲剧气氛是挽歌体的精神特质，它与诗人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注、对诗歌困境的关注有十分紧密的关系。进入90年代，以现代传媒为主的网络信息，纯娱乐性快餐文化活动逐渐占领了人们文化生活的主体，纯正、严肃、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日趋崩溃，诗歌被迫处于边缘的境地。诗人们在文化的浮躁中痛苦地挣扎，这不仅带来了诗歌外部的流失和内在的减质，甚至摧毁了不少诗人的信心和信仰，对自己所忠诚与献身的事业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这是诗歌的内部瓦解，也是更为深刻的时代悲剧。王家新敏感地感受到我们时代的分崩离析及其悲剧性，他在90年代的写作一再深入到这一主题。1998年，王家新发表长诗《回答》，讲述了个人的婚姻与生活变故。但是，他从个人的命运出发，来到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关注一代人的命运变化，一代人的困惑彷徨，产生的是对当下社会人生的多维反思，悲剧意识和命运感在此诗中得到尽情的展现。耿占春认为：“《回答》是诗人力图把几乎沦为一场喜剧的生活转化为现代悲剧的努力，是把无意义的、破碎的经验体验为一种命运降临时刻的命运感应力。”③在诗中，个人婚姻的破碎带来命运的无力感使得诗人的叙事充满着强烈的失败主义味道：“我们还属于从下放的山乡来到大学校园的/那一代人吗？不，珞珈山已是墓园/埋葬了我们的青春。”“我能否让一个审判的年代从这里再次升起？/我自己的全部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向我的命运致礼，我认可了我的失败。/我的全部生活是一个失败。”感伤、压抑、反思甚至是苦痛的呐喊一再强化了个人命运的悲剧性。
大量的西方文化资源依旧出现在诗中，但是却带着某种程度的反讽意味：“这也许仍是我：一个白痴，仍踉跄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混合着狂笑的风雪中，/在一个疯狂的世界要求着理解。”自嘲的口吻显而易见。诗人通过多处细节描述个人离婚前后的生活和心情，但是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我们看到当个人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进的时候，无法摆脱集体命运的结局必定形成，“梦里不知身是客”，这就是喜剧性的生活本身隐藏着的现代悲剧命运。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回答》不仅是个人对自己、对生活的回答，也是一代人对历史、对社会的回答，这一幕家庭悲喜剧正是一首献给这个正在逝去的世纪的挽歌。《游动悬崖》、《孤堡札记》、《一九九八年春节》等诗中，王家新都置身于宏大背景中，从个体生命和生活出发，反映整个时代与民族的变迁，又从民族和人类的整体对个人勇气、责任和良心提出质问，从而获得了一种生命超越性和普遍性意义。挽歌体成为王家新诗歌创作的一种重要倾向，与他在诗体与诗艺上的探索有直接关系，更与他强烈的“承担”精神密不可分。以诗歌的形式积极介入生活是王家新90年代诗歌的显著特征。在社会转型期，诗人对我们国家命运、时代发展、民族文化的思考促使他自觉地进行了艺术转变。在各种文化冲突与历史性困境中，与时代生活的深刻摩擦及各种话语力量的交汇作用中，挽歌体这种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成为诗人表达复杂经验和情绪的有力武器，它的产生也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诗意承担计量经济论文。
作者：陈爱梅 单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