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雄辩和畅所欲言都持反对态度，也就不奇怪老子和庄子的教义提倡谨慎讲话，适度表达，甚至完全沉默。这些神秘主义者强调认同和效仿自然的重要性(Jensen，1987)。老子说道:“故飘风不终朝”(Lin，1943)。因此，保持沉默得到提倡，“嘴是心灵的守护者，必须严加看管，以免自己的心思被外人知道”(Jensen，1987，p．3)。虽然自儒家和道家在中国文化中创建至今已有几千年的时间，但是它们的影响还远未消除。中国人每当受邀对公众演讲时，他的脑海边都会萦绕着一句古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甚至政府官员也是如此。当他对一群人讲话时，他会让秘书先准备一份讲话稿;当会议开始时，他的工作就是照着稿子练;练完了，会议也就结束，人们开始离开。人们对这样的讲话有时会感到厌倦，但是一想到官员练稿子时的认真劲，他们的不适和抱怨就会立刻消失。“他们态度认真，值得信赖，因为他们的稿子是事先准备好的，练出来就代表是他的本意。“当西方演讲者或是大学讲师初见中国的这样一种传统，发现中国观众在演讲过程中或结束后大多保持缄默时，都会感到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在西方高校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当需要在课堂上当众讲话时，都会对西方那种滔滔不绝的演讲传统感到不大适应。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西方的这种做法令人沮丧，尤其是他们刚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时更是如此。中西方演讲修辞传统的差异非常明显。他们刚开始时在课堂上比较沉默，互动也比较少。但是，随着他们逐步适应周围的环境和文化，这种情况也逐步改变。
一、记忆
中西方修辞学理论的第三个区别在于二者对待记忆的态度。在早期的西方修辞传统中，记忆曾得到重视。它位列修辞学创造、排列、风格、记忆和传达这五个组成部分中的第四个。西塞罗认为，演讲者必须具备这五项能力。他将记忆定义为大脑中保留的事件、词汇以及排列。根据西塞罗的理论，有两种类型的记忆:自然的和人工的。自然的记忆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和思想同时产生。而人工的记忆则是经过训练体系训练而形成的。(卡普兰，1989)西塞罗认为，自然的记忆必须经过训练加强，从而变得超常。而另一方面，这种训练而成的记忆又要求有自然之美。(卡普兰，1989)然而，在修辞学的五个组成部分中，记忆是西方修辞学书籍中被提及最少的。(科比特，1965，第27页)科比特认为，记忆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关于记忆的过程，并没有太多可以阐述的理论;而当修辞学主要与书面语联系在一起之后，便再没有必要来处理记忆了。(科比特，1965，第27页)西塞罗从小就认为记忆学是传统修辞学的一部分，但这门学科却被拉莫斯从修辞学中剔除，并且再也没有成为人文科学的一个特殊主题。(兰哈姆，1969，第89页)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修辞学向来把记忆看得很重。对于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们来说，被西方人忽视的修辞学的第四部分即记忆，要比其他部分更为重要。中国有一句古话证实了他们的修辞传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中国诗人杜甫(公元712～公元770)进一步证实了记忆的重要性:“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些批评家认为，杜甫诗中强调的是“破”，而非“万卷”。一位中国学者曾解释道:“一本书读百遍，要比囫囵吞枣读一百本书强。”(Matalene，1985)。因此，中国人拿到任何文字，都是反复诵读、背诵，而不会改写、分析或是解释。由于学习汉语时老师的要求，学生们甚至在课堂上都背诵课文。边走边大声朗读是学生们学习外语的习惯，他们经常如此。中国如此重视记忆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中国人已经养成了尊重传统和权威的习惯。因此，他们总是重复形式固定、家喻户晓的格言、说教和类比。中国修辞学的中心目标和实践就是通过参照传统和固定表达，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反应群体观点。时至今日，中国修辞学依然故我。从哲学上讲，中国修辞对于记忆的强调是由于中国文化反对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儒家学说认为个人应服从集体，道家学说认为集体应服从自然，佛教则否认自我存在。中国“极左派”排斥并谴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因此，中国人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背诵在心理上适应他人，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符合社会规范和政治标准，而这种行为正好与西方修辞中宣扬的创意和个性背道而驰。
二、中西方修辞的类同
(一)记忆
尽管中国修辞传统过分强调记忆有很多弊病，但人们仍然在背诵，这是由于中国学生拥有良好的记忆力，他们在考试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而这需要大量的记忆。看到中国学生在他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取得的骄人成绩，一些西方人也许会后悔长期以来对于记忆的忽视。西塞罗曾热情地倡导这个被称为第四艺术的修辞。虽然中国人在其修辞传统中倡导惯例和权威而非高雅和论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方修辞没有共同之处。西方人的确重视独创性，但正如艾略特所言:“世上只有真正的创意与过去无关”。(1948，第118页)例如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我们无法找到绝对的原创。诗歌中的字、词、意象等也许是常见的，但诗歌整体的结构却与以往任何诗歌都不相同。虽然中国人非常崇尚修辞传统和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作家和批评家也这么想。事实上，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一些成功作家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截然不同，并对中国修辞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样主张独创反对陈腐。有两个有名的例子:杜甫曾写道“语不惊人死不休”;韩愈曾说“力去陈言”。杜甫、韩愈和其他诗人因在句法、诗节或韵律上的创新而广被赞扬，他们强调新颖而非模仿以往古诗。这与西方修辞特征明显相似。
(二)修辞手法
此外，中国人通常缺乏西方人的口才和辩论概念，因在他们的修辞史中没有演说传统。然而，修辞绝不仅局限于口头形式。比如，诗歌就是“某些演讲分支的特殊模式或形式。不管是叙事诗中渲染梦境，还是悲情诗中充满激情，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演讲的终点或目的，有时是即兴或既定目的”(坎贝尔，1992)。换言之，我们可以在中国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看到雄辩，看到论证，或是演说者具备的三才:教化、怡情和动人。总而言之，汉语中关于含蓄、委婉和谦逊的修辞是非常丰富的，这与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如中央集权、禁锢思想、倡导集体性、鼓励抑制个人情感的审美标准等。中国修辞学的发展环境鼓励间接劝导，而非直接陈述观点，唯恐冒犯听者，但当合乎情理时也可以直接论述观点。然而，西方修辞学的发展环境鼓励直接的、对抗的、论争的交流;尽管如此，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采用类比论证和其他间接方法。在古希腊，直接论证不为人知，间接论证却人尽皆知。而在古代中国，情况却截然相反。总之，中西修辞特点的不同之处在于直接性，这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所致。
作者：施艾拉 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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