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由于知识的溢出，社会经济总的要素报酬没有递减。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投入将产生私产报酬和社会报酬。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个别厂商来说资本的私产报酬是递减的。但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产生社会报酬，因此资本总的要素报酬则存在递增的可能。如果一个企业增加自己的资本和产量，企业就可能产生规模收益递减。但社会经济可以通过增加另一个相同的企业来增加其资本和产量，而且总的社会经济没有产生收益递减。由于社会总的要素报酬没有递减，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比较，新增长理论中没有了增长停止机制。随着资本积累，实际利率并不受影响。实际利率自然可以无限高于目标利率。只要人们可以进行使实际利率高于目标利率的研究与开发，人均实际GDP就可以无限增长，增长率取决于人们创新的能力和实际利率。新经济增长理论物质生产模型:Y(t)=［aKK(t)］θ［A(t)aLL(t)］1－θ0＜θ＜1(1)该模型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其中Y为产出，K为资本，L为劳动，A为知识，θ为收入的资本弹性，(1－θ)为收入的劳动与知识的弹性。其中aL为用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的比例，aK为用于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比例。设人均经济增长y=Y/L，人均资本k=K/L，g为增长率。则:根据1式，可进一步推导得人均经济增长方程:gy=θgk+(1－θ)gA(2)人均经济增长方程指出，人均经济增长率主要是人均资本增长率和知识技术增长率两大因素贡献的结果。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θ约为0．25。［3］得出在人均经济增长率中，人均资本增长贡献仅占25%左右，而知识增长贡献占75%左右，进一步说明了知识增长是人均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知识的溢出特性，从理论和实证上进一步说明了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从而得出了知识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论断。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新经济增长理论为我们研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指导。
二、知识追赶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经济追赶的主要途径
落后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追赶，主要依赖于对发达国家的知识追赶。由人均经济增长方程，可推论得出落后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追赶方程:Δgy=θΔgk+(1－θ)ΔgA(3)即区域间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主要由于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差异和知识增长率差异引起。由于θ约为0．25，则人均经济增长率差异的75%是由知识增长率的差异所引起，其余25%则是由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差异所引起。为此，落后区域要实现对发达区域的经济追赶，不能仅依赖传统生产要素的较高增长率，更重要的是要使知识增长速度实现较高增长，从而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绝对知识量的追赶。国际上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过程中70%的增长不能用传统的生产要素投入增长进行解释。胡鞍钢(1999)［4］对我国长期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80%的经济增长不能用传统的生产要素投入增长进行解释。由此，知识因素成为解释各国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率差距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战后日本、韩国和一些东亚经济体如香港、新加坡等对美国经济的追赶都证明了知识追赶是经济追赶的主要途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经济重新回到了人均产出约占美国五分之一的水平，与中国今天的水平大体相当。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日本花了2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现代化。至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人均产出已发展到美国的70%的水平。1990年，日本人均产出达到历史巅峰水平，接近美国的90%。日本从一个后进的工业国发展成为工业技术高度发达、在当今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可谓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新古典的自然趋同力理论是无法解释这一发展奇迹的。多恩布什(1998)［5］研究表明，在1950-1992年间，日本人均年经济增长率高出美国3．79%，通过从西方积极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知识追赶”解释了其中的2．68个百分点，即解释了70%以上的增长差异。我们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美国经济追赶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知识追赶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经济追赶的主要途径。我们通过查阅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中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由于没有直接的人均资本统计数据，我们采用两国当年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再除以当年人口总数，求出人均固定资产占有数，代替人均资本数。表1是我们调研形成的中美1980-2010年人均经济相关增长率数据。利用经济追赶方程，我们得出，1980-2010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高出美国10．34个百分点，其中3．29个百分点是由于中美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差异引起，而剩余的7．05个百分点只能由知识追赶或技术变革的相对差异来解释。即中国对美国经济的追赶过程中，传统要素增长的贡献仅占32%左右，技术进步或知识追赶的贡献则占68%左右。
三、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知识追赶，主要依赖于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取的知识溢出
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大发展所需的知识主要通过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取知识溢出而来。朱锡庆［6］指出，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时，还是一个农业国家，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规模的市场交换的契约知识是中国社会的知识空白。30多年过去了，中国迅速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很多产品从零开始，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以至于有“世界工厂”的美誉。那么在中国社会迅速普及的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规模的市场交换的契约知识是从何而来的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对于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79年到1987年，深圳共签订5517个外商投资合同，其中5264个，即95%是与港商签订的。香港人已掌握了丰富的合约知识并在少数的工业种类上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知识。这些知识，通过到深圳的香港企业，经由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知识溢出，传授给深圳的民众。香港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地。［7］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相当于从国外引入一个知识源。这些企业在中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将相关的技术知识和市场经济的制度知识扩散出去，形成知识溢出，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促进中国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形成整个沿海地区开放带。20世纪90年代初期形成了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1992年，长江沿岸地区以及几条交通干线的沿线地区对外资企业开放。从这个时候开始，外源知识加速传播到广大内陆地区。2002年，中国加入WTO，出现了第二次外资企业进入高潮。日、韩、美、欧资企业及东南亚的华人企业、台资企业，纷纷来中国投资，来源地多样化。来源地多样化意味着知识来源的多样化。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和信息，通过日常的活动发生知识溢出，在民众中传播和普及。此外，大规模的国外产品与技术引进、大规模的出国考察与交流，都是我国获取国外先进知识溢出的重要渠道。
四、自主知识创新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
目前，中国沿用的发展模式受到了挑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通过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取知识溢出，并进一步吸收、应用、扩散和再创新，已掌握了一般性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支撑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成为世界工厂。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仍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土地和优惠政策赢得竞争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和资源消耗型产业，知识含量较低，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资源消耗型产业带来环境的严重恶化，自然资源承载能力捉襟见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我国产业竞争优势正逐渐消失，进而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连锁反应。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约20%、计算机售价的约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致使产品利润率较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很难提高，从而使得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现代服务业的结构调整战略难以顺利进行。中国未来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为此，中国需要高精尖的技术和产业知识。但是，发达国家企业在品牌和技术上的主导格局日益显现。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产业，小到服装、日化用品产业，我国在许多产业领域的对外技术依赖很严重。中国很难从发达国家获得高精尖技术及高端产业的知识溢出。首先，以美国、日本及欧盟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可能用于军事目的为由，对中国进行高技术产品封锁，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所需的大量技术和产品无法进口。同时，在WTO规则下，发达国家通过严格的专利保护和技术避垒，阻障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由于发达国家已先期掌握了先进技术，并形成了广泛的多层次的产业专利保护体系，使后发国家很难再通过简单的模仿和创新，实现先进技术的产业化，更不要说打入国际市场。据国家质检总局公布，2010年我国31．74%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损失高达582亿美元。其实，即使在一般性产品生产技术中，随着中国对这些知识的不断掌握，知识差距不断缩小，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取知识溢出的速度也必将不断减小。为此，中国过去通过向西方先进国家获取先进知识溢出，从而成功促进经济大发展的捷径越来越走不通了。未来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知识追赶，必须且仅能依靠自主知识创新。自主知识创新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
五、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大力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国家创新体系是指一个国家内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创新的网络，其主要目标是增强创新能力，提高创新效率，主要功能是知识与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国家创新体系由知识与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知识应用系统和知识制度创新系统四个子系统组成。当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政策环境则是公认的原因。具体表现在:1．有效推进自主创新的体制和制度环境没有形成整个社会没有形成良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缺乏尊重创新精神、尊重个性、恪守诚信、公平竞争、激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的价值观念。未建立起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有效转移的法制环境，也没有形成公平竞争、讲究诚信的市场环境。2．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虽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经济、科技两个系统仍相对封闭。表现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比率不高、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于科技发展的贡献不高、科研机构成果同产业发展的契合度不高。同时，产业技术进步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造成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科技改革和发展主要在科技系统内部完成，没有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循环体系之中，经济与科技两大系统远未达到深度融合。3．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落实不够科技创新目的不仅是为了创造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成果产业化应用和市场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科研与经济互相促进、共荣发展的良性互动。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直接面对市场，了解市场需求，是科技成果的直接应用者，是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主体，因此企业应该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体。从世界经验看，近百年来，发达国家80%的科研工作是在大型企业的研究机构中完成的，而世界上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科学技术几乎全部产生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如通讯领域的贝尔实验室、计算机领域的英特尔和微软、飞机领域的波音和空客、化工领域的杜邦和拜耳、机床领域的西门子、汽车领域的福特公司等。我国企业在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方面差距很大。中小企业由于经济技术能力较弱，无法承受新技术研发的风险和费用。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利益机制不健全，还没有真正形成企业家创新的激励机制，企业普遍创新投入不足。例如，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与其销售收人的比例，多年来不足1%，而主要发达国家已达2．5%-4%。其次，我国企业研发机构数量较少，研发能力不足，企业技术创新机构不健全，科技活动层次大多处于低端。企业普遍重生产轻研发，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重模仿轻创新，创新层次低，高端发明少。在“产学研”结合中，企业基本处于从属地位。无法承担起创新主体的角色。4．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机制不健全，创新能力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市场化程度总体偏低，缺乏市场化的创新激励机制，科研成果市场转化不足，无法形成现实生产力，无法从市场获取资金，无法形成科研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最终导致我国科研机构创新能力不足，科研技术工作缺少长期、持续发展的综合目标，科研技术力量比较分散，科学技术研究、学科发展缺乏核心竞争能力。为此，构建和完善知识制度创新子系统，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调控整个国家创新体系，健全我国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政策环境，加强我国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是构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大力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基于上述分析，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出发，应将“自主知识创新”确立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将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作为国家中长期战略。为了建设好国家自主创新体系，重点应解决好如下问题:1．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就是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循环流转及其应用，而其流转和应用的效率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原则，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性的影响，已经为近现代国家的发展所证实。可以说，重视科学技术是超越意识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各国的共识。即使是一些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从来没有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相反是把推动科技发展作为国家和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发动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阿波罗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就是生动例证。因此，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政府更好作用的重要内容。政府一方面要制定好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规划，抓好国家创新的总体布局，在抓好一批事关科技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项目和团队建设之外，更应强化顶层设计，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以组织创新活动为主，转变为通过构建和完善知识制度创新子系统，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着力构建全社会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形成创新氛围，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政策环境;调控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改进科技知识流转和应用的效率，真正发挥市场在科研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整个国家自主创新体系成为自组织系统，使各子系统间良性互动、协调发展。2．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与支持要从构建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出发，建立起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有效转移的法制环境，从而形成公平竞争、讲究诚信的市场环境，促进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利益机制的形成。特别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经济成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鼓励创新的利益机制;同时要将知识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作为国有企业的战略任务，纳入企业家的绩效考评体系，使推进知识自主创新成为各级国有企业家的自觉行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已经崭露头角。提高这些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体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需要。对此要给予充分重视，加强对骨干民营企业的研究和引导。对于外资、合资等各类企业，要继续发挥它们知识溢出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和科技整体实力的提升，我们要优化招商引资、合资的结构，提高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科技门槛，把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本土化作为重要导向。政府要建立企业创新支持体系，要从资金、人才、信息、财税、政策、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科研资源开放等方面，支持企业自主知识创新。特别是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但经济技术能力较弱，对新技术研发的风险和费用的承受能力较弱，只有对中小企业的知识创新活动大力扶持，才能使其充满创造力，才能使其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极大地改变企业的形态和方式，我们应该看到这种革命性的变化。既要重视传统的行业，更要重视新型业态的发展。新型业态的发展往往是从中小企业起步的，由于其发展的新特点、新方式，使得其往往具备传统行业所不具备的惊人的发展潜力和速度。如果我们不重视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植和支持，很可能会丧失很多重要的发展机会，在新的竞争中输在起跑线上。因此，对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绝对不可忽视。3．加强科研院所的市场化进程按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区分科研院所的内容和性质，基础研究必须充分保证和支持，应用研究必须大力推向市场。重视科研和实践相结合、和国家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也是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要改革科技人员激励机制，将科研成果市场化利益作为重要的激励手段，从而形成推动科技成果市场化的动力。各级政府在安排国家科研经费投入和科研项目时，要将成果市场化作为重要考核和验收指标，并制定有利于推进科研院所市场化的整体计划。改革科研院所的用人机制，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实行更加灵活的用人政策和机制体制，增强科研院所走向市场的动力和能力。4．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国家和社会的科技总体进步是一个系统工程，承担这个系统工程的只能是政府。科技创新能力的形成，也不可能单靠某一个环节或者方面。因此，必须是在政府的总体规划和组织下，形成我国独立自主的知识创新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科技创新体系的独立，就没有经济体系的真正独立，也就没有国家主权的真正独立。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这依然是一个真理。社会经济的活力在于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也应当是企业。这是世界科技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得出的重要结论。只有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通过产学研结合，为企业提供必要的科技研发力量，帮助它们实现科技创新，不断增强科技研发的能力，才能真正帮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这个技术创新体系能否建设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自主知识创新战略的成败。政府在科技研发资金和项目安排上，要坚持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破科计算机管理论文技与经济分离的局面，实现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导向。
作者：吴文学 祁金利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生 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