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教育的内驱动力分析
(一)内驱动力的形成环境分析
组织生态决定着行为主体的偏好，生态位则决定着行为主体的意识格局。在达尔文主义视角下可知，行为主体只有适应这种组织生态，才能确保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进而可以概括为适者生存。然而，拉马克主义却认为，行为主体可以调节自身的官能来适应组织生态，进而通过基因实现代际传承。针对农村教育环境而言，生态位决定了农民现有的意识格局，若是期望他们能动地去提升自身的官能，来适应嵌入到社村中的就业环境则与现实不符［2］。那么，如何在“适者生存”这一主题下来维系农民的“生存”权呢?这就需要高职教育首先需要适应这种组织生态，进而能与农民所处的生态位形成对接，最终在调动农民学习主体性的条件下来实现职业培训与区域之间的植根性。
(二)内驱动力的实现机制分析
内驱动力的实现机制属于手段问题，由于内驱动力发端于社村环境中，落脚在农民的学习行为上。因此，内驱动力的实现机制需要与上述两个要件相匹配。1．农民形成培训参与意识的实现机制。如何使相对松散的农民群体形成职业培训的参与意识，这是关系到内驱动力能否在村社环境下形成的关键。前面已经提到，农民所特有的功利主义思想(也可以理解为“务实精神”)将支配着他们的学习行为。为此，促使农民形成培训的参与意识，则需要与他们的思想特征相融合，这样才能借助他们的“务实精神”来驱动他们自身的学习意识，最终由学习意识转换为一种学习行为。2．农民形成项目选择意识的实现机制。促使农民形成项目选择意识，将增强农民个体合理选择工作内容或创业内容的能力，可见这是从个体视角下所考察的一种内驱动力［3］。那么如何将这种内驱动力变为现实呢?这里仍需要借助农民的“务实精神”来实现，同时还需要通过优化职业培训的模式来实现。
(三)内驱动力的维系因素分析
动力系统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永动机就能变成现实，况且农村教育系统充满着内在摩擦力，这种摩擦力一方面来自基层教育部门所带来的制度偏差，另一方面，来自村社环境所固有的群体意识。因此，需要分析内驱动力的维系因素。笔者认为，找寻内驱动力的维系因素需要与当下的农村教育环境相适应，只有从整体视域下才能确保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当然，借助楷模的力量可以为农村教育系统中的农民提供精神支持，但作为全部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来说，物质与精神活动的契合，以及合理确立农民的社会生态位仍是重要的。
二、内在驱动力实现中的难点问题
将理论视角下的内驱动力转变为可供实践的载体，其中仍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从而，对于难点问题的探究也就为实现途径的构建提供了路径指向。
(一)游戏规则问题
在内驱动力的形成环境分析和实现机制分析中，笔者根据村社环境和农民的思想特征、行为偏好得出了改观现有职业培训模式的论点，并指出只有这样，才能在内驱动力机制下提升农民的参与培训的意识。然而，作为承担培训任务的高职来说则不这样想，且在财政拨款下的培训项目实施中往往存在“我向思维”。由此，体制内与体制外不同的游戏规则将成为制约内驱动力向现实转换的障碍。通过笔者的调研，可将这种障碍归纳为以下两点:1．高职的主观意识使然。高职在承担农民教育项目时，往往以优势方的姿态而出现，这或许与其所在的组织生态位有关。这种不平衡的组织生态位，就促使高职院校在培训项目制订和培训内容设计上，存在单向度的特点。然而，由于二者所处组织生态位的严重失衡，导致高职培训方在主观上忽略了农民参与培训的选择权和话语权。2．高职的转换成本使然。高职针对所承担的农民教育项目，需要调动自设的教育资源。部分学校在长期的职业培训中逐渐获得了“学习效应”，这种学习效应将会提升高职在应对农村教育任务时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随着建立农民教育内驱动力问题的提出，势必会打破高职现有的培训模式，从而因存在高昂的转换成本而促使高职不愿去改革现有的培训项目和内容，以及与农村教育的对接形式。
(二)农民组织问题
本文多次提到了农民群体的松散性问题，这一问题将严重制约村社职业培训环境的形成，也将严重影响职业培训的组织与管理。同时，高职在面对这样的群体类型时，在很多时候也是感觉“无所适从”。1．农民群体的职业培训引导问题。无论是返乡农民工还是长期留在本土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其在空间分布上都呈现出散落状。同时，因非农就业环境在许多农村都未形成产业规模，这些都导致在引导农民群体参与职业培训时存在难点问题。2．农村群体的职业培训管理问题。笔者需要强调，在农村教育中建立内驱动力并不意味着要放任农民的职业培训活动，不仅不是这样，还需要对职业培训质量进行管控。但也正是农民群体的松散性特征，使得培训管理始终是个问题。
三、内在驱动力实现途径
(一)强化农村教育项目的招标制度
农民受限于自身所处的组织生态位，使得农村教育的内驱动力无法在村社环境下自发形成，因此，就需要发挥高职在这一方面的社会职能。然而，作为一类利益主体，高职院校仍有自身的利益边界。这就要求，需要强化农村教育项目招标制度，在竞争机制下来促使高职在培训项目制定和内容设计上，着眼于农民的职业能力需要，以及着眼于与农民所处的组织生态位相融合。维持现有的招标制度不变，在对竞标方的考察上应着力把握承接方在助力农民终身教育中的实施方案。
(二)增大农民培训选择权与话语权
若要增大农民的培训项目选择权，首先要有培训项目可供选择;若要增大农民对培训项目的话语权，则需要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给予回应。对于前者而言，县域劳动保障部门应与乡镇主管部门一同，根据本地区的产业特点和农民的具体意愿，从总括层面提炼出可供选择的培训项目大类，这里应做到精而少。然后，高职院校应结合自身的职教品牌和资源，对这些项目大类进行分解，最终形成农民可供选择的项目［4］。而这里的话语权，则在项目大类的调研中得到了体现。
(三)挖掘移动智能教育平台的功能
针对社村环境下农民群体的松散性，以及农民个体在空间上的散布性。在为农民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时，可以考虑挖掘移动智能教育平台的功能。建立这一平台需要三个要件:智能手机、培训内容推送和下载平台、即时信息互动软件。第一个要件在当前已经基本实现，第二个要件则需要高职院校进行建立和完善，第三个要件可以利用QQ群和微信聊天系统。具体的应用模式为，高职院校通过将培训内容转换为微视频、PPT和文本材料，分类让农民随时下载查阅和观看。通过及时聊天系统，可以在线上及时回答农民提出的专业技能问题。
(四)建立高职与乡镇协同下的管理
农村教育中的内驱动力若要得到实现，还需要建立起高职与乡镇协同的培训管理机制。管理的对象是参与职业培训的农民，管理的内容则是组织他们参与线下职业培训活动，以及为他们搭建相互进行工作经验交流的平台。笔者认为，后者应是协同管理的重点，这也直接关系到能否激发起农民参与培训的主观意识，以及选择培训项目的能动意识［5］。具体的实施办法包括:一是以每一培训项目为单元，由高职委派专业辅导教师。主要通过线上回答专业问题的形式与参训农民进行互动。二是乡镇部门选派干部担任班主任，主要牵头开展线下经验交流活动。
四、前景展望
(一)区域植根性下的实践
1．提炼出区域植根性元素。在实现农民本土化就业的目标时，首先需要提炼出区域植根性元素。即，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是怎样的?所在区域的行业类型又是怎样的?从我国农村分布的特征来看，东部地区的农村以来料加工为主导，衍生出相关服务性行业，中部地区的农村则以种植、养殖业为主导，西部地区的农村除了具有中部特征，还强化自身的休闲旅游业。2．建立校政企联办下的培训。政府主要指代乡镇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则指向本地龙头企业。不难理解，寻求本土就业就需要有相应的接收单位，而这些龙头企业则成为岗位提供的重要组织。为此，由企业制订科技培训计划和标准，由政府进行组织和管理就成为一种较好的培训模式。
(二)市场导向性下的实践
由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使得各地农业人口的外部务工比例存在差异。即使对于那些传统劳动力输出省份，也面临着各自群体的就业去向不同的可能。但不管怎样，都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实践。1．岗位技能。岗位技能的培训是科技培训中的重要内容，在培训中关键在于突出目标就业地的用工要求，以及能够及时捕获到当前需求量大的就业岗位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培训工作的有的放矢。2．岗位意识。这里的岗位意识主要包括团队协作意识和自主学习意识。从理论和实践两部分所反映的信息，上述都是提升本土农业人口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推手。
(三)自主创业性下的实践
自主创业可以理解为自我雇佣，这应是在解决三农问题时的一个重要途径。为此，乡镇劳动力保障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和市场供求状况，引导农户有针对性地选择创业项目。此时，针对项目的引进、经营、管理等，则构成了职业培训的主要内容。
五、小结
本文在问题提出的基础上认为，当前需要重视对内驱动力形成环境、实现机制、维系因素等方面的分析。最后通过分析得出，内驱动力的实现途径则可以围绕着强化农村教育项目的招标制度、增大农民培训选择权与话语权、挖掘移动智能教育平台的功能、建立高职与乡镇协同下的管理等四个方面来构建。
作者：黄正春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