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认为宋朝的法制是“继唐之后成就最辉煌的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就宋代的立法状况而言。实际上宋代的法律确实完备详密，正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宋代证人保护的立法亦很严密，但封建官吏往往利用手中职权，对证人横加肆虐，他们与罪人、平民的遭遇交织在一起，其权利常常没有保障。在具体的司法审判中，证人的证明力始终受到重视，“案其单辞而不参证左，则所疑者未必非真，所治者未必有罪也”。有许多案件因无证人而无法定案。宋代哄动一时的宰相陈执中的嬖妾阿张捶挞女奴迎儿致死的案子，在追取证人时，“执中皆留不遣”，“致使狱官无由对定”；神宗时，别试考生毁榜殴军士一案，“为首者汝猷等辞服，相推为首从，然无证左，人皆疑其冤。而勘官郭晙不肯签书，知府陈绎、判官吴几复独以具狱上”。可见，没有证人，不仅得不到认同，就连审讯官都拒绝签字。也有许多案件是依照证人口供而定罪，北宋时，知熙河、兰口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案，朝奉大夫、权礼部尚书蹇序辰案，两人都不认罪，最后都以众证结案。江宁府劾陈绎犯案招供不尽，其未承罪也是以众证结案。然就像过分重视犯人口供必然带来刑讯逼供一样，对证人证明力的重视也必然带来大量的问题，尤其是在司法黑暗的古代社会。
2追摄证人，泛滥枝蔓
北宋前期，“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证佐，滋曼逾年而狱未具”，或“小有未备，移文按覆，封疆悠远，动涉数千里外”，宋仁宗时张方平的话很有代表性：“事本微小，张皇为大，因缘骚扰，株连枝蔓，至有往还数千里勾追证佐。盛暑严冬，淹留牢紧…一身久系，家为破散，庾病饥寒，愁苦无告”。这种做法不仅骚扰无辜，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于是，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下诏，“两军巡院，合要证佐之人，並申本府或三司，无得专擅追摄”。天禧二年（1018）又诏，“合要证佐之人”，“并具姓名、人数及所支证事状，申府勾追”。即不许擅自追摄证人。如证人为妇女，则“千里外勿追摄，牒所在区断”。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御批：“人众罪重，已该极刑，则其轻罪不当追证”。命官犯罪往往牵涉很多人，因此罪状明白者，亦不必追索干证，以免妄使无辜之人淹延囚禁。南宋初，兵荒马乱，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而“小人乘时作过…词诉不绝，狱讼滋多”，进一步扰乱了社会的稳定。朝廷下旨，“罪恶显著，事迹明白，官司见得确实，方许勾追证佐…不得稍渉支蔓”。绍兴三十二年，针对州县狱吏凭供词妄有追呼及捕获盗贼后“教令广引”，非法残民的现象，内降指挥“自今，除系切干证外，不得泛滥追呼，如违，许越诉”。
3淹延囚系，经年累月
宋初并无拘系证人的有关法令，直至北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始规定：“今后所勘命官使臣内有干连人…若须要照证，暂勾分析，事了先放。”即优先断放证人。宋哲宗元佑七年（1092）又规定：凡因驳勘、所断刑名未当及罪人翻异而不能结案者，“其同案不相干碍之人，并先次定断”。即使“得旨推勘公事，内有干连人合先摘断”。然司法官吏对证人仍是“遂至纵留，动经旬月”，因此，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又具体规定了禁系证人的期限：“诸鞫狱，干证人无罪者，限两日责状先放”。因故不能按期先放者，“听狱官具情由禀长吏，通不得过五日”。绍兴元年追严隆祐皇太后诏：“令提点刑狱官检察，无令少有冤滥，应缘干证非本犯人，如已供证了毕，即時放出，不得苛留”。但实际情况仍未好转，“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拘锁者毫无限日，不支口食，淹滞囚系，死而后已”。纵观两宋，非法拘系证人始终是执法中普遍存在的一大弊病。“诸县徒以上罪，虽有结解期限，而吏胥利于追逮求觅，或一年或数月始以解州，又数月或半年方能结案。或囚徒翻异则又未可预料”，而官吏为了便宜，即使证人“供责已具”，“例同拘牢户，直至结案无翻异，方得释放”。有的案件“凡經十余月不能了绝”，有的“禁系经年”，有的“及三四年未决”，有的“十年不决者焉”，甚至“妖凶既毙，证左弗完”。期间，许多证人“监系日久，羸病欲死”，乃至“或监或系，多有死于疾病饥饿者”。高宗时中书舍人董弅反映的“干连禁系死于狴犴，不知其几何人”，应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而理宗时监察御史程元凤亦讲：“有矜贷之报下，而其人已斃于狱者，有犯者获贷，而干连病死不一者”。“不杀人者具死，而杀人者独生焉”，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宋代狱政黑暗的控诉。
4动辄刑讯，科罚取财
封建社会从来没有禁止刑讯逼供，而对于无罪证人也是如此。《宋刑统》规定：“诬告人者反坐，所诬属流以下罪者，则视前人已拷未拷而决定反坐之等级”，而后说明，“即拷证人亦是”，这说明在询问证人时也可使用刑罚。这就从法律上为刑加证人提供了依据。动辄“拷掠取证”，“无罪之人例遭箠楚，号呼之声，外皆股栗”。“或掴或踢，或叱或唾…私监冻饿…况又饿杀、冻杀”。宋代官吏出于种种目的，对广大无辜百姓平民常常箠楚成狱，那对于有所干连的证人滥施刑罚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伴随着的非法用刑（刑数刑具违法）也是相当普遍的。封建官吏对包括证人在内的被拘之人滥施刑罚，一方面是为了获取证据，而另一方面却是为了敲诈勒索借以行私，尤其是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俅为生”，因而“旁缘为奸，逮捕证左”，箠楚取赂，“不得其所欲，则未肯释放”，“乞取钱物，害及无辜”。宋高宗时周林上奏狱吏之害，“出入闾里既无忌惮，罪无轻重，理无曲直，例遭侵铄。毎见狱卒追呼，必持绳索，挟锁械，携杖箠，以示威力，用求贿赂。且以一夫犯刑，干证之人多或数十，少或三四，一概被毒，无得免者。又以入狱之后捶楚为戒，无敢告诉”。甚至请托得金后，“肆意施用酷罚，以为戏乐”。也不惜草菅人命，《名公集》里就记述了“近闻诸郡狱案，有因追证取乞不满而杀人者”。
5因缘骚扰，干连甚众
杨万里讲：“杀人者一夫也，而连逮者十之焉，不惟十也，有再其十，有三其十者焉”。有的大案要案不能及时审结，而干连的证人也往往数十人，甚至几百人。哲宗时赵仁恕以残害百姓及贪赃被劾，而“干连数百人，横道追扰，禁系经年”。蔡確任知杂御史时弹劾熊本，并要求追查濬川是非，该狱“逮系证佐二百余人”。神宗时著名的太学之狱，“上自朝廷侍从，下及州县举子，远至闽吴，皆被追逮根株，证佐无虑数百千人”。荣王元俨宫遗火事，本来是一人所为，但“当死者甚众”，王旦上请，仅仅减死者就达几百人。另外一个状况是，在追证当中，由于主客观原因，大量的证人和罪人一样，在道途中陨命。“得活者十无一二”，虽说反映的是罪人的情况，但证人的情况也很糟糕。如绍兴三十一年，“权刑部侍郎张运以为，追逮干证，经涉修途，多致困斃”。宋宁宗时大理评事赵于欢讲，“死囚以取会驳勘，动涉岁时，类瘐死，而干证者多斃逆旅”。
6开明人士的呼吁
许多有识之士和开明的士大夫对证人的遭遇给予了深刻同情。如南宋洪适，“其囚以身犯法，禁系固宜，独是事发之处，或在邸店，或在道路，一時偶与相逢之人，见其斗殴死伤，便为证左，相随入狱。虽供责已具，而狱吏或以无保识，或以别州县，虑其再追不至，例皆同拘牢户，同解本州，直候结案无翻异，方得释放。盖证左之人，多是他州商贾与村落农夫，或有老亲弱子，别无他丁，必候其人营贩作业，始可生活，一遭禁系，动绵岁月，其家啼饥号寒，遂挤沟壑，其身或苦疾病，因而庾死，无罪陨命，深为可怜”。在对这种现象予以揭露和批判的同时，他们还呼吁朝廷改变这种状况，实施相应的改进措施。如针对拘禁证人，南宋《州县提纲》告诫司法官吏，“不应禁人勿禁，若未欲讯决而权寄于狱，或系干证人，日当引对者，晚须出之”。侍御史周秘，乞诸路疏放干系人…对证其淹延妄禁者，令宪臣按劾”，董弅也上奏，“望令诸州宪臣详加检察，按其滞系”。
7朝廷的措施
统治者为了稳定社会统治，同时为了标榜所谓的“仁政”，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措施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主要是通过加强立法和实施大赦来保护证人的相关权利，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具体原因：
7.1臣下的呼吁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大都对宋代狱政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如著名的清官包拯在《请勘阎士良》中上请“疾速理勘”，“一行干連，人数不少，炎酷方炙，缧系颇久，罪非本犯，情实可悯，且干连人等应系照证，各有归著。如该杖罪已下之人，亦乞令本处一面，先次决遣疏放”。绍兴六年（1136），“上既从朱震、王缙之请，命诸路释拘系之人”。绍兴十九年（1149），“刑部员外郎章焘面对论州县推鞫追逮干证之弊，诏申严行下”。绍兴二十五年（1155），“大理司直李璟面对乞戒饬郡县，不得将无罪干证人一例收禁，诏申严行下”。
7.2农事
仁宗明道二年（1033），诏“州县毋或追扰，以妨农時，刑狱须证逮者，速决之”。景佑元年（1034）又“诏州县刑狱须证逮者，速决遣之，虑久系妨农事也”。哲宗元佑八年（1093），臣僚上言，“今者春务方兴，农桑维時，而愚民陷罪者众，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之业，请非灼然要切事，不得妄有追扰，其狱事须证逮者立遣，从之”。宋孝宗时，“臣僚言，农田之有务假，始于中春之初，终于季秋之晦，法所明载。州县不知守法，农夫当耕耘之時，而罹追逮之扰，此其害农一也；公事之追邻保，止及近邻足矣，今每遇乡村一事，追呼干连，多至数十人，动经旬月。吏不得其所欲则未肯释放…詔令州县长吏常切加意，毋致有妨农务”。
7.3天非常时
所谓的“矜怜庶狱”及大赦时，如天气炎热囚禁人多，宋代大赦相对较多，此种情况很常见。如赵仁恕的案子，《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今朝廷以干连人众，适当大暑，更不重勘约法断遣，而仁恕犹得除名。赦下之日，公议甚喧，莫不喜朝廷愍测干连人大暑系狱，特行断遣，莫不忿彦若前言欺罔朝廷”。此外，宋朝廷对证人也有一些补偿措施，如绍兴十六年（1146）诏，“诸鞫狱追到干证人，无罪遣还者，毎程给米一升半，钱十五文”。但相对于证人所遭受的迫害，这样的法令较少而且微不足道。
8结语
总之，虽然宋代的证人制度比较完善，趋向文明，但证人受到的迫害花样百出，不一而足。这主要是任官行法制约了法律功能的发挥，伴随着司法腐败和狱政黑暗，完善的法律遭到了践踏，这是封建社会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