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对元好问在入元后的主要文学文化活动进行系统梳理，并说明这些活动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元好问在入元后的文学文化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围城、羁押山东时期;归乡隐居时期;晚年奔波时期。
一、围城、羁押山东时期
这一时期自1232年哀宗出逃至1238年秋归乡为止。
(一)围城时期
1231年秋，元好问在南阳任上诏为尚书都省掾，至京的第二年即1232年12月在蒙古大军的压力下，金哀宗弃京出逃。围城期间主要有两件事对元好问以及当时的文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一，崔立立碑事件;其二，上书蒙古中书耶律楚材。关于崔立碑事件的始末，元好问与刘祁各执一词。如刘祁的《归潜志•录崔立碑事》［3］以及元好问的《外家别业上梁文》［4］P410。此事在士林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如郝经的《辨磨甘露碑》极力为元好问辩解:国贼反汉自为功，万段不足自推崇。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亲草弟亲刻。省用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数樽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1］这件事同样成为后人对元好问名节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的焦点。围城期间，元好问的另一个行动，同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羁押北上前，上书蒙古中书耶律楚材。元好问在《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中举荐五十四人，可以说囊括了所有北方文化精英。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论述了元好问此举的原因以及这个事件在当时文坛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元遗山以金源遗臣，金亡后上耶律中书书，荐士至数十人。……此中数人，皆蒙古之驱口(奴隶)也。不但求免为民，而必求“聚养之，分处之”者，则金亡之后，河朔为墟，即使免驱为良，亦无所得食，终必馁死故也。遗山此书，诚仁人之用心。是知论者，不可不论其世也。这些人没有惨死于战乱中，与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元好问保护文人亦是保护文化传统，他珍惜人才亦是珍惜文化。这些人大多数都在元初的政坛与文坛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聊城、冠县时期
1233年4月29日，元好问以亡金旧臣的身份羁押至青城，国君漂泊在外复国无望，而自己又前途未卜，满身的沧桑之感，在其《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境: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4］P645元好问在古今兴亡中，看如今金朝之亡国。这首诗中有对金朝政治、军事的指责，有国家灭亡之伤、沧桑巨变之叹。也许正是历史的循环，当年金灭宋时，在青城受降，如今亦在青城，却是降于蒙古。成也青城、败也青城。接着元好问于五月三日，自青城北渡黄河前往山东聊城，开始了作为亡国故臣长达六年的羁押生活。他在北渡时所作的《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写出了故臣的泪水与心血: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4］P649他用“诗史”的手法，真实的记录了当时战后，生民涂炭的现实。这些真实反映蒙元战争的丧乱诗，成为元好问诗歌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在这组诗歌中，表现了当时蒙古军队对百姓的劫掠“红粉哭随回鹘马”、对代表中原传统文化的践踏“随营木佛贱如柴，大乐编钟满市排”、对中原大地百姓苍生的毁灭“白骨纵横乱死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元好问眼见国家灭亡、生灵涂炭却无能为力。自己前途亦未可知，在他羁押山东期间所作的《喜李彦深过聊城》回忆当时汴京被围情景:“围城十月鬼为邻，异县相逢白发新。”［4］P682可以看到当时诗人时刻面临死亡、与鬼为邻的处境。国破家亡、前途未卜、生死一线的处境，使得元好问在羁押山东期间便自觉承担起了拯救文化的重任。在聊城、冠县六年的羁押生活中，元好问的文学与文化活动主要有:一、着手编撰《中州集》;二、编《遗山新乐府》;三、作《南冠录》;四、作《故物谱》;五、作《东坡乐府集选引》;六、与同在山东的文人间的交往、创作。这一时期元好问的创作成果丰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州集》的编撰。按元好问所作的《中州集序》中的记载，元好问《中州集》的编撰始于1233年羁押山东后: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者为一编，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东人元好问裕之引。［4］P318元好问的《中州集》是与魏道明、商衡等人抄本合编而成的。《中州集》是我国第一部断代诗歌总集，是元好问金亡后编纂的一部金诗总集，保存了金代文人的部分诗作。其中为每个诗人撰写小传，254个人物小传就是记史与评诗的结合。这部诗歌集达到了以诗存史的目的，在当时和后世都得到了世人的肯定。如家铉翁在《题中州诗集后》中对元好问大中州的观点进行高度的赞扬:“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呜呼，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5］，而虞集在南宋灭亡后，希望能做《南州集》来保存南宋文献:“欲取太原元公《中州集》遗意，别为《南州集》以表章之，惜篇目虽具而书未及成。”［6］。
二、归乡隐居时期
元好问1238年8月离开冠氏返乡，标志着他作为亡金旧臣羁押生活的结束。从返乡途中的游山玩水、朋友相聚到归乡后的闲居，可以说这段时光是金亡后元好问生活中最闲适的日子。这一时期其主要的文学与文化活动有:一、1240年应严忠济之请，前往东平为严实作神道碑;二、在东平与宋子贞、康晔等人交往;三、大量的诗文创作。1238年元好问离东平准备归乡，此时所作的《出东平》、《别冠氏诸人》(戊戌秋八月初二日)等作品中表现出六年羁押生活的辛酸以及与友人离别的不舍:东舍茶浑酒味新，西城红艳杏园春。衣冠会集今为盛，里社追随分更亲。分手共伤千里别，低眉常愧六年贫。他时细数平原客，看到还乡第几人。［4］P855当时东平是亡金旧臣集中羁押的地点，集当时文人之盛。文人的存在，便是文化的保存。与这些文人之间的交往，使元好问看到了中原文化能够继续流传的希望。元好问于1239年末回到家乡，其返乡之初所作《初携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中，可以读出阔别二十年后重返家乡的心情:并州一别三千里，沧海横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几家儿女得安全。(其一)乞得田园自在身，不成还更入红尘。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风睡杀人。(其四)［4］P983～985在对往事的追忆中所发出的物是人非的感慨:感慨在战乱中，儿女得以保全;回忆往昔文学盛世;感慨物是人非，先人已逝;希望能够从此隐居，不问世事。可是元好问在归乡后并没有彻底隐居:在客观上作为当时北方文坛盟主，对文坛有很大影响的元好问不能隐;在主观上元好问关心国史的保存、文人的培养、斯文的流传，他不会隐。所以在1240年8月，当严忠济邀元好问前往东平为严实作神道碑时，他欣然前往。为严实作碑是元好问在结束羁押生活返乡后第一次“出山”，这次行动为元好问后期一系列的行动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此次前往东平为严实作碑文的同时还为赵天赐、冯璧分别作神道碑、神道碑铭，而且与当时著名的文人宋子贞、康晔、姚枢等进行诗文唱和。严实、赵天赐是金元易代时期北方汉族世侯，当时他们掌控一方，把握地方政权。他们所在的东平、冠氏是亡金故臣集中羁押的地区，因此成为大量文人聚集之地。二人对亡金旧臣多提供保护，元好问在羁押山东期间也多得二人照拂。东平之行，不但标志着元好问在金亡后的仕隐选择———不仕不隐，而且加深了元好问与东平地区文人间的联系。元好问作为一位不入仕新朝的文人，他没有能力独立完成拯救斯文的目标，必须寻求帮助和保护，所以他选择了与新朝权贵结交的方式来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在东平期间，元好问与当时著名文人宋子贞、康晔、姚枢等人诗文唱和，此三人在元初北方文坛、政坛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与姚枢唱和《答公茂》:文昌除目入惊看，似觉规模到汉官。冀北已空天下马，江东全倚谢家安。黄图赤县风流在，碧落银河病眼宽。林下升平有他日，草堂应许驻金鞍。［4］P1042～P1043在对当时南北现实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元好问希望姚枢能够出仕新朝，大展宏图。元好问与东平文人的交往，为此后多次东平之行奠定了基础，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元好问为中心的文人群体。
三、晚年奔波时期
1243年元好问应耶律楚材父子之请，北上中都为楚材父兄作碑志。这次燕京之行，是元好问与蒙元统治阶级上层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在燕京元好问与众多文人交往唱和，得到了文人的尊崇，扩大了元好问的影响范围。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时为蒙古中书丞相，是当时统治阶层重要人物。不但在政治上影响甚大，在文坛上亦有很大的影响。《元史》卷146有传: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7］P3455耶律楚材与当时蒙古统治者不通汉文化不同，他虽是辽契丹后裔，却成长在金朝地区，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拥有深厚的文化修养。这种经历使得亡金士人对耶律楚材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加上耶律楚材的一些保护士人的政策，使其在当时北方士人心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元好问能够为耶律楚材父兄作碑志，相当于得到了他的认可。这对身为亡金旧臣身无位柄的元好问来说，意义重大。元好问在与燕京地区文人的交往过程中，将其影响从东平、真定、山西等地向北扩展，直至中都燕京地区。如与南人北上的理学大师赵复之间的唱和《赠答赵仁甫》(仁甫名复，云梦人，江表奇士也):君居南海我北海，握手一杯情更亲。老来诗笔不复神，因君两诗发兴新。都门回望一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4］P1109诗中写到了第一次相见的情景及赵复的遭遇。表现出南北文人的差异，以及与赵复交往唱和心神愉快的感受。元好问得到了蒙古统治上层耶律楚材的认可，并通过与当时燕京众多文人的交往，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范围。元好问在晚年奔波时期第二个重要的文学文化活动便是1245年前往东平，拜孔子庙。同行者句龙瀛、杨云鹏、刘翊，多为东平之文士。”［8］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元好问作为当时北方文坛影响最大的文人，他拜谒孔庙除了表达敬仰之情，当有引领文坛的作用。金元易代对中原传统文化破坏甚大，而当时蒙古统治者以武力治国不重视传统文化。所以拯救文化的重任便落在以元好问为代表的文人身上。元好问此举不但有引领文人重视传统文化的意义，而且还引起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以此来帮助当时汉族儒士实现以“汉法”治汉地的政治愿望。元好问这一时期第三个影响很大的文学与文化活动是1247年到真定张柔处观金朝实录。元好问在《南冠录引》中明确提到:“崔子之变，历朝实录，皆满城帅所取。”元好问有存史之志，先有著述之请，在受沮后，才有到张柔处观金朝实录、建野史亭之举:“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乃为《中州集》百余卷。又为《金源君臣言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郝经《遗山先生墓铭》)”［1］保存一代国史是元好问在金亡后最大的心愿，他在《与枢判白兄书》中曾写出自己对于存史的渴望:向前八月大葬之后，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披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及正大事则略补之。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4］P934～935由“破三数月功，披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及正大事则略补之。”可知，元好问在金亡后便开始着手材料的收集工作，此时应已搜集了一大部分的材料，所以他对所要查找的材料，非常有目的性，而且只需“破三数月功”便可完成。此次到真定张柔处观金朝实录，可以说完成了元好问保存国史的愿望，《金史》于宋、辽、金三史中最为完善，当归功于元好问:“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9］元好问晚年影响重大的第四个活动便是与张德辉北上觐见忽必烈。元好问与张德辉是旧识，据《元朝名臣事略•宣慰张公》记载，张、元二人在金朝时便有交往:……赵礼部秉文、杨户部慥器其材，交口荐誉。其所游者雷、李、元、白，皆当世名士。［10］P205元好问呼张德辉为“畏友”，二人在金亡后多有交往:“屡与遗山、敬斋游封龙山，时人目为龙山三老云。”［10］P210张德辉1247年第一次被忽必烈召见时，元好问即在张德辉处。有诗《耀卿西山归隐三首》(马卿为耀卿张君写真，未几被召北上。):静里箪瓢不严空，北窗元自有清风。傅岩只道无人识，已落君王物色中。马卿似与物为春，难状灵台下笔亲。预拂青山一片石，异时真是卷中人。冠剑云台大县侯，富春渔钓一羊裘。山林钟鼎无心了，谁是人间第一流。［4］P1269～1271在这三首诗中，可以看出元好问对于张德辉能够被召见重用是非常欣喜的。张、元二人在金亡后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影响统治者以儒治国。所以此次张德辉觐见忽必烈就是他们影响统治者实行汉法的机会，在这次觐见中张德辉不负众望，赢得了忽必烈的信任和欣赏，使忽必烈消除了对儒学的疑虑，并向忽必烈举荐魏璠、元裕等儒学人才二十多人。《元史•张德辉》卷163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记载。［7］P3823～3824张德辉推尊孔子儒道，这与元好问在东平时拜谒孔庙遥相呼应，可以说是为影响蒙古统治者以儒治国所作的准备。在世祖访问中国人材时，张德辉推荐元好问，这也直接促成了1252年元好问觐见忽必烈的北上之行。在《元史•张德辉传》《元朝名臣事略•宣慰张公》中都记载了此事:壬子，公与元好问北觐，奉启请王为儒教大宗师，王悦而受之，继启:“累朝有旨蠲免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王为降旨。仍命公提举真定学校。［10］P207元好问觐见忽必烈，不但坚定了忽必烈奉行以儒治国的决心，而且还减免了儒户兵赋。以忽必烈作为当时儒教的“大宗师”，无疑为当时文人找到了最有力的保护伞。在相继进入忽必烈幕府的王鹗、姚枢、商挺、窦默等人的影响下的，忽必烈为北方儒学的发展保驾护航，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出现这种趋势，元好问、张德辉功不可没。元好问同样得到了忽必烈的欣赏，如李冶所作《遗山先生文集序》、王鹗《遗山先生文集后引》:主上(忽必烈)向居藩邸，挹君盛誉，一见遽以处之太史氏……向使遗山不死，则登銮坡，掌纶诰，称内相久矣，奈何遇千载而心违，际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遗恨也耶?［11］P1251国朝将新一代实录，附修辽、金二史，而吾子荣膺是选。无何，恩命未下，哀讣遽闻，使雄文巨笔，不得驰骋于数千百年之间。吁，可悲夫!［11］P1254李冶、王鹗与元好问为挚友，同由金入元。他们后来都出仕新朝，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从他们的记录中，可见元好问得到了忽必烈的欣赏与尊重。在张、元的影响下，当时汉地最高统治者开始实行以儒治国的政策。他们引荐了一大批汉族士人进入忽必烈幕府，成为忽必烈幕僚团中重要成员，为忽必烈夺取帝位以及中统、至元盛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人才的选拔不能仅凭文人间的相互引荐，最重要的选拨人才的方法，即实行科举制度。所以在1255年元好问前往东平作《东平府新学记》并为之校试，选出阎复、徐琰、李谦等四人。《元史•阎复》卷160:……弱冠入东平学，师事名儒康晔。时严实领东平行台，招诸生肆进士业，迎元好问校试其文，预选者四人，复为首，徐琰、李谦、孟祺次之。［7］P3772这四人中出了早逝的孟祺外，其他三人在日后的政坛、文坛上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这与元好问重视教育，以及其选拔人才的眼光密不可分。
元好问在金亡后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围绕着拯救斯文、传承文化的中心，以达到保国史、存文献、培养文人、影响统治者以儒治国为目的。他不计个人名节，结交权贵、编撰国史、培养后学并积极推荐他们出仕新朝。元好问的这些行为，为元初北方文坛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同时对忽必烈实行“汉法”的政策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作者：辛昕 单位：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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