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我国古代民居，有一定可靠现实性的，最早当属汉代
在西汉中期以后，砖石结构墓室代替了历来的木椁墓室，砖拱、券穹的采用不但解决了地下墓室的耐压和防腐问题，而且随着墓室跨度、容积的增大，客观上也为扩大随葬品的规模和数量创造了条件。汉墓中的随葬品除了仿制日常生活用品外，还有墓主生前使用的家具、灶、仓甚至居住楼舍等模型明器。明器又叫冥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特别是明器陶屋，这是仿照墓主生前居住的住宅，大致按一定比例缩小制成的模型，有贵族宅第楼阁、豪强地主庄园、坞堡、重楼、一般农户简舍等，制作精细人微，比较真实、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民居的建筑风格和特点。明器陶屋是汉墓中专有的，汉以前未曾发现过，汉以后也从此绝迹。历来出土的明器陶屋，在我国各地博物馆馆藏中，河南、广西最多，目前已达三百多件。画像石、画像砖也是我国汉代独有的历史产物，它产生在西汉武帝后，消亡于东汉末年，其间经历约三百年，大致分布于当时经济较发达的陕西、河南、山东、四川、苏北等地，至今已出土的，存世约六千余件，其中四千余件藏于各地博物馆，余则散存于民间及流失海外。匠师以刀代笔，在砖石面上制作图像后，作为墓室、享祠的建筑构件。在汉墓发掘时，常发现于墓室的墓壁贴面及墓门柱、额等处，其图像内容除流行于当时民间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外，主要是刻划墓主生前的家居生活和社会经历。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非常重视汉画像石、画像砖的历史价值，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能更好地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汉画像石被他称为“最具体、最真确的绣像汉代史”。
二、中国古建筑作为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在汉代已基本形成
以木构架为主体的中国古建筑作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其建筑外形与大多以石料为主体的世界其他建筑体系迥然不同，它最大的外观特征是以屋顶、屋身、台基构成的“三段构图式”，它的特有构件是斗拱。在汉代后期的民居建筑上，我国古建的外观特征、结构、整体和局部的形制，几乎都巳全部具备，中国古建筑的各种类型建筑物和各种建筑元素、建筑部件也都已出现。所以说，中国古建体系在汉代已基本形成。(1)中国古典建筑的最大外现特征“三段式”和木构架的几种主要结构形式，在汉代已基本成熟定型，唐、宋及其后各时期，只不过在技术上、艺术上和其细部构造上逐步提高，发展得更完善而已。屋顶：为了保护夯土墙免受雨淋，我国民居历来的平坡直檐屋顶采用较大出檐，但出檐过大不但影响室内采光，且导致暴雨时屋面雨水下泄过快，往往会冲毁房屋地基。因而在汉代后期，屋顶改进为：屋面下凹为曲面，屋角微微翘起，檐口呈反翘曲线的形式，这就构成了中国古建“大屋顶”的维形。所以说：作为中国古建中最鲜明的特征和中国古建代称的“大屋顶”，正是在汉代开始逐步定型的。在屋顶式样上，悬山、庑殿、歇山、硬山、攒尖等五种基本形体和重槍屋顶，在汉代也已具备。汉代屋顶早就使用黏土瓦了，瓦屋顶在汉代已基本定型，宫殿和民居大都用瓦屋顶。斗拱是中国古建的特有构件，也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精髄所在，它不仅巧妙地解决了木构的外挑问题，减少了结构所受剪切力的影响，而且对屋檐和建筑立面起了装饰作用。在汉代，斗拱在住宅节点上已普遍使用，不仅用来承托屋檐外挑，也用来承托楼阁平座，而且汉代在楼阁中已大量使用成组斗拱，斗拱式样也渐趋统一。斗拱在汉代定型后，其基本概念和体型，后世一直没有改变。屋身：中国古建结构体系的关键是屋身上“承重结构与围护结构分离”的概念，“墙倒屋不塌”，如同两千多年后的“框架建筑”一样。承重木构架的两种主要形式：抬梁式、穿斗式以及井干式和干阑式两种结构。在汉代都已出现并臻于完备。在汉代，木构架节点的基本连接方式榫卯结构、企口结构和防止卯口脱榫的“木销钉技术”等都已相当成熟。我国早期木构建筑物的木柱一般均埋人地基中，为增加承载力，柱根置有粗糙的大块卵石作础石。汉代起，为木柱防潮，础石从此浮出地面。础石表面也开始作加工、装饰。台基：作为中国古建外形特征之一的“台基”概念，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自从东汉初掌握了“重楼”技术后，多层重楼就代替了“高台建筑”。依在一起的“集群台榭建筑”分离成各个单独的建筑物，每座单独的建筑物便有了低矮的石砌或砖砌夯土芯平台作为“台基”。台基是建筑物的基础部分，具有防潮、防地面水浸入的功能，还有使建筑物显得壮观、大气的美学功能，以及昭示主人身份的象征功能。(2)中国古建筑的各类基本类型，在汉代均已齐备。包括宫殿、苑囿等皇家建筑，宗庙、陵墓等礼制建筑，寺庙建筑以及各种类型的民居建筑：豪华的第宅，中、小住宅，防御性的城堡、望楼、休闲水榭、仓麋等多层建筑以及畜栏、水井、窑炉等附属建筑等，在汉代后期都已出现。民居中主要建筑部件如屋顶、门窗、台基、阁道、勾栏、角楼等，在汉代住宅中也都已具备。以木构架为主的中国古建体系，在住宅建筑平面布局上的规律就是以“间”为单位组成单座建筑物，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位组成各种形式的“建筑组群”，这种平面布局形式的规律在汉代已基本形成。(3)东汉，，多层重楼的兴起和盛行是汉代建筑结构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东周时期，古代匠师巧妙地采用土木混构方式，使用独特的夯土版筑技术和木构技术来建造宫室楼阁，就是以一组前低后高的阶梯形夯土台为基础，在各层土台上架立单层或二层的木构建筑物，其间以架空阁道相连，形成上下重叠、气势恢宏、壮丽雄伟的高台建筑群，这就是先秦文献中提到“高台榭”。到东汉初，这种土木混构的台榭式楼阁建筑被纯木构的“重楼式楼阁”所取代，即由分别立在各层楼面上的单层木构架重叠成楼，利用本身的自重相压挤而保持稳定。其平面大多为方形或矩形，各层立柱不相连贯，各成独柱。楼面结构采用“井干原理”，即在方形柱网柱顶上，以枋木互相咬接成井字方框，上铺楞木、楼板，楼板上四周设地梁木交接成方框，地梁上再四角立柱构成上一层的楼板。当时的楼阁建筑，每层都是一个独立的结构单元，我国直到宋代，高层建筑都是这样建成的。汉代明器上清晰地反映了重楼的这种构造特点。多层重楼一般在住宅组团内作为储粮用的仓廪，保卫用的望楼和休闲用的水榭。(4)作为中国古建的重要元素的砖，其砲体建筑技术和拱券结构在汉代有了长足发展。青砖虽早在战国时已出现，但仅用于墁地和贴面用。西汉中期起，砖砌拱券结构大量用于砌筑地下墓室，代替历来的木椁结构。作为砖砲体的使用，在东汉时，其砌筑法已基本成熟，砖块尺寸、规格也巳定型化；但是由于未找到合适的砌筑胶泥，当时用黄泥浆砌筑的砖墙，其稳定性很差，不能承受横向的风力，因此砖砌体尚不能作为承重结构用作住宅的承重墙和围护墙，而只能用于地下作墓壁。(5)宫殿苑囿、第宅庄园等建筑群，在汉代已达到庞大规模；由其组成的城市，也已达到相当规模。汉长安城内的长乐宫和未央宫，其宫墙周长达10千米。汉武帝的“上林苑”是汉代皇家禁苑的代表，“地跨五县，周围达三百里”，其内的建章宫，号称“千门万户”，权贵的第宅也是“连栋数百”。西汉末年，全国人口已达六千万人，人口的显著增加和工商业繁荣导致了城市快速发展和城市数量的急剧增加，汉长安城为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西汉末长安人口达二十多万，城墙周长达25千米，城市内部道路呈方格网布置，中央主道为碾压平直的土路宽达45米，长达5千米。汉代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布局已开始系统化和条理化，城市功能也趋向基本完善。
三、汉代住宅概况
汉代民居多数为单层，少部分为二层，一般都是很简陋的。西汉还盛行干栏式住宅：上层住人，下层用木柱架空作厕所、仓库、粮食加工厂或者圈养牲畜。从出土明器反映出：进入东汉以后，干栏式住宅已少见，一般住宅中流行矩形和曲尺形平面，而较大型的住宅则多有前后两排房屋，之间为院落，形成封闭的三合院、四合院住宅。其中院落对整个住宅起通风、采光、排水、休闲和宅内交通、联系作用。汉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家庭是封闭型的生产、生活共同体。不论豪华第宅、还是一般民居，大家都生活在围墙里，围墙一般用夯土墙，穷的用竹、苇编成篱笆或周植灌木丛为篱。外围墙一般不开窗，保证了住宅的安全封闭性，也便于住宅两侧向外拼扩建。2005年在河南内黄县黄河故道附近，出土了我国目前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西汉晚期居民聚落遗址，再现了汉代农村庭院民居情景。据考证：这是公元一世纪初，王莽时期的一次黄河洪水泛滥，使整个村落被淤泥深埋。遗址出土时，各类建筑墙体、屋顶及室内家具等都呈房屋被洪水浸泡后自然坍塌的原状，甚至房顶筒瓦与板瓦扣合的情况都清晰可见。每户均为坐北朝南的二进院落，院内有门房、甬道、正房、厢房、厕所，南门外有庭园及水井，庭园场地外为自家农田，使各户互不相连，这与明器模型（见图九）互为印证。西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宰相晁错在奏本中大谈其治国安民之道：“……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①可见一间堂屋、二间卧室，即现今之“二室一厅”，成为汉代民居的标准户型。2006年在洛阳西郊还发掘出一处西汉早期典型民居遗址：方形平面，前为院子，后为一堂二室住房，测得穷土围墙边长13.3米，墙厚1.15米（汉代一尺合今0.23米，即墙厚为5汉尺），根据残存穷土墙厚，推断当为单层平房住宅。其各问大小分隔尺寸可有多种方案，笔者据此复原了一个较合理的汉代典型平民住宅平面草图，其尺寸以汉尺表示。我国古已有之的“前堂后室”，到汉代时演变成常见的“深堂中开、环室绕堂”的布局，处处凸显厅堂在住宅中的重要地位。厅堂，在普通住宅中也称为堂屋，是一所住宅的中心，兼有起居、会客、礼仪等功能，因此厅堂的体形、装饰、陈设等的规格充分显示了住宅主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汉代住宅的门窗形制较简单，窗的形状除方形、矩形、菱形外，还有成排长条形的直棂窗。那时的窗还不带可开启的窗扇，窗的通风和采光大抵用半透的麻布、麻纱织物糊在窗格上，后期用纸。《独异志》曰：“后汉韦逞母宗氏，博究经典，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纱窗授业。”也有用牛皮、羊皮或蚌壳薄片这种半透明物绷嵌在窗格上采光的。汉书中又有“屋不呈材、墙不露形”的记述，这最初是为了适应木构件防腐和室内清洁明亮的实际需要。门窗框用朱红色或青色的漆，夯土墙面用天然白垩粉或贝壳烧成的灰刷白防潮，且使内墙表面光滑、美观，则是秦汉时的习惯作法。汉代在住宅内广泛地使用织物帷帐作室内屏蔽，柱、壁上悬挂帷模装点，富族用花纹锦缎，一般民居用绣花粗布。住宅内部的家具布置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我国直到唐末宋初时才使用坐具，人们改为垂足而坐。在汉代，盘腿席地而坐是人们主要的起居方式，室内青砖墁地，上铺席子。当时没有椅、凳等坐具，因此低矮的几、案和床是室内主要家具，木制家具一般用丹、青等矿物颜料或生漆和桐油漆成黑色或红色。汉代漆器巳相当普遍，这从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物中可见一斑。床又称榻，床后和两侧立有屏风，其用途除睡眠外，在汉代已扩大到日常起居和接待宾客之用。厕所是住宅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相应明器可知：汉代厕所也是“一个坑，二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这样两千年一贯制的形式。我国古时厕所叫“國”，从构词中可见“猪圏即厕所”。汉时，一般农居均是上为厕所，下为猪圈。人的大便喂猪，猪粪作为粮田肥料，粮食和猪肉供人食用，形成自然食物链。厕所旁墙上插有竹、木小片，叫厕筹，即今之“便纸”。西汉时，一般尚用毛笔在竹简和木牍上墨写，废简牍劈成小片就当便纸用。在敦煌“西汉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中，有些木赎是伴随着粪便样东西在一起的。汉代民居的结构早已具有中国古建筑外形上台基、屋身、屋顶“三段构图式”的显著特点，以低矮的夯土平台为房屋台基，台阶用青砖贴面和平台用青砖墁地。屋身是木构架承重，四周围护墙为版筑夯土墙或土坯墙。木构架以台梁式为最常见，穿斗式用于屋顶垂直荷载不大而横向风荷载较大的南方地区。从明器可见，穿斗式木构架往往在柱枋间使用斜撑构成三角形框架，以增大构架的横向刚度，防止风力下变形。还有井干式和干栏式，井干式建筑是先用原木嵌接成井字框，然后层层垒砌、叠落形成墙壁，缝隙敷黄泥；其屋顶也用原木垒成斜坡，上敷草泥而成。井干式虽然搭建较简单，但却耗费大量木材，一般仅用于森林地区住民，云南石寨山汉墓出土的两例铜器上的图案清楚地表明了汉代井干式住宅的形象。干栏式建筑常用于多雨的南方地区，其下层用木柱架空，在平台上再另建上层木构架。版筑夯土墙是用当地黏土或北方黄土，内夹砂石，加水逐层夹板夯筑而成，间铺竹片、芦苹等抗拉。2007年6月四川九寨沟景区出土的“西汉川西民居遗址”中残存1.2米高的版筑土墙上，尚可见墙体外侧夹板痕迹明显，墙体内侧墙面则再用细泥涂抹；即使是室内地面，也是泥土经拍打密实，修整后呈坚硬光滑状的。土坯墙由土坯砖叠砌，土坯砖由夹杂木棍、蒿秆等的土坯脱模后经阳光晒干而成。土墙高厚比当在3：1左右，因此汉代与后世的夯土墙厚度都在1米左右。房屋内部隔墙用木板墙或外敷黄泥的木板条或竹编墙。屋顶多用两面落水、四面出檐的悬山顶屋面，以保护夯土墙不受雨淋，按照明器上的比例推算，当时一般屋檐外挑达60厘米之多。高等级住宅常用四面排水的庑殿顶屋面，又叫“四阿顶”。屋顶盖黏土板瓦或半圆形的筒瓦，汉瓦无轴，上涂石灰着色。汉代瓦当以圆形居多，少数半圆形。汉代在住宅中还使用一种用娠鲜壳磨成薄片制成的明瓦，嵌在屋面上为室内采光。汉代门制等级森严，沿用东周以来封闭式的里坊制度，城市一般居民按坊里编制、集中居住。居民出入须经里巷之门，里门由里正、更夫把守，早启晚闭，汉代严禁居民夜行。而王侯第宅大门直接临街出入，不经里门。汉代城市临街不设商店，市民买卖划定在城市的指定区域，设“市”进行，市场集中而封闭，每天定时开市贸易。汉代高官、贵族的住宅称为“第”，则有多进院落，还有园苑。以后发展至“王侯将相、第宅相望”而互相攀比，“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后汉书.梁冀传》中，对大将军梁冀富丽堂皇豪宅的实地描绘是历代文献中对我国古代庄园建筑描述的最早记载。东汉末年，土地兼并加剧，形成以大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豪强地主经济，它在住宅形式上的反映是私家庄园的_起，庄园规模达到“连栋数百，裔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气功能齐全和庄园内部呈分区规划管理是汉代庄园的特点，庄园内部除生活起居室、苑囿及一般附属设施外，还有以农业为主的经营性生产用房，实行多种经营，诸如畜牧养殖，果蔬桑麻，煮盐酿酒，纺织冶铁，百工技艺，手工作坊等，庄园内部吸收大量破产农民即“徒附”，使之成为庄园主的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投放市场。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豪强割据一方，从而在东汉后期产生一种防御性的坞堡住宅，它是一种城堡式的、家族聚居的大型住宅组团。庄园四周高墙围护，角楼、望楼以及门楼两侧的箭楼共同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
作者：陈弘 陈天声 单位：杭州市西湖科技经济园区管委会 杭州市房地产联合开发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