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何“务”
通览《周易程氏传》“，君”、“臣”用词的频率十分高。同样以《周易程氏传》“卷第一：周易上经上”为例，表示“君王”、“君道”的“君”字使用了一百余次；“臣”字使用了三十余次“；君臣”并举十余次。比如：在《乾》卦中：“利见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2]2在《坤》卦中“：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劳于事者臣之职也。”[2]13“君臣相际而道亨……君臣道绝，贤者隐遁”[2]19等等。另外“，君子”一词在“卷第一：周易上经上”中使用八十余次，并且时常把“君子”和“君”“、臣”之词并用。比如：在《泰》卦中“，大则君上，小则臣下，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君子来处于内，小人往处于外，是君子得位……”[2]63《否》卦中，“君子固守其节以处下者……其志常在得君而进，以康济天下，故曰志在君也”[2]71。由此，不难看出“开物成务”的主体是“顺理”、“正道”的“君子”，君子“志在君”。北宋经历了古文运动的洗礼，确立了“道统”观念。对儒者而言，道的权威是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的，而“内圣外王”又一直是儒家精神的精髓处。因此儒家“君子”的终极志向就在于用道的权威辅助“君王”成就治国安邦的事业。这就是“君子”所成之“务”，这就是“开物成务”所成之“务”。“入世”精神以及强烈地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儒学以及儒者的鲜明特点，正所谓“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程颐生活的北宋可谓是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时代，他年仅十八岁就曾撰写《上仁宗皇帝书》，要求皇帝改革弊政、励精图治。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儒者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这种抱负是源于对家国天下的一种强烈地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政治抱负实现的直接途径就是“得君而进”，就是得到君王的信任而入仕为“臣”。所以《周易程氏传》中大量使用“君”、“臣”和“君子”，一方面鲜明地表示了“成务”的主体是“君子”，“成务”是“君子”的责任和担当；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表达了“得君而进”是君子“成务”的基本内容，“得君而进，以康济天下”。
二、如何“开物成务”
1.知周万物，道济天下
程颐认为《易》的法则就是万物之理，“开物成务”的前提就是“知周万物”，就是穷尽万物之理。程颐在《易传序》中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在《乾》卦中进一步说明“理”的特征：“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2]1总体上看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把“理”理解为万事万物存在的规律、本质，《易》中的卦爻象和卦爻辞就是要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遵循其规律和规范，只有认识了万物之理，才能够用以指导人生社会以及治理天下。如前文所述，“开物”以“顺理”，“正道”方能“成务”。《系辞》中说“：易之义，与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违，相似，谓同也。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义之所包，知也。其义周尽万物之理，其道足以济天下，故无过差。”
2.立纲贤才，同治天下
程颐认为“成务”首先要“立纲”，历史治乱兴亡的关键在于维系纲常等级制度。“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义明矣。高卑既别，贵贱之位分矣。”[2]362乾为君，坤为臣，乾为尊，坤为卑，高卑有别，贵贱有分，如此君臣次序便定下来了。尊卑贵贱的差别，是宇宙总体的道，社会安危治乱也要遵循这样的道。程颐认为要实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同治”，君臣齐心协力才能实现政治的和谐有序，这也是“立纲”的意义所在。程颐几乎把所有卦的二、五爻位都是解作君臣上下关系，十分强调君臣的相应相求，君臣“同德”、“志同”方可通泰无碍。“二以阳刚得中，上应于五；五以柔顺得中，下应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刚中之才，为上所专任，故二虽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另外，程颐强调君臣之间应以“诚”“、礼”相待。“大则君上，小则臣下，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2]65当然程颐也对君、民关系有很多论述，但不是重点，因为君、民之间隔着“臣”，臣是君、民的链接和桥梁，而且“成务”的主体是“君子”，是“得君而进”的“臣”，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处理君、臣的关系。只要立稳了君臣之纲“，君”以“诚”礼贤下士“，臣”与“君”同德同志，就能同治天下。
3.鉴史慎革，守成天下
在《周易程氏传》中有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用以佐证易理，程颐认为以史为鉴是“成务”的历史观要求。在《睽》卦中，“以周成之幼稚，而兴盛王之治；以刘禅之昏弱，而有中兴之势，盖由任圣贤之辅，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2]217。同时，程颐认为变易、变革是世间万物的根本法则，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始终。“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2]281“革”就是革故鼎新，就是去除弊病，是促进事物新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所谓“弊坏而后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2]280程颐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有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为现实政治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但是，程颐的变革思想又是很谨慎的，用现在的话讲，程颐是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首先他认为“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也就是说革命需要时、位、才三个条件充分具足。除此之外，程颐还坚持“革之有道”，所谓“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则反致弊害”。这里的“道”就是天道，就是天理。这种审慎的变革思想是程颐对一生政治阅历的总结和思考，尤其是他本人曾深陷当时新旧两党的惨烈斗争中，最终被贬为涪陵素衣。程颐的审慎可谓患始患终，“天下之事，始则患乎难革，已革则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终戒以居贞则吉”[2]285。天下之难难于“守成”。何以“开物成务”，不是毫无章法、秩序，也不是随随便便地变革、折腾。程颐认为应当君臣同德相应，知周万物、立纲贤才、鉴史慎革，这样才能道济天下、同治天下、守成天下。
作者：李兴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