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教育组织形式
就社会教育组织形式来看，前期存在明显脱离群众实际情况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各种组织形式呈现明显的正规学校的特点，往往具体规定各种教育组织形式的学习人数、内容、时间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实际严重脱节。如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规定:识字组“以三至五人为适宜”，“必须每日进行识字，至少间日一次”;识字班“以五人至二十人组织之”;夜校“每夜上课一小时半至二小时”;“凡各社教组织之成员，除识字组得吸收因特殊原因不能入学之儿童外，其他识字班、半日校、夜校，吸收男女成青年参加。”［4］98－100设想，按照识字组和夜校规定，学员每天都要参加学习，群众白天辛苦劳作，晚上还要参加学习，学习就会成为严重的负担，这样的学习形式要求自然会受到群众的抵制。冬学是社会教育的主体形式，边区政府教育厅1937年对冬学规定开办科目与课程(见下表)［4］121。从中可以直观看出，冬学成为了学校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混合体，群众全天不间断都要参加学习，这样的教育形式，与成青年为主体的社教学员的生活实际和习惯严重抵牾。同年，边区规定冬学“在人口较稀的地方，每个学校最少要有十个人以上，较好的十五个人以上，最密的二十个以上”［5］124。以现在的标准衡量，这样的入学人数是易于办到的。但在当时的边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要求一二十人聚集在一起，就会成为部分冬学成员沉重的负担:远离家庭、自带口粮灯油、忍饥挨饿等。而基层教育组织者为从形式上达到办学规模，运用摊派、威胁甚至暴力强迫学员入学，完全背离需要与自愿原则，就出现了逃避、抵制冬学的现象。如“吴旗一区三乡的冬学不按照群众需要勉强集中，强迫动员学生，家长迫不得已只好送子弟入学，但不给学生送粮吃，学生每天吃不饱饭，喝稀米汤，不能安心学习。如让学生回去拿粮，就不再来了”;靖边贺家坬冬学，“第一天动员四个学生到校，第二天就跑了两个。群众反映说这是‘瞎胡闹’”;“个别家长送子弟入学时痛哭流涕”;“新城区三乡胶泥湾冬学，则规定不按期到校者，罚吃羊头会，或柴一百斤。由于这样，雇学生的事也发生了”［5］280－281。于是，教育组织者不得不对上述情况进行反思和调整，并且逐步采取切合群众意愿的教育组织方式。通过不断调整，教育组织形式逐渐摆脱了教条的教育模式，实施了灵活分散、能满足群众实际需要的形式。以冬学为例，《陕甘宁边区冬学的种种形式》做了全面总结:一是分散经营与分时教学的形式。二是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形式。包括(1)轮流教学的分散形式:轮教员、轮学生、教员学生都轮;(2)与生产组织相结合的形式:按业务分组学习的冬学、与妇纺结合的冬学等;(3)为上学地点方便而采取的分散形式:家庭冬学、以距离远近分为小组、上门教学、捎条子的办法。三是以分时教学为主的形式。如一揽子冬学。四是集中与分散互相变化的形式。包括(1)随着气候变化改变教学形式的;(2)配合群众生产，分时变动组织形式的［5］238－245。这些形式，不误群众生产时间和正常生活，群众有时间需要学习就能够学习，受到群众欢迎。如“延市桥镇乡冬学，当天气还暖，大家可集合起来，就用一种集体教学的形式，分甲、乙、丙三组，在教室上课。天气逐渐冷了，集中上课，每次到的人很少，于是按地区划着五个小组，选择适中的学生家庭，为固定学习的地点，这样学了二十多天，天气更冷了，老百姓家里也更忙了，结果征求大家的意见，改成送上门去个别教，群众都满意。”
2教育内容
在社会教育中，教育内容的调整与变动，是教育者的革命诉求和群众生活需求之间矛盾与博弈的结果，最终体现为对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教育者急需具有政治觉悟、抗战技能和文化知识的个体参与抗战洪流，而当时的边区，生产力极其落后，群众温饱尚未解决，群众迫切需要学习的是生产生活知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从表1中可以看出，文字教育、抗战教育、政治教育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这直接表达了革命者的诉求。依据此冬学课表，民众一周七天均要参加冬学，除去晚自习，每天学习6小时，1周42小时，其中涉及军事、文字、政治教育内容至少占据37小时，占88%之多，而事关群众急需的知识如珠算为2小时，仅占4%。可见，冬学教学内容明显遮蔽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与民众日常生活习惯、思想认识相距甚远，民众怀疑这是变相的练兵和培养“公家人”，对社会教育抵触情绪极大。其它教育形式的内容规定大抵如此，这是前期社教工作出现各种问题，群众抵制、逃避社会教育的重要原因。面对群众的抵制与逃避，教育者不断调整教育内容，教育内容的调整就是践行和贯彻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过程。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下册中，1942年以前，边区政府和教育厅发布各种指示信、通令、通知、决定、总结、办法、单行本共计34份，在教育内容上突出强调文字、军事、政治教育，对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的教育内容基本不涉及。1942年以后，在边区教育厅的关于教育内容的指示中，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得到了逐渐重视，军事、政治教育内容逐渐淡化，仍然强调文字教育，但文字教育和生产生活教育逐渐走向平行并重的态势。1942年，在《根据去年经验教育厅发出冬学指示》中规定:“兹根据实际需要，规定冬学课程为:新文字(或汉字)、卫生常识、珠算、时事、唱歌，其中心以新文字(或汉字)为主，至少要占全课程的五分之二……教卫生常识和珠算各占全课程的五分之一。”［5］1761944年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教育必须要尊重教育对象的需要，要求“目前根据地的普通教育，就应该按照现在的群众教育和干部教育的这种需要，而进行全部的重新调整。既然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基础是家庭和农村，我们的群众教育，无论是对儿童，对成人，对妇女，就应该时时刻刻照顾到家庭和农村，家庭生活和农村生活中实际所需要的知识，就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或全部内容……”［8］文教大会召开后，群众生产生活知识更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教育内容逐渐契合群众需要，激发了群众学习热情，他们由被动接受教育转变为主动自愿参与学习，通过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逆向实现扫除文盲的教育目标。如赤水周家山冬学教员黄森总结经验谈到:“张福，是个文盲，我的意见是要他以识字为主，但在他的意识中，却认为学算盘比学字用处更大。开始我没有了解群众这点，主观地强要他识字，结果弄得他情绪不高。后来根据他的要求，教他学算盘，他的热情马上沸腾起来，表现了惊人的用功，在二十天内将全部珠算的加减乘除学会，同时还学会了笔算的‘+－×÷’以及简单的小数，附带还认会了二百个字。他原来连算盘和阿拉伯字母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能在这短短的二十天中，学会了这样多的东西，的确是惊人的成绩。”［4］248又如刘家城开办妇女冬学，群众不支持，组织者也没有信心。教员通过调查，发现当地“儿童死亡率占百分之五四还多”，苏铁匠的婆姨生了13个娃，死了10个，当教员动员她参加冬学时，她就很痛心地说:“我的心事不在这上头哩!”于是教员决定将冬学转变为卫生冬学，确立了“卫生第一，识字第二”方针，坚持“妇女卫生为主，一般卫生为辅”，从卫生教学中进行识字的原则。新的教学内容切合群众现实需要，家人支持，妇女自愿参加冬学，人数很快达到70人。妇女们用在冬学学到的知识生养孩子，母子健康大大提高，用活生生的事例说服了群众，大家都认为冬学有用，同时，“因为解决了妇女的主要问题，识字的情绪也提高了，在两个月中，最多的能识下二百余字，一般的能识一百字，五十个左右。”［5］214－220社会教育内容对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需求的满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识字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需求的满足中，群众切身感受和认识到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生成了拥护党和边区政府的心理态势，并通过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落实边区各项政策，从而真正完成抗战动员和政治认同的社教目标［9］。米脂农民高玉声所编的秧歌就是很好的印证:“(1)一盆莲花院里开，我请自卫军听话来，自卫军配合了八路军，军民联合打日本。(2)一棵白菜三条根，自卫军看见八路军，我问同志那里去?打倒日本享太平。(3)腊月里来又初五，八路军把守了东河口。自卫军就是好邦①手，盘查放哨又实受。(4)自卫军真正好，扛起红缨枪耍大刀，这是共产党领导好，这是咱毛主席计划高。(5)众位同志听分明，只要咱们一条心，实行减租又生产，盘查放哨多操心，每年的生产更要好，丰衣足食迎新春。”［4］147抗战时期，边区社会教育在不断探索建立符合群众实际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满足群众需要的教育内容的同时，社教工作者不断修改教材，使之适合成青年特点与需要;不断总结和使用适合群众实际的教学方法;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优化学员的学习条件……这些要素有效形成合力，建构了符合需要与自愿原则的立体教育体系，让社会教育最大程度满足群众的各种具体需要，激发群众学习兴趣，变被动接受教育为自愿主动学习，并在学习中获得了直观可见、可感的好处与利益，最终有效实现了教育目标。没有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与落实，社会教育不会取得成功。
3结语
边区社会教育贯彻和实施“需要与自愿”原则，有效战胜困难，实现了教育目标。结合社会教育实施情况可以看出，这一原则的二元内容中，需要是前提，满足和契合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方能生成群众自愿接受教育的心理与行为态势，违背需要原则，教育对象就会用各种方式规避乃至反抗，教育者也可能用极端方式强制开展教育活动，教育双方由此走上对立面。因此，开展群众教育活动，必须首先满足群众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是客观存在物，不是教育者进行理论演绎，主观臆想出的生成物。准确把握群众需要，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做到实事求是［10］。需要又可内分为现实需要与长远需要，二者存在层级关联，现实需要不能满足，长远需要将成无源之水，沦为奢谈。社会教育初期，以识字、政治、军事为主，群众怀疑逃避，就在于这是民众的长远需要，当教育内容以生产、卫生、纺织、牲畜治病、算账等知识为主时，就会激发群众学习热情，因为这是群众的现实直接需要，它直面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解决群众面临的现实困难，给群众带来实惠，真正实现了群众的利益，教育就会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其它教育目标也会潜移默化地得以实现。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群众利益多元，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如何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凝聚人心，攻坚克难，是迫在眉睫的重大现实课题，解决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在于实效开展群众教育活动。在当前的群众教育活动中，必须继承、贯彻和发扬边区社会教育确立的“需要与自愿”的原则，实实在在地解决群众现实困难。否则，教育内容就可能沦为政治说教，成为空话、套话和大话，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教育主客体之间就会渐行渐远、背道而驰;教育者就会像边区社会教育中由于不知道“对象的具体特点和洞悉他正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结果“工作做不成功，又来叫苦连天，说老百姓不愿接受教育，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作者：王玉珏 单位：四川理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