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世界各地食品安全危机频发，如牛海绵状脑病(俗称疯牛病，简称BSE)、口蹄疫、鸡饲料添加二恶英、牛奶三聚氰胺超标、火腿瘦肉精过量等，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增加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质量的关心程度，同时也说明食品安全生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使食品安全可追体系统得到重视，特别是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往往缺乏有效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因此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愈发受到食品供应链中各利益群体的重视。完善，品质保证已经成为食品供应链管理的基。然而，虽然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既对降低食品因食品安全风险引发的成本大有裨益，又能够增强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农业企业作为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上承农户下启消费着，对于确保食品质量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在我国可追溯食品的普及率有待提高(吴林海，秦毅，徐玲玲，2013)，本文以湖北省63个农业龙头企业为例研究农业企业投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扩大地域普适性和行业普适性。
二、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样本特征分析
本文从湖北省农业厅公布的湖北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名单中选取网站信息比较全面、在暑期调研中采访过、具有代表性的63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占湖北省农业龙头企业比重为17.8%，这些企业分别分布于武汉市(6家)、荆门市(5家)、黄冈市(6家)、天门市(6家)、鄂州市(4家)、咸宁市(6家)、随州市(8家)、十堰市(7家)、襄樊市(8家)、宜昌市(7家)，经营行业涉及蔬菜、瓜果、禽畜、乳制品、粮食等。本文数据来源于两个途径，企业官方网站所发布的2013年数据结合暑期调研数据。(见表1)统计结果显示：63家企业的预期净收益均值为23.35亿元，标准差为10.12，总体来说，被调研企业持肯定态度，认为建立食品安全体系所带来的净收益为正值；企业管理者具有高学历均值为0.88，标准差为0.37，低学历均值为0.11，标准差为0.22，说明被调研企业的管理者一般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管理者年龄均值为40.14，标准差为9.89，这也许与我们所采访的管理者一般是部门经理有关，年龄多为中年；管理者性别均值为0.91，标准差为0.09，被采访的管理者基本为男性；政府扶持政策均值为0.33，标准差为0.09，说明大部分企业并没有得到建立食品安全体系的相关扶持；消费者需求用产品是否出口来替代。消费者需求来源于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国内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不易体现，但国外需求对食品安全容易体现，因为一旦出口基本上要符合国际食品安全法。此变量均值为0.23，标准差为0.16，说明大部分企业以内销为主；获得质量认证均值为0.86，标准差为0.22，说明大部分企业都获得国内或国外某食品安全机构的认证；企业规模均值为1098，标准差为337，说明大部分企业都是千人左右的企业，像温氏集团这类大型农业企业所占比重较小；产业化经营均值为0.892，标准差为0.15，说明大部分企业置于纵向一体化的供应链中。
三、企业投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计量方法选择
本文将企业投资实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意愿Y(愿意投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则Y=1，否则=0)定为因变量，将企业预期收益，管理者学历、年龄、性别，政府扶持政策，产品是否出口，是否获得质量认证，企业规模，产业化经营作为解释变量。
(二)Logistic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由表2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可知，预期净收益、政府扶持政策、产品是否出口和产业化经营对农业企业投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有正向作用，并且分别在5%、5%、10%和10%的水平上显著。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企业是追求利润的微观主体，预期收益是影响企业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如果企业预期能够通过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增加经济收益，那么企业更愿意投资追溯体系，吴林海等(2014)，山丽杰等(2011)的调研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在我国，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是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强制性要求企业构建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因此要推广食品安全体系需要政府的支持引导，与Golan(2004)，姜启军(2011)和姜颖等(2012)的研究结论吻合；Bailey(2004)的研究表明，国际市场的需求是生产者实施动物身份识别系统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02年开始，欧盟和美国等国家陆续要求进口食品必须具备可追溯性，因而我国的食品出口企业对投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产业化经营或垂直一体化经营企业最大优势之一便是置身于一体化产业链条上能够较为方便地获取产品的生产基地、日期和原材料等信息，具有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先行优势。同时，从表2中还可知低学历和高学历对企业投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影响分别为正和负，这与认知经验相吻合，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可能与选取的样本有关。企业是否建立投资追溯体系事关企业的发展全局，并不是由企业的最高管理者独自决定；数据显示管理者年龄和性别对企业是否投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没有显著关系；企业是否获得安全认证与企业的投资意愿并没有显著关系；假设H8，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投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意愿越强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本假设本身存在问题，对模型的改进可以参考吴林海等(2014)对企业规模的划分，将企业规模划分为大规模和中等规模，如此划分的依据是企业的规模影响企业的决策，但企业的决策与企业规模并非简单的同向关系。
四、政策建议
根据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预期净收益、政府扶持政策，产品是否出口和是否为产业化经营对企业投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具有显著影响。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质，当企业预期投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所获得的收益无法弥补成本时，企业便有可能置消费者需求于不顾，此时，政府在支持鼓励企业投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和企业应当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水平，合理引导消费者提高对可追溯食品的支付意愿，同时，政府应对企业在给予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切实提高企业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和实施的可行性、自觉性，此外，我国的日常生活用品具有价格优势，在国外十分常见，但是食品在国外，尤其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所占市场份额相当小，政府应鼓励农业企业构建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及时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国际绿色贸易。构建食品安全体系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终目的。保证生命健康安全才是其初中，企业、政府、公众在研究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时需以此为认知起点。
作者：陈梦润 王红敏 白宇航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