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传媒和图像符号盛行的时代，电影和电视作品已经渗透于人类生活，成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人类发明了电影和电视，电影和电视又改变着人类。电影和电视甚至可以影响人的素质和人的性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常把电影和电视看做一种文化，赋予它们更多的内涵，认为它们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影视剧反映着人们对自己与世界之关系的所思所想，影视剧中的影像和声音、主题和故事最终都是从它们的社会环境中派生出来的。在影视剧的创作中，“湘西”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环境中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以“田园、人性、灵性、原生态”等符号元素为主要表征。在湘西影视剧的演绎中不仅仅只是把山水民族风情作为故事的载体，同时把它们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通过对奇异风物的联想，自然风物不再是纯自然的观赏的主题，通过对这些客体的关照，看到这个民族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自然地、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建了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倾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主要是美国学者所确立的。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最初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了专著《幸存的喜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对“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的解释，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同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克罗伯尔在具有很大学术影响力的刊物《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将“生态学”和“生态的”概念引入文学批评。1978年，美国学者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的实验》，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一词，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概念旨在“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批评视野”，认为文艺理论家应当“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8它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问题主义”的姿态研究人类文学文化，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栖息地被搞得支离破碎，甚至彻底破坏，世界森林遭到无情的砍伐，空气、水土质量每况愈下，人口继续攀升，生态的严重失衡威胁到所有民族生存。同时，生态批评还带着一种解构主义色彩，它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倡导“生态人文主义”，希望建立人与自然平等友好的主体间性关系。中国自古就有着丰富的生态哲思，荀子在《天论篇》中写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1］123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传递出的是人类要牢记自己“参天地”是有限度的，人的天职是顺应自然规律，不仅在利用自然时要尊重，在修复自然回馈自然时也要尊重自然规律。“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绝不同于站在自然之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2］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这种自大狂妄和人类自诩为世界的中心、万物的灵长、自然的随意掠夺者和统治者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下是应该被摒弃的，生态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生态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生态整体主义，它不再以“人”为中心，而是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看待，探讨和揭示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的位置、自然对人的影响、人与自然的联系、人对自然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等。生态学家赫克尔说人类“不是宇宙的局外人，也不是超自然的漂泊者，而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3］“与大地和谐相处就好比朋友和谐相处，你不能只珍爱他的右手而砍掉他的左手。……大地是一个有机体。”［4］人类要遵循生态整体的内在精神，遵循自然规律，还人性以自然的状态，建设人的精神生态，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提倡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建构一种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
二、湘西影视剧中的生态体现
湘西作为一个特定的地域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与湖北省、贵州省、重庆市接壤。这里四季分明，降水充沛，南有沅江干流过境，酉水干流、武水干流横穿西东，花垣西乡河的上中游段由南向北经茶洞入境。这里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活着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满族等30多个民族。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成就了湘西独特的地域文化，使湘西不仅作为政治符号、旅游符号为人熟识，围绕着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更是创作出大量的影视剧，成为一种影视符号。《边城》、《萧萧》、《芙蓉镇》、《那人、那山、那狗》、《湘西剿匪记》、《血色湘西》、《湘西往事》、《湘西匪事》、《烟雨长河》等等影视剧的广泛传播使“湘西”迅速被作为一种文化指称，湘西的原始魅力，湘西人的纯朴善良，湘西的秀美脱俗，湘西的历史文化，彰显出了湘西题材影视剧强大的文化传播力。
(一)秀美神奇的自然生态
中国生态批评学者王岳川提出:“生态批评以研究文学中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问题为主，力求在作品中呈现人与自然世界的复杂动向，把握文学与自然环境互涉互动关系”。［5］湘西题材影视剧给予观众最大的视觉冲击力就是风光迤逦的自然风景，湘西人常说湘西的美在沈从文的书中，在黄永玉的画中，在宋祖英的歌中。通过电影和电视剧中影像语言的展现，我们看到人与自然世界既不是主与仆、奴役与被奴役，也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类与整个大自然是平等的、友好的、交互主体性的关系。电影《边城》改编自沈从文的小说，影片一开头，连用多个空镜头:第一个是远景，画面展现的是巍峨秀美的武陵山脉，第二个是由远及近的全景，画面呈现的是石阶、城楼、白塔、清溪，第三个镜头为近景，吊脚楼、小船、清澈见底的溪水、翠竹、青山，这些画面的景别从远及近，从大到小，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地方，随着景别的缩小最终对准爷爷和翠翠生活的这个静谧隔绝的自然环境，为观众呈现了一副美丽的“山水画”。茶峒古城依山而建，缘山爬去，这里多高山，山中多有翠竹，常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清澈见此的河流将茶峒与外界天然的隔开，仿佛一个“世外桃源”。在这片秀美迷人的自然环境里，生活着纯朴、宁静的山民、纤夫、吃码头饭的人家和一些商人、戍兵，他们过着平静安乐的日子。《血色湘西》呈现给观众的同样是一个惬意、安宁的原生态世界，展现了湘西涤尽纤尘的秀美风光:原始的丛林、清澈见底的溪流、吊脚楼、石跳桥、大水车、竹排等影像诗意盎然。清晨，月月拿着长竿在枝繁叶茂的桂花树下采摘金桂;晌午，穗穗背着火铳在深山中打猎;夜晚，三怒躺在清溪旁唱着动人的情歌……这一切影像让观众无限憧憬与向往。以湘西为背景的影视剧中，自然万物作为人类思想之外的客观存在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有活力和生命的有机体，“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领悟他们自身的存在和宇宙的微妙关系时，我感觉到生命的庄严。”［6］世界上并没有孤零零的存在物，一切事物都是在与别的事物相对待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庄子•齐物论》)，“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相无，则功分定矣”(《庄子•秋水》)，人与自然这种矛盾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人类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狂妄自大，人类自诩为世界的中心、万物的灵长、自然地随意掠夺者和统治者，对于生态系统恣意的破坏，彻底搅乱了自然进程，打破生态平衡。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在湘西题材影视剧中却被“万物有情”、“与物为春”的诗性智慧所取代，在优美的山、水、村落等自然景观中人不再是地球的主宰，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万物灵长、物我和合，处于武陵山脉的湘西，一方面有秀美的山水画面，一方面有地形设置的种种障碍，如《边城》中横亘其中的溪流和《湘西剿匪记》中巍峨险峻的山峰，尽管自然万物给予人类的并非一帆风顺，影片中呈现的一幅幅画面，展现给观众还是积极美好的生存状态，这是自然赋予的生活景观。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中国古代哲学中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自然离不开人类，这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的，人类统治自然，控制自然，或者自然是人类无法战胜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在湘西题材影视剧中，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景象无处不在。电影《边城》的发生地———茶峒就是一个“天人合一”桃花源，翠翠和爷爷生活的这个美丽的湘西山村人与自然之间是平等共生的，这里的人们爱护青山、绿水、翠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茶峒古城才能成为桃花源般的和谐边城。在这片秀美的自然景象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人与自然亲和平等的关系和二者共在的生态情怀。在湘西题材影视剧中对于自然的尊重与爱护一直贯穿影片的始终。《那人、那山、那狗》将绿色的自然渲染到极致。青翠的山、碧绿的水、嫩绿的稻田，影片中的一父一子一狗在行进的过程中，始终被那一抹浅绿和深绿包围着，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和谐之极，美好的情感和生命的蓬勃不息溶入进满目的青翠，观众在青山绿水的镜头中有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血色湘西》中穗穗生活的竿子营也是一片秀美之地:小桥、水车、吊脚楼、丛林这些自然之景带着原始野性，生活在此的九弓十七寨“竿民”对于自然界有一种依存性。夜深人静的时候，石三怒躺在清溪边，唱着“情姐门前一道坡，别人走少我走多，铁打的草鞋穿烂哒，岩头站起灯盏窝。郎在姣妹门前过，姣妹的房门莫上锁，锁得住门来锁不住身咧，锁得住身锁不住心。”宁静的山中，质朴的情歌，如梦如幻的场景让观众感受的是人、自然互相融入的情感。人对自然的索取是适度的，遵循着自然规律，山民们对于自然地馈赠充满着感恩之心，他们敬畏自然、热爱自然。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盛行，人类高于自然，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对自然地控制欲望愈来愈强烈，森林被砍伐殆尽，各种矿产资源被大量开发，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矿山筛子机的沙沙声，起重机的喷气声……好像是世界末日天上降下的黑甘露”，林立的烟囱、喧嚣的机器、刺鼻的气味、灰色的尘灰取代了美丽的田园、湛蓝的天空和成群的鸟雀，昔日的世外桃源变成了肮脏的人间地狱。沈从文在《潜渊》中说:“人是单纯不过的‘生物’而已，人‘出于自然’，‘是生物之一种’”。［7］在沈从文的眼中人只是生物的一种，是自然的一份子，人类出于自然，融于自然，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者缺乏的。哲学家霍布斯指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由所有物质组成的整体，一个肉身，也就是说一个身体;它有其范围尺度，即其长度、宽度和深度;而且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同样是一个身体，但如果不是世界之一部分就没有个体的身体: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不是其部分的个体没有意义”。［1］142布拉德利说:“所有的生命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另一个生命，而且……每一个个别的自然造物的部分都必须支撑其他的部分;进而……如果缺少了任何一个部分，所有其他部分必然因此而秩序紊乱”。［8］他们把生态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维护和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指出人类遵循生态整体的内在精神，遵循自然规律才可能真正返回家园———自然家园和精神的家园。湘西题材影视剧中对于自然、人的美与爱给予了全方位的展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天人合一”的情绪皈依于一切自然环境之中。外在的自然和内在的自然有了更加合理的生存空间，人的本性和自然本性的和谐统一诠释在了这一特定的区域———湘西。
(三)“人性之美”的精神生态
“大漠秋风历练出北方人的豪爽侠骨，江南春雨滋润着南方人的婉约柔肠”。［9］不同的地域孕育着不同的民族精神。湘西因为特殊的地缘关系，形成了独特的湘西精神，既有湘楚的神性浪漫和吴越的执着坚韧，又有巴蜀的蛮野豪爽。《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往事》、《湘西匪事》中的正面人物与各种土匪在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湘西精神中的血性，这种血性包涵了愚昧与不开化的一面，展现了一种匪性的野蛮。除了湘西人的匪性，湘西人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他们的纯真、善良，他们是自然之子，充满了人性美。电影《边城》中的翠翠就是人性美的代表之一，影片中翠翠多次与篁竹的画面联系在一起，翠色逼人，翠是绿色的象征，在色彩心理和生理学中:“绿色传达肃静、安全、纯真、信任、公平、亲情的信念”，透过翠翠的眼睛，领略到她身上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美感，从灵魂深处出发坚守自己的信仰，崇尚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即使前路充满险峻，依然对生活充满美好。《那人、那山、那狗》中山间那一片如墨泼般浓郁的绿色，清澈见底的河水，安静的水车，儿子背着父亲走在刺骨的河水中，村里的老人说背得动爹儿子就长成了，父亲伏在儿子的背上，一个山一样的男人，眼睛湿润了，河水在他们的脚边发出哗哗的声音，父与子之间的亲情在纯美的自然之间轻轻地流淌。画面展现了自然和人的本貌，真实的自然从不按照人类的一厢情愿或别有用心的解释而存在。《血色湘西》中傩公就是自然的代言人，他代表植物、群山、河水，作为人与自然沟通的媒介，他了解自然的意志，规范着人类的活动。纵观这些影视剧，青山绿水是必然入镜的组合，这不是导演们的约定俗成也不是强制性的选择。青山绿水与“田园、人性、灵性、原生态”的湘西世界共同建构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感受到的生命的尊严和一切生物的美好。
三、结语
湘西世界的人们依附于自然山水之间过着“简单的生活”，是一种“优美、健康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他们敬畏自然，皈依自然天性而活，通过他们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一切生物的美与爱。从音、画来看，湘西世界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被一种可以感觉到的有力度的东西所笼罩、浸透。蓝蓝的天、青青的山、溪流、吊脚楼、山歌、赛龙舟这些带有民族风情的自然符号构成了一副生动、和谐的画面，粗犷的音调，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四维空间。
作者：王飞霞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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