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公司战略管理论文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