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和宗教的优秀代表。中国哲学史是任继愈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他主编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并且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研究专著,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创见。
一、任继愈的哲学史观
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对象,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见解不尽相同。侯外庐将中国哲学史理解为世界观及其学说发展演变的历史,认为哲学史研究包括三个主题: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历史观①。张岱年认为:“哲学史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②,范围包括自然观(亦可称天道观)、认识论(亦可称方法论)、伦理学(亦可称道德论)和历史观(亦可称古今观)四部分。任继愈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和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认为“哲学史是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①,而中国哲学史则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②;同时,哲学史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③。在他看来,“认识史”与“斗争史”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只是对哲学史研究对象的不同角度的表述。
首先,从认识对象的角度来说,任继愈将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视为世界观的理论形态,他说:“世界观是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哲学则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④。而世界观理论在性质上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形式上存在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主流。因此,“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就是研究在世界观方面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斗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⑤。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史“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萌芽、发展的历史”⑥。
其次,从认识主体的角度来说,任继愈将哲学史视为不断总结世界观理论知识的认识过程,他说:认识史本身是“人类长期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知识经验总结,不断提高的过程”⑦。因此,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应当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认识过程在中国发展的历史”⑧。这种认识史中包括了对立斗争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知识发展的历史。
再次,从学术研究内容的角度看,任继愈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定义为自然观、社会历史观、逻辑学和认识论(辩证法)三个主要的部分,他说:哲学“所涉及的领域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因此,哲学史讲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认识,即自然观;对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认识,即社会历史观;对思维规律的认识,即逻辑学和认识论”⑨。他认为中国哲学史要研究的不是自然和社会知识本身,而是关于这些知识的“观点的历史”⑩,反映出他对“哲学史是认识史”的深刻理解。
任继愈虽然借鉴了苏联的哲学史定义,但在中国哲学史的具体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从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两个角度揭示了哲学史的内涵,以“观点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将自然和社会知识、辩证法思想和形而上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包括了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历史观、伦理观、艺术观和逻辑学等众多方面的内容,内涵相当广泛。
二、任继愈论中国哲学史
(一)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矛盾
任继愈将哲学史的发展规律视为矛盾双方对立斗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在他看来,人类的认识史与社会历史是一致的,思维本身的发展也是一种曲线运动。他说:“哲学史就是要研究人类认识的曲线运动”,人类的认识本身“是沿着螺旋的曲线不断上升的”①。在哲学史中,作为矛盾双方的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以及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双方的矛盾斗争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他说:“在哲学史上,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无神论思想、辩证法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不同问题上揭露了科学的秘密,推动了生产的发展”②。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任继愈将中国哲学史的总规律总结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具体表现为: (1)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即哲学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哲学史本身是人类正确世界观(唯物主义)日趋完善的过程③; (2)发展道路的波浪起伏,即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在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经历了发展高潮与低潮的交替; (3)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4)发展道路的螺旋式上升④。任继愈通过这些规律的总结,试图全面揭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内在矛盾,客观还原古代哲学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他在具体研究中不仅关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学派、宗教思想,还特别注意发掘和研究具有“异端”色彩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如王充、范缜、邓牧等人。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了侯外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影响。
(二)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阶段和时代主题
任继愈提出中国哲学史的总命题是:贯穿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规律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斗争,因此中国哲学史上各个哲学家及其流派的发展历史就是这一矛盾斗争的具体表现。他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命题:
第一阶段是中国先秦时代哲学史,时间从商周到秦统一以前,包括奴隶社会(商至春秋)和封建社会确立时期(战国)两个阶段。其核心部分是先秦诸子哲学发展史。此阶段的哲学时代主题是:如何在不与商周传统文化决裂的情况下摆脱其束缚,在哲学上反对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并为地主阶级的崛起提供思想准备。任继愈提出的重要命题有:围绕“天命观”,在诸子与商周传统思想以及诸子思想之间贯穿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诸子思想的争鸣,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历史过程的反映。
第二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史,时间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之前,具体分为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此阶段的哲学时代主题是:如何从思想上协调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与经济上的极端分散的矛盾,巩固小农经济并使其发挥最高效益。他提出的重要命题有:封建社会哲学史的主线是唯物主义哲学战胜宗教的历史;封建社会的正统儒学是宗教,儒教是以“敬天法祖”为信仰核心、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政教合一的宗教。从魏晋玄学到般若学、从隋唐佛学到宋代理学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其内在思想线索是从元气自然论到本体论、再到心性论的演进过程①。
第三阶段是中国近代哲学史,时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此阶段的时代主题是:如何在传统哲学形式下反抗封建统治思想,表达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他提出的重要命题有: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反封建阶级斗争的反映,其中贯穿着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以谭嗣同、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是中国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各个时代主题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线索,贯穿其中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对立并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任继愈看来,从先秦到近代,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其发展过程和面对的课题是与社会经济及政治的需要相一致的,它们是各阶级利益要求和矛盾斗争的反映。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任继愈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学术和现实上的多重意义。从学术研究的意义来说,首先,中国哲学史研究应该总结古代哲学体系,客观还原古代哲学思想的面目。他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其他科学没有严格的界限,哲学思想经常混在自然科学、政治、文学以及其他非哲学的思想之中,以浑然一体的“经学”形式存在②。因此要对“经学”体系和宗教思想进行加工整理,按照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等主题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系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以科学态度探讨中国哲学的内涵、特点和演变历史,做到“既不失去古代哲学家本来的面目,而又能按照哲学这门科学本来的对象和范围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哲学家”③。其次,他认为在总结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哲学研究应当揭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矛盾斗争及人类唯物主义认识发展的过程。他说:“中国哲学史的任务在于揭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矛盾,揭露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并通过这些矛盾来说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逐渐成长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④。从现实意义来说,任继愈认为建国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符合无产阶级的需要,发挥现实的作用。他曾说:“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①。在任继愈看来,这种服务是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生产发展而服务,他坚决反对哲学史研究为政治权术服务,反对学者从事借古喻今的影射史学②。
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
(一)占有客观翔实的研究资料
任继愈认为占有客观翔实的研究资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他说:“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全面地搜集资料,去伪存真,确定时代和作者。资料根据不充分就难免陷于空谈和武断;使用错误的资料,同样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③。他认为这种“占有”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全面搜集史料,即使不能做到竭泽而渔,但基本和主要的资料不能漏掉;第二,对搜集到的史料进行科学和认真的审查和鉴别,一方面要在认真考证的基础上鉴别古代哲学著作的真伪,敢于怀疑经典,也应重视“伪书”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多位作者的哲学著作如《墨子》、《庄子》等书,要对其中的史料作分类研究,不能笼统作为一位哲学家的思想资料进行使用;第三,全面使用史料,在研究中应当完整理解史料及其所包含的意义,正视哲学家思想中的矛盾,“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历史地说明这种矛盾出现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向”④,不能为了主观需要而片面剪裁史料,这样可以避免许多因片面理解史料造成的无谓争论。
(二)辩证的逻辑分析
任继愈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概念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想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同时也就是认识论与逻辑⑤,因此这一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逻辑分析法。他在以辩证法为核心的哲学史方法论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重视概念和辩证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具体概念的学说是辨证逻辑的主要内容。因此,任继愈提出要重视概念的研究,他说:“哲学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研究人类认识的日益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要完成这一任务,特别需要用对立统一规律来研究概念的运动和发展,因为认识的成果体现在概念之中。”⑥例如,他认为五行、阴阳、气等概念对理解中国哲学史非常重要,需要考察这些概念从先秦、两汉到明清的发展与变化,以此探讨中华民族哲学认识的深化过程。他重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考察,他说:“中国哲学史如果忽略了古代的辩证法,就等于只讲了哲学史的一半。”①他对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孙子兵法》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进行了重点论述,并且总结出中国古代存在着两大辩证法系统:一是老子开创的尚柔、主静、贵无系统;一是《易传》开创的尚刚、主动、贵有系统②。实质上,对概念和辩证法研究本身就体现了任继愈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逻辑方法,这也是其辩证逻辑分析法的一部分。第二,全面和客观地研究问题。在任继愈看来,中国哲学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应该以全面的观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哲学家研究中,他提出要注意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哲学家,更全面地展示作为“中华民族认识史”的中国哲学史;在世界观研究中,他提出要综合研究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全面分析思想家世界观的产生背景。任继愈提出在研究中应当“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③,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原哲学的历史面貌。他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一方面应当具有民族特色,“不能按照西方哲学史的图式来写中国哲学史”,不能将中西方的哲学思想随意比附,“把不同时代的哲学强拉在一起机械相比,就是犯了不知类的错误。即使是时代相同或相近,中西的具体历史条件也有差异”④;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史研究虽然要使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概念诠释,但不能用现代的哲学体系比附和夸大古代的哲学思想,“不能强使古人穿上时装,……不能根据今天某种需要去塑造古代哲学家的形象”⑤。第三,用发展观研究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从对象的相互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进行研究。任继愈将其总结为发展的观点,即将某一哲学家及其思想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中评价其地位,以及对人类认识发展的贡献。他说:“讲哲学史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观,缺少发展观,往往只看见个别哲学家的言论,而忽略了哲学家所起的作用。……衡量某哲学家或某学派的作用、地位,主要看它在认识发展中所起的作用。”⑥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他的“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史”定义在具体研究中的体现。
(三)阶级分析为主的世界观考察
任继愈说:“任何一种哲学总是带着深刻的阶级烙印,总是代表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是特定阶级的代言人”⑦。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史主要是阶级社会的哲学史,因此必须以阶级分析为方法,在此基础上判断某一哲学家的世界观性质,评判其价值。
首先,阶级分析应以经济基础和历史分期的研究为前提。在经济基础研究方面,任继愈提出:“承认阶级观点就要承认经济决定政治和整个社会生活”①,因此他在具体分析每一时代哲学思想时都要对当时的经济背景进行论述,以此来探讨阶级斗争的产生原因。
其次,世界观性质与阶级关系密切,但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任继愈在研究中反对“用僵死的公式去范围无比丰富的历史”②,力求客观科学地探讨中国哲学思想的阶级根源。他认为评价哲学思想的价值,并不能简单依据哲学家本身的阶级出身,而应该客观分析其思想的实质。例如,他提出老子、庄子是没落阶级,但他们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虽然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反压迫要求,但中国古代的无神论哲学家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因此不能将无神论思想与农民阶级等同。
随着“文革”后对中国哲学研究理论的反思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任继愈试图修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分式评价标准。例如在老子思想评价方面,他说:“我认为过去的争论(包括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的两种见解),都有片面性。对老子……应当有第三种看法来补救前两种对立看法的不足。”③他的“第三种看法”是将老子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从社会作用、认识贡献方面来探讨其价值。推而广之,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衡量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历史价值”,应当主要看他发挥的历史作用“是不是推动历史前进和科学发展,……是不是体现了当时人类认识所达到的先进水平”④。
四、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视野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宗教史视野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大创见之一,是以宗教史视野考察中国哲学的内涵和发展演变过程。他将哲学史视为哲学与宗教斗争发展的历史,从哲学的产生、宗教和哲学的理论主题、封建社会哲学的形态等方面考察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试图以此揭示出哲学战胜宗教的历程和中国哲学史的特点。首先,任继愈以宗教史视野理解中国哲学史。“文革”后他进一步提出哲学史上矛盾对立斗争的双方是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他说:“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它展示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斗争中发展前进的历程,展示出人类抽象思维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⑤哲学代表理性,包含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容,“代表人类正确思维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它可以称为哲学的主流”;而宗教则是唯心主义和信仰的代表,“是粗糙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是精致的神学”①。因此,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与宗教实际上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集中表现。这是任继愈运用宗教史视野,结合中国哲学实际而对其哲学史定义的发展。其次,任继愈以宗教史视野考察中国哲学的源流和特点。他参照世界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哲学起源于宗教,他说:“宗教学的基本问题是研究‘天人关系’,……在天人关系中间,有人把天当作自然,这个天人关系便分化出哲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成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哲学是从宗教中分化出来的。”②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特点是依附于神学而存在,他说:“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与世界各国古代哲学一样,主要是依附于神学的主干上,它总称为‘经学’,主要是神学”③;此外,哲学与宗教都探讨人生和社会的根本问题,但立场与方法不同,哲学使用的是理性、思辨的方式,而宗教则采用信仰和直观的方式④。这是他运用宗教史视野对哲学本质和特点所提出的深刻见解。再次,任继愈通过宗教史视野的考察,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胡适、冯友兰等人将历史上的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和哲学来看待,侯外庐则提出中国中世纪的儒学具有神学化、国教化的特征,具有宗教的性质⑤。任继愈在侯外庐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宗教史视野的考察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⑥。他在对佛道儒三教及中外宗教详细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南宋朱熹时最终完善的儒教,在崇拜对象、彼岸世界、教主、圣经、宗教态度等方面已具备宗教的基本特征;在维护统治方面发挥着“政教合一”的“国教”作用;在宗教本质方面同样探讨内在超越性的神人交涉即“天人关系”。任继愈在宗教史的对比研究中不仅发现了儒教与其它宗教的共性,还发现了儒教的“个性”,即儒教是一种“无神论”的宗教,“是人伦日用中的神学”⑦,具有很强的世俗性:它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不信仰有意志的人格神,不举行祈祷献祭;不重视个人生死问题,却十分重视家族的延续等等,而这些特征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下三教合一的产物。
(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视野和文化史视野
任继愈的社会史研究视野受到侯外庐的影响,注意探讨哲学思想所反映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意图,他说:“社会的精神生活所由形成的来源,社会观念,并不是要到观念、理论、观点本身中去找,而是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找。因为理论、观点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①。任继愈认为中国封建时代哲学和宗教的发展与演变是当时政治经济结构的反映,他提出极端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如何使“这一对矛盾协调得好,就成为秦汉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政治、哲学、宗教关心的总课题”②。任继愈从这一角度解释三教合一思潮的产生原因,即这种思潮适应了维护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结构的需要,而儒教的作用正在于维持了大一统国家的正常秩序,改变了小农经济极端分散的状况,使政权集中与经济分散恢复平衡、协调③。此外,他还注意到不同的社会环境对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说:“哲学思想和学术流派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环境,这就给哲学思想带来了国别的,民族的,地域的特点”④。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地区的儒家思想、楚地的道家思想、三晋地区的法家思想等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探讨其产生原因。任继愈还试图从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史,他提出“文化的精华部分,集中表现为哲学”⑤,而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则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存在,这些遗产不仅是哲学与宗教、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想的单纯积累,而应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成果。因此,任继愈提出:“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它以逻辑范畴的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经历”⑥。他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考察中国哲学发展的连续性,从“文化影响衰减”现象和“文化遗产的增益现象”探讨哲学和宗教思想的发展演变,提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之所以在两千多年中影响长久不衰,正是由于西汉董仲舒和南宋朱熹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两次“增益”⑦。这种文化史视野的提出,是他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下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所作的重新思考,体现出任继愈与时俱进的研究思想。
五、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
(一)儒教说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宗教史、传统文化研究的影响
儒教说是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他以全新的宗教史视野诠释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儒学是否是宗教的大论辩。围绕儒教说及儒教问题的讨论,支持者与反对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儒教宗教论派”⑧。具体来说,任继愈的儒教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论辩,在以下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引发了宗教标准的讨论,深化了中国学术界对宗教的研究和认识。儒教论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①。最初任继愈主要从神灵崇拜、教主、教义、教派、圣经、修习方式、宗教态度等外在特征来论证儒教是宗教,而张岱年、李国权等反对者也从同样的角度举出相反的例证进行反驳。随着探讨的深入,任继愈更侧重从儒学的“国教”地位和“政教合一”的宗教作用方面进行论证,而非单纯的特征比附。受此影响,牟钟鉴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国教”功能的宗教是一种“宗法性传统宗教”,但不是儒教②。第三阶段的讨论则从宗教的本质入手,任继愈从“天人关系”以及“超越性”的角度论证儒教的宗教本质,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以“天人关系”作为信仰、追求的领域③,而儒教也以“天人关系”的探讨为核心,“宋代以后,建立的儒教就是特别强调人们精神修养,内在超越的具有中国特色宗教”④。从外在特征、社会作用到精神实质的探讨角度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学术界对宗教和儒学理解的逐步深入。任继愈儒教说的贡献在于,暴露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宗教研究的薄弱,以论辩的形式深化了学术界对宗教的研究和认识。
其次,引起中国学术界对儒家价值评判、现实意义的讨论,促进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定位和未来走向的研究。“儒教是宗教”观点的提出,源自于任继愈对“文革”运动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他认为“文革”中造神运动的思想基础就是儒教思想,“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所以得逞,……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⑤。因此,任继愈提出儒教说的目的并非是要否定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从学术上清理“中国哲学的封建主义的深层次的问题”⑥,进而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扫除思想上的障碍。儒教说本身包含着儒学价值评判和现实意义探讨的意向,随着论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思考如何继承和发展儒学,如何让儒学在当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儒教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定位和未来走向的问题。任继愈对此问题的解答是:在批判整理的基础上,以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新哲学取代宗教的教育和“精神家园”职能,他说:“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担负的职能,化解人们心理精神负担,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深入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最大的精神安逸”⑦。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方面,论辩双方是一致的。而儒教说的贡献正在于促进了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现实定位及未来走向的思考和研究。
(二)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逐渐出现了公式化、片面化、庸俗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文革”中达到高潮。1978年以后,哲学界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进行了反思和探讨,其实质是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和未来发展问题的探索。在此过程中,任继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探讨方面,当时学术界的主要论题是如何纠正苏联定义带来的公式化、片面化倾向。任继愈就此系统提出了“斗争史”和“认识史”结合的哲学史定义;此后,他进一步从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角度理解哲学史的研究对象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修正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哲学史定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方面,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客观科学地评价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他提出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②。这些观点的提出,一方面回应了社会转型时期学术界发展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角度丰富了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新范式的探讨。
20世纪末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其中包括对现代尤其是建国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评判,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探讨,这实质上是前一阶段讨论的继续。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学术界试图在继承传统和中西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发展创新,建设民族性、主体性的中国哲学。任继愈作为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理论代表之一,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的理论成果和经验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做了理论上的准备。他在“文革”后提出的儒教说、“以哲学代替宗教职能”等观点,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一种建设性反思。当今的学术界也基本承认,包括任继愈在内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对未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发展和民族性新哲学的建构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正如郭齐勇所指出的,虽然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构语言艺术论文历史同时也就是前辈学者用西方哲学范式“格义”的历史,其中有失误、差错,“但所有经验都值得重视”③。
建设性地整理和总结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借鉴他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经验,从而为未来中国哲学和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和创新提供理论准备,这是我们应有的学术态度,也是今天探讨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