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导致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根源并不在于二者固有的宗教文化差异，而是双方基于冲突的历史造成的共有观念的敌对。这种观念敌对反过来又不断因现、当代发生的种种事件得到印证和强化，由此导致了固有文化偏见的合法化和当事者行动的意识形态化。9?11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偏执观念支配下的结果。这一事件启示我们，惟有坚持不同文明、宗教间的对话与宽容，实现各文明间的和平共处，人类的生存发展才有可能。
[关键词]伊斯兰；西方；观念敌对
缘起：问题及分析问题的理论视角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国家间互动的加强使得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间接触和碰撞的几率大大增加，由此增加了文化间冲突的可能性。其中，伊斯兰与西方的文化冲突一直是国际政治中常说常新的重要话题。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的异军突起，更是令西方政治家们深感忧虑。包括介塞缪尔?亨廷顿和件纳德?路易斯这样的知名学者都特别强调了"伊斯兰威胁"的存在。时至今日，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无疑使伊斯兰（极端势力）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热门的话题。这一事件是否印证了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此，笔者拟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对此次恐怖袭击事件进行深度分析。
建构主义倾向于使用"规范"（norms）、"认同"（identity）和文化等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概念来理解和说明世界政治。归纳起来，建构主义的基本主张是：第一，除物质结构之外，还存在社会结构。这里的结构指的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主要是观念的分配。这与新现实主义在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构有本质区别。第二，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独特的身份认同是界定国家利益的主要依据。正如Ted Hopf所指出的："独特的身份认同在社会中具有三个基本功能：即它将告诉自己我们是谁、告诉他人我们是谁和告诉自己他人是谁。"第三，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相互构成关系。这里涉及两个主要关系：一量行为体对结构的作用，二是结构对行为体的作用。正是行为体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反过来又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这一理论体现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行为体就是国家，结构就是国际体系中的观念分配或称国际体系文化。建构主主角助于我们理邹地认识和把握当前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
一、伊斯兰与西方：从文化差异到共有观念的敌对
1、伊斯兰与西方固有的文化差异从文化角度看，伊斯兰与西方分属两大异质宗教。因此，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体系比较的角度看，二者的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地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
（1）从宗教起源看，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是一种更为年轻的宗教。它在教义教规、宗教掌故等许多方面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派遣的六位使者之一。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而穆罕默口传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线式思想方式。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排斥。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事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翔，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因此，在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在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足。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足感。
2、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文明的冲突"。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曲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出现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件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不再度包围了维也纳。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伺机反击。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的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动了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次不幸经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了压倒性优势。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同一个级别上。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面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彼此敌对，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二战后，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它们认为，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它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做西方文明的前哨和堡垒"。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与统治的延伸和继续。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它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它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它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从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同样慧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它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基督徒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但由于基督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它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备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这使它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按时完成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照片归咎于西方。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史看做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在他们看来，"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西方世俗主义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换言这，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以及不公正的历史命运。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固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的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军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至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纺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自我标榜为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它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从而使西方无开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员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信息保留下来。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而非为新答案开辟了道路。"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三、启示与反思：到底谁是真正的威胁
1．9.11事件的发生仿佛再次印证了西方舆论一再渲染的’伊斯兰威胁"的说法。然而，事实上远不是那么简单。笔者认为，导致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真正根源并非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而是双方共有观念的敌对。正是这种观念的敌对建构了现实中敌对的相互关系。文化差异仅仅是在这两大大文明发生利益冲突时，才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如果仅仅从文化本身来解释伊斯兰与西方间的冲突，往往会省略、贬低乃至取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反对西方的真正理由：霸权主义、偏袒以色列、西方政府对压迫政权的支持。通过对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动态考察可以发现，自近、现代以来，正是由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咄咄逼人的挑战和由此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才激起伊斯兰民众回应性的反抗。从这一意义上说，不是伊斯兰在威胁西方，而是恰恰相反。假如说原教旨主义果真威胁到西方，那只是因为原教旨主义桀骜不驯的性格和毫不妥协的反西方立场，撼动着西方在中东的霸权地位。只有真正消除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和平共处才有可能。
2、毫无疑问，此次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既是美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灾难，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很难想像，当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发展，当我们自认为整个人类的文明水准已有了质的飞跃之时，还会发生如此滥杀无辜的恐怖袭击事件。这实际涉及到"目的与手段"这一古老的伦理问题：即为达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打着维护社会正义的幌子或为了捍卫某种自认为符合道义要求的政治（文化理念）而不择手段地采取各种极端做法的事情不胜枚举，而由此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也是最为惨烈的。政治恐怖主义也是如此。然而，由于它在目的与手段上的背离，使之始终难以摆脱道德伦理上的拷问；由于它背离了人类日益走向开放、多元的时代大潮，注定了它必然要被时代大潮所抛弃。正如美国政治学者卡尔?多伊奇所指出的："恐怖主义对于实践它的政治运动来说是一个陷阱。"它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却只能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所有为达目的不不择手段的极端做法都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观念结构是行为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就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伊斯兰与西方间的敌对观念并非固定不变的文化宿命，而是可以通过行为体的行为加以改变的。事实上，目前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也并未真的出现所谓"文明的冲突"，而是更多地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去界定相互关系。由此表明，双方在相互关系的界定上存在着多种选择途径，而不完全是从文化敌对的角度出发。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的命运恰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而此次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事件，越发折射出不同文明间对话和构筑全球共同伦理的紧迫性。正像德国著名学者也孔汉思所指出的："没有诸宗教企业经济论文之间的和平，就没有民族之间的和平；没有诸宗教之间的对话，也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中国有句古话："已所不欲，铁施于人。"在人类已经步入21世纪之际，在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上，倡导文明间的宽容与理解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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