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睥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一直稳步推进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当前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新背景、新形势下，勇敢地接受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的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现实课题。
一中国国家干预理论存在问题分析
西方市民社会发育充分，经过数百年的“法治”，国家权力受到诸多方面因素制约，其法制规范高度发展，政府干预成熟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成熟度，它强调政府代表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相应的调节和干预。相比较而言，中国经济法素有“管理管理者之法”的称谓。由于产生条件及发展环境的独特性，中国现行的国家干预尚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中国政府权力干预之必要性。数千年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中国权力本位和官本位的理念，必然给我国诸多制度上打下深深的印记。我国某些管理体制中存在政企不分、党政不分的问题；立法中存在管理性立法较多、民主性立法较少，有利于权力行使的立法较多，制约、防范权力滥用以及规定权力滥用责任的立法较少等问题。
第二，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基础不完备。不可否认，在民主和权利意识淡薄，权力制衡机制尚欠成熟的当下，我国客观存在着权力进入市场，以权谋利，权钱交易，甚至权权交易等现象。既要实现政府行使干预权，又要实现规范政府行为，防止政府滥用国家干预权是亟待解决的又一问题。
第三，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不健全，反垄断法严重缺位。反垄断法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法体系中居于市场规制法律的核心地位，有“经济宪法”、“市场经济大宪章”之称，是经济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它往往担负着保护自由竞争、协调社会整体效益、排除市场缺陷、实现实质公平的职责。反观，我国现有市场规制法律，不仅反垄断法缺位，仅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本身也存在诸多缺陷。据权威部门测算，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中，垄断行业带来的尽然高达2o％。
第四，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20世纪以来诸多西方福利国家带领他们的民众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善社会保障。但随着收入分配体制、住房体制等多项改革，诸多社会问题伴随而来，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失衡，基尼系数不断攀升。2010年5月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8，2007年上升为0．48，近两年中国该系数已上升至0．5以上。而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危险值为0．4，即如果该国基尼系数高于0．4，则该国社会就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二中国国家干预理论问题的出路
西方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形成很多政府对经济成功实施干预经验和案例，对我们如何履行好国家经济职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预体系具备很好的借鉴启示作用。
—是以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基础为极限。我们讨论的国家干预主要指政府代表国家运用行政管理、经济杠杆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的调节和干预，培育或扶植有利于各类市场要素的市场环境，促进市场经济更好发展。其中，市场经济主要包括：市场发挥基础作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国家宏观调控功能正常发挥，即市场、企业和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承担各自合理的主体作用。而市场与政府两者的关系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往往微妙地表现为彼此博弈的状态。如果仅仅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看作削弱政府干预，或者以政府干预取代经济规律调解，都会造成对市场经济的曲解，引发市场机制的混乱甚至造成政府极权干预。这客观要求政府干预必须以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为前提，必须承认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将市场机制的运行边界作为自己行为的最大限度和范围，必须以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基础为极限，不能盲目地用国家干预去代替市场的作用。
二是以环境变化为行动的风向标。日本学者青木昌彦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必须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变化”。美国经济为什么能成功发展，日本经济为什么能成功赶超，因为他们的政府成功实现了“适应l生变化”。这对我们的启示就是：教条或极权型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行不通的了，政府不能摆高姿态，得放下身段，深入研究市场，以环境变化为自己的行动风向标，塑造自己灵活、机动的形象，强化自己的监督、服务职能。
三是以“适度干预”为基本原则。适度干预主要指：在当市场失灵或公共经济利益难，个人及市场无法完成自我修复时，政府代表国家完成适度干预。当然完善的经济法律体系才能防止国家极权野蛮干预的发生，所以国家在完成适度干预时应以经济法治为基石，以经济法核心价值目标：公平、效率为标尺。
四是解决好借鉴的后续问题。这需要相应地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失灵前提假设。譬如，经济研究中往往引入“经济人”的假设，我们认为人类的利己奉陛确实具备一定普适I眭，但关键在于中西方文化土壤中培养利己本J陛的土壤却有着巨大差异。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基督教中的新教伦理与人的利己本性相融合，勤俭、克制、争作上帝选民的天职观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与之相对的是，“义利之辩”是中国儒家学派对此做出的解释。他们认为人类对物质生活有着本能的追求和爱好，但这种追求和爱好必须兼顾经济伦理，接受道德规范的制约。我们看到，伴随我国市场经济大潮而来的是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行为道德失范甚至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事实上，社会学家们直在关注这些貌似简单的社会经济问题，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影响。这与其说是“经济人”理念被过分强调，不如说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伦理、道德规范、精神文明建构乏力。就此我们认为，一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仍然有待重视：即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反作用力。我们在引入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同时，应该注重对移植后本土文企业经济论文化土壤的重塑，才能让西方“经纪人”假设在变为中国人自己的法宝，在中国的道德伦常文化体系中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