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农业、手工业及商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手工业中制瓷业、酿酒业的发展，以及太平盛世背景下安逸舒适的生活所形成的饮酒之风，使得酒包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而推动并影响了瓷质酒包装设计的发展，形成唐代独特创新的艺术设计风格。本文结合考古文物资料，拟探讨唐代瓷质酒包装的种类，试图从包装设计的角度分析此时期的瓷质酒包装设计的变化并探寻其原因。
一、瓷质酒包装的种类
包装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独立使用的容器和一般的日用器具（诸如水缸、水杯、碗、盆、衣柜、衣箱等），在内涵上有根本性的不同。因为从核心内涵上而言，包装是在物流过程中，为保证物品使用价值的顺利实现而采用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单元或系统。
唐代的诗文及史书记载了大量的酒容器，有瓶、樽、瓮、罂等，如王绩在《春日》中说“昨夜瓶始尽，今朝瓮即开”，孟浩然《春中喜王九相寻》有“酒伴来相命，开尊共解酲”，元结的《窊尊诗》中有“酒堂贮酿器，户牖皆罂瓶”，以及白居易《咏家酝十韵》中有“瓮揭开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从“开樽”“户牖皆罂瓶”等诗词描述看出，这些酒容器都区别于一般的酒器，具有储存及保护酒液的功能。根据上述包装品内涵的界定，这些酒容器都属于包装品的范畴。又有诗云“榼小二升酒，新簟六尺床”“何如家酝双鱼榼”诗中提到的的“双鱼榼”与考古出土的文物双鱼壶形制不谋而合，这里说的“榼”应当就是携带方便，具有良好储存性能的瓷壶。因而依据诗文所载以及考古文物例证，可大致推断唐代瓷质酒包装从器形形制上可分为瓮（罐）、罂（瓶)、榼（壶）等类型。
二、瓷质酒包装设计在唐代的演变与发展
2.1瓷质酒包装造型的创新
唐代瓷质酒包装虽然沿袭了前代的造型特点，但也有明显的变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设计结构日渐趋向实用化，酒包装器皿由平底演变为与接触面积更为稳定的圈足。如瓶类，一方面颈部加长，并加盖，这种设计使得酒液不易挥发，加强了酒包装容器的密封性；另一方面由于唐代逐步增加的床、桌等家具，由席地而坐演变为垂足而坐，家具上器皿放置的位置也随之变高，因而安放把手取代了系、耳的设计，携取更为方便。壶类，器形逐渐变得高长，穿带壶成为这时期流行的壶类酒包装。穿带壶的两侧增加了附耳的设计，便于绳、线等物体的穿插，实现了便于携带的功效。双龙柄壶，两耳为龙形且与口相接，是唐代瓷质酒包装的新品种，造型硕大的两耳均衡了壶身的平衡感，不仅造型优美且便于拿放。唐代瓷质酒包装另一个特点是仿制器形的增多，具体反映在仿金银器、皮囊壶以及仿生三大类。凤首壶是唐代出现的新壶型，是由金属胡瓶仿制而来，其盘口与盖合为凤首，束颈，可防止液体挥发；圈足外侈及带把设计，便于提拿与存放。如唐朝的青釉凤头龙柄壶（图-1）。而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沙坡村出土的唐代白釉提梁鸡冠壶（图-2），整个造型则是模仿游牧民族的皮囊壶，此种仿制壶继承了皮囊壶除材质以外的种种优点，对其模仿也惟妙惟肖。双鱼壶则为仿生类瓷质酒包装的典型代表，体现了设计与生活环境的融合。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中所云“何如家酝双鱼榼”，其中的双鱼榼说的就是双鱼酒壶。如唐朝的白釉穿带双鱼壶（图-3），壶状为连体双鱼形，壶口则塑成鱼嘴，鱼尾为圈足，两侧贴塑双排鱼鳍，鳍间可穿系。器表用浅阴刻线划出鱼鳞。整个器形与鱼体结合的自然流畅，栩栩如生。
2.2瓷质酒包装装潢的创新
众所周知，唐代实行开放政策，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达，外来艺术不断被撷纳。反映在陶瓷酒包装上，涌现了大量的外来纹饰，如初唐印花扁壶上的胡人驯狮、象首、连珠等图案，就是来源于波斯的萨珊艺术风格。长沙窑生产的瓷质酒包装上出现的联珠纹、枣椰纹等异域图纹则是源自于西亚文化，连珠纹本为西亚、中亚地区的主要装饰纹样，而长沙窑瓷器酒包装上也大量借用并加以创造，多以绿、褐色连珠纹相间组成几何图案。最典型当为扬州出土的大罐，其装饰纹样是以联珠纹组成云气和莲花的图案，简洁趣味。有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但此时期却是融入本土文化的新式样，虽是西方胡瓶的样式，凤首及龙柄的造型却融入了中国传统元素。洛阳东郊塔湾唐墓中出土的凤首瓶，瓶腹两面的纹饰一面是飞廉纹，一面则是狩猎纹。飞廉源自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风神，它的具体形象有二说：一说谓是兽身鸟头，另一说谓是鸟身兽头。唐代飞廉又有新发展，头部为独角，[2]这样的纹饰明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另一面的狩猎纹，其中骑马狩猎的图像在中西亚艺术中可找到原型，目前中西亚地区出土的文物上该种图案十分常见，而此处马上的人物形象已经由胡人变为汉人。这说明了唐代工匠在学习借鉴外国纹样的过程中渐渐融入了本土文化并进行了创新。外来文明不仅体现在陶瓷酒包装的装饰纹样上，同样体现在在装饰工艺上。模印贴花这一装饰手法实际上是西亚银器鎏金手法在瓷器上的运用。西亚金银器常常通过捶揲来制成各种凸出的装饰纹样，且在纹样部分鎏金来使其更加醒目。唐代的瓷质酒包装则在贴花上涂饰褐斑以此来突显纹饰，说明唐朝工匠在借鉴外国工艺的的同时，还有创造性的发挥。
此外，唐代瓷质酒包装开启了以书画为装饰手法的新局面。兴起于中晚唐的长沙窑是第一座将诗词文化与制瓷工艺结合的瓷窑，长沙窑的酒包装容器上的书画诗词大都提炼于平民的现实生活，诗词的内容涵盖面极广，包括情诗、酒诗、离别诗等。其诗词通俗直白，深受中下层市民喜爱，有表达女子炙热情感的情诗；有的表达求学的功利心理；有的反映商人的离愁；还有的则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现实情况等等。而绘画题材也是取自于民间喜爱的历史人物，如长沙市博物馆所藏的竹林七贤诗文罐，酒罐腹部一侧绘制了两位高冠长袍的高士相对而坐，谈笑风生。旁题“七贤弟（第）一组”及七言诗一首“须饮三杯万士（事）休，眼前花拨（发）四枝（肢）柔，不知酒是龙泉剑，吃入伤（肠）中别何愁。”从中可知这两个高士当是竹林七贤的两位。长沙窑瓷质酒包装上的这些文字、绘画内容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价值，还兼具书法图绘之美，正如虞逸夫先生所言“其格调当然比不上欧虞颜柳那样严谨高雅，却别有一种野逸之趣。不衫不履，潇洒自如，是其最大特色。”[3]同时一些瓷质酒包装上也有以中国传统毛笔书写形式的阿拉伯文者，线条婉转自如，极具装饰性。
三、影响唐代瓷质酒包装设计的变化因素
3.1经济繁荣对瓷质酒包装的影响
唐代在近三百年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高度发展阶段。其经济的发展状况，正如诗圣杜甫在《忆昔》中所赞：“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凛俱充实”。酿酒业在农业发展、粮食大量积储的情况下较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导致了饮酒之风的盛行。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记载了酒品17种，其中大都是唐代新创。生产追随需求，酒类的增多导致人们对储存性能较好的瓷质酒包装需求也相应扩大。这时期陶瓷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其成为酒包装容器的重要材料之一。作为官营手工业重要领域之一的酿酒业，唐朝廷一般由指定部门进行酿酒，并设立酒库，酒库是一个酿造、批发的机构，一个酒库一年使用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个酒瓶。但由于陶瓷易碎，特别是到了唐后期，政局动荡，促使了政府需要在酒库附近设有瓷窑，专门来烧造供酒库使用的酒瓶，[4]同时唐代工匠根据酒的品质性能、消费者的需求等方面设计了各式各样的瓷质酒包装，如为了方便运输携带的壶式酒包装、便于储存的罐式酒包装，或观赏性好的精美瓷质酒包装。
3.2外来文化对瓷质酒包装的影响
唐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也是一个兼容并蓄、善于吸收周边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时期。李世民宣称自己成功的妙诀之一，就是没有排外心理。由于开放的对外政策，外国的商品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在其工艺、造型装饰上启发了唐朝人民的思维。如从粟特输入的银质带把壶，经唐代工匠改良，东西结合以后，被称为“胡瓶”。唐代瓷质酒包装中的凤首壶就是效仿而来，凤首壶吸收了胡瓶的优势，如鸟嘴流设计便于酒液倾倒、加盖不便酒液发挥、圈足外撇与带把设计帮助持重，同时也便于人们拿放。纹饰图案内容也有大量的西方元素，如连珠纹、力士舞蹈纹等。另一方面由于对外贸易的需要，外销的瓷器酒包装为了迎合当地人的审美需求自主创新，在创作的过程中加入了针对外销地的文化因素。最具典型的莫过于长沙窑的瓷器酒包装了，随着北方丝绸之路受阻、南方海上陶瓷之路的拓展和伊斯兰商人的频繁往来，长沙窑为适应海外陶瓷贸易的需要吸取了北方模印贴花和多彩工艺的特点，大胆创新，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陶瓷酒包装。长沙窑点彩装饰，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由圆点（珠）组成各种图案如菱形纹、圆圈纹、弧线纹和排点纹。长沙窑瓷器酒包装大量运用褐斑模印贴花装饰，纹样具有浓郁的中亚、西亚风格，如坐狮、椰枣纹、胡人乐舞等，并多有圆点（珠）纹围绕。创作内容丰富，装饰富于变化，色彩搭配协调，使得长沙窑瓷质酒包装独树一帜，畅销海外。
3.3诗酒文化对瓷质酒包装的影响
在我国文化发展史，唐代以诗歌创作辉煌著称，这时期出现了不少杰出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随着唐代饮酒之风的盛行，饮酒赋诗成为了文人士大夫们的一种生活风气。诗人们以诗词文学形式来传递酒文化，诗酒相容，诗酒文化在此时期空前繁荣。唐代诗人以酒为载体创造出了许多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佳作。如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诗中描述了当时八大文学家、画家和书法家豪放不羁的醉酒形态。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我曾经就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凡说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一个对照，我也把李白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说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百分之十六强。”[5]诗酒文化的繁荣必然也对储酒器皿产生影响，此时不仅是文人对瓷质酒包装有了文化内涵要求，市井平民也有了一定的审美情趣，因而诗词开始出现在瓷质酒包装上，成为唐代独特的装饰纹样。长沙窑瓷质酒包装上的诗词一方面是工匠创作，有些是耳熟能详的“通俗诗”，有些是书手求学时先生教的拆字诗。另一方面则是抄自于文人诗。[6]这些诗词大都通俗直白，虽不像诗人作品斟词酌句、沉郁顿挫，然却更贴近生活，极具劝导、启迪人生之意，如“客来莫直入，黄金非为宝”。这些雅俗共赏的诗句题写在酒包装上，受到了广大消费者青睐，促进了瓷质酒包装的销售。唐代瓷质酒包装上的诗词记录了唐人的生活现象，也是市民文学的雏形，具备较高的文学艺术性。
四、结语
唐代是一个自信、开放的时代，瓷质酒包装无论是从造型上，还是装饰上均呈现出一种耳目一新的风格特点。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的高度发展，为瓷质酒包装提供了物质基础及技术支持，带动了酒包装的发展，也导致了瓷质酒包装造型的丰满特征。二是开放的对外政策，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不仅西亚、波斯、印度等外国工艺文化传入我国，为瓷质酒包装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素材。同时，唐朝的瓷质酒包装也输出国外。因而设计生产出了大批针对销售地区的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瓷质酒包装。三是诗酒文化的兴盛，开启了以诗词为装饰的新局面。不仅丰富了唐朝酒包装装饰纹样，同时使得瓷质酒包装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内涵。这一切充分说明无论任何时代，造物行为及其演变是物质和精神的双向作用所引发和导致的，这其中包括本民族的，也有异域民族的。因此，物质文明的发展，必须以开放、开明内蒙古职称的态度，在立足于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吸收一切优秀文明，在传承中创新发展，这是唐代瓷质酒包装发展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作者:朱和平 文娅茜 单位: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