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战结束后，面对英国社会道德滑坡、公正缺失、文明失守的伦理混乱，奥威尔高度关注社会的文明与人道，呼唤人的普遍性价值、人的尊严和自由。
他抱病创作并出版了《一九八四》。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生活在“大洋国”，思想被控制、被改造、被规训、被种种反文明的极权主义行为所折磨。这俨然就是奥威尔现实生活的缩影。这种极权主义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践踏人性并控制一切，个人不再有任何自我意识和自由，这严重地违背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的“以人为本”的共核。在“大洋国”，人们到处可闻到烂卷心菜的味道，可碰到思想警察，可遇到无处不在的“电幕”监视（110）①，可读到假新闻报道，可感受到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与精神生活无比空虚之苦。这些描写与当时英国的历史境况很相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世界经济危机重创的英国，雄风不再，千疮百孔，人性被践踏，人的价值和尊严被贬损，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受到了严重摧残。小说中发生的一切与当时历史现场中的社会伦理乱象交相叠印，使虚构的小说叙事呈现在历史的镜像之中，在虚幻中照出了历史的真相。“大洋国”的“老大哥”（当权者）以暴力、以杀戮、以极权治国，尽显人的非理性即人的兽性因子。原本“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1）。人性因子，其核心是理性。可是，“老大哥”的所作所为，是非理性的兽性因子使然。可以说，“老大哥”频繁地以具有内在冲突的伦理规范来磨灭人的理性，激发人的兽性，造成了社会伦理失范。在《一九八四》中，主人公被规训与控制后，人性因子退化，不能理性地约束自身的兽性因子。他甚至认为女友朱丽娅与其他男人发生过不道德的性关系次数越多就越爱她，并想象在她性爱到达高潮时，割断她的喉咙。有研究者认为《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和“大洋国”暗指极权统治下的前苏联。但是，本文反对这种对号入座式的挂钩，认为作家揭露历史真相的目的，旨在阐释历史事件的伦理语境和伦理意义，重在使读者从历史真相中得到理性启迪，张扬人性因子与伦理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重在历史的意义上阐释与解读文学作品”（聂珍钊等615）。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出发，《一九八四》的意义不仅在于批判和揭露极权主义和现实问题，而更在于拷问当下的政治伦理，警示非理性的伦理悖逆的危害。
二、小说以“党标”（最高的规范）作隐喻建构起政治伦理框架。
“老大哥”执掌“双重思想”(148)的“党标”：“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115)，彼此相对立的概念统摄在相合的伦理规范中，政治伦理的悖逆性跃然纸上。作者采用了矛盾修辞手法，将战争、自由与无知作为本体，和平、奴役与力量作为喻体，两者的背离越远，其隐喻的张力就越大，讽刺性越强。如果说，“大洋国”的“党标”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正即反，反即正。那么，“大洋国”的国家机关的名称与其实际功能之间亦也表现出同样的“自相矛盾”的特点。如“大洋国”中由真理部专门负责杜撰假新闻，仁爱部专门负责法律和秩序，和平部专门负责战争等。小说中是这样描写仁爱部的：四周“找不到一个窗口”、“层层电网、钢门和掩蔽的机枪地带”、遍布“身藏各式武器的士兵”(109)。真理部与和平部何尝不是如此？真理部即造假部，和平部即战争部。“和平部”让人们民不聊生，“富裕部”让人们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大洋国”的人们深受伦理选择之苦。如主人公在接受电刑的思想改造时，被要求做2+2的算数，答案选4原本是对的，但“老大哥”不需要4的答案时，选择4则是错的。在恶棍打手伸出5个手指，问主人公是几个手指时，他回答是5，打手说是错的，随即电刑被升级再升级直至致命（270-74）。在极权政治之下，其实是不问对错真假的。“大洋国”每天进行的规训和思想改造，就是要使人的伦理意识逐渐弱化，直至善恶与爱恨不分的伦理混乱状态。如主人公温斯顿在日记中偷偷写下“打倒老大哥”的字句，最后却变成行动上“热爱老大哥”；他在“两分钟仇恨”的规训中，本应仇恨的是“电幕”上的人，可他的仇恨一会转向“老大哥”，一会莫名其妙地转向他身边的女同事。如此情形，小说中处处可见。特别是，小说连续多处采用“他不知道”来叙述主人公被捕后的伦理意识：“他不知道身在何处”、“他仍然不知道——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被捕的时间”（249）、他不知道他会在监狱里碰到一个像她妈妈一样的人小说中有这般遭遇的人，并非是主人公一个。巴尔逊告诉主人公他被判为“思想罪”。小说连用三个不确定句来昭示他的伦理意识：“你以为他们会杀死我吗，会吗？”“他们深悉我的良好记录，是吗？”“我全心为党，是不是？”（255-56）悖谬的“党标”，意味着极权者可以按照主观需要来框定质性，也导致了极权主义政治下的“大洋国”的人们处于伦理两难的困境之中。他们被强迫做出伦理选择，但对错颠倒，是非不分。可以说，“党标”体现的就是极权的逻辑。正是极权主义才致使社会陷于伦理混乱的恐怖。
三、“大洋国”的恐怖，归根到底是伦理失范。
聂珍钊教授指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1）。实际上，“大洋国”中的人们就是因为放弃了伦理身份，由亲人变成敌人、由朋友变成仇人、由理性人变成兽性人，最终导致伦理禁忌的突破和伦理关系的改变，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在主人公温斯顿的生活中，除了母亲和妹妹之外，就没有别的亲人了。但在他的伦理意识里，他还有一位像父亲或大哥般的“老大哥”，虽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他确认他应该热爱这位“老大哥”式的“父亲”。于是，他就淡化了血亲关系，忘却血亲身份，进而做出违背伦理禁忌的事情：在母亲已分给他四分之三块巧克力的情况下，仍然不顾一切地抢走了母亲和妹妹两人仅剩下的四分之一块赖以活命的巧克力，导致亲情沦丧的悲剧。“大洋国”还极力规训儿童，让他们觉得对“老大哥”的忠诚要比对父母亲的爱更重要。结果，孩子们积极履行监视亲生父母言行的神圣职责，甚至会诬告陷害自己的父母，最终蜕变成让父母害怕的孩子。小说中描写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和他的小妹妹，会用玩具手枪指着父母，恶狠狠地大叫：“举起手来”、“你是叛徒”，“你是个思想犯，你是欧亚国间谍，我要枪毙了你，我要消灭你！”（120）小孩纯真善良的天性被泯灭了。小说还特别描写了恋人间的伦理身份的异化。温斯顿与朱丽娅成为恋人后，他们不顾“大洋国”的规定，在外租房同居，后被捕入狱，接受酷刑改造。在残酷的拷打和思想改造面前，主人公忘记了自己与朱丽娅的恋人身份。当他被恐怖的鼠刑吓倒时，连忙大声叫喊，把这样的鼠刑给朱丽娅吧，并拼命地交待一切。“大洋国”的规训与101室的酷刑，将人们的道德身份和伦理意识摧毁殆尽。一位被捕男说：“你们要我出卖任何人吗？只要说是谁，我会告诉你们一切你们想知道的。我不管他是谁或你们将怎样对待他。我有一个老婆三个孩子，其中最大的也只有六岁。你们可以把他们全抓来，在我面前切断他们喉管。但千万别带我去101室！”（259）以上这些伦理身份的误置，使“大洋国”的人们纷纷摒弃血亲伦理身份、朋友伦理身份、人性的道德约束，从亲人变为敌人、从朋友变为仇人、从理性人变为兽性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伦理关系，导致整个社会疯狂，加剧山东职称了极权主义的恐怖。
作者：聂素民 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