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和《政治学》都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现象出发，以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政治混乱的原因、解决方法、并构建理想政治体制。二者政治秩序建构的逻辑确有殊途同归之处。然而，似是同源却异流，二者的建构方法迥然相异，结构的结果也不同。前者构建的是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后者构建的则是以奴隶主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共和政体。《论语》与《政治学》都具有实现政治秩序稳定与社会长治久安的主题，二者建构结果不同是因为二者对社会不稳定根源的分析不同。《论语》认为财富多少并不足以为患，财富不均才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关键因素。《论语•季氏》中说：“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因此，只要没有贫富差距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安定。而现实社会的差距之所以存在则必然追溯到当政者，当政者修养不足，难有君子风范致使“仁”、“义”、“礼”制不存，社会道德败坏，天下无道则是终极社会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之道德，是最高的道德，百姓们需要这样的德在社会中存在，然而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却很久了；“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当政者治国无道、政治腐败，离开了正道，失去了政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百姓也已离心离德。
“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平等总是动乱的起因”，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向现行政体发难的人们都是在谋求平等”。他不仅指出人们要财富上保持平等，而且在分配政治权利与各种荣誉时也要平等地对待民众。他指出在贵族政体中引起动乱的原因在于“名位仅仅为少数人所占有”。他还指出：在民主的社会里，所有自由的人要求在门第、财富、自由身份与美德等一切要素方面都应该平等，他们把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视为正义。只要人们认为在政府中的地位与他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观念不符，他们就要掀起革命，由此导致政治不稳定和政体更迭。从政治秩序建构的方法及原则分析，《论语》主张德治，《政治学》则主张法治。孔子所设计的是圣君贤臣的政治统治模式，正如前述孔子对人性的认识，统治者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依据优良的道德品质治理国家，以优良的道德品质影响民众，就可以获得民众在心理上的支持，使政治共同体具有政治权威，获得统治的合法性。道德是趋于良善的最有效的途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刑罚虽然对治理国家具有有效性，但并不能使社会大众达到良善，只能使民众免于无罪。而德治是以“仁礼”为核心来构筑的，“仁”与“礼”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仁”是优良的道德品质，而遵守礼的规范是优良的道德品质在行动方面的表现，所以“仁”的品质是遵守“礼”的前提。没有“仁”的品质，自己的行为就不能符合“礼”之规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然而要达到“天下归仁焉”，还要靠千千万万的“君子”。那么“君子”何以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呢？
君子具有完美的政治人格，君子的存在能使社会安和、人性趋善，正如《论语•里仁》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重“德”懂“礼”，让“仁”、“义”行于天下，天下有“道”，自然秩序井然。《论语》重在扬善，而《政治学》则重在止恶。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试图用法律来遏制人的贪婪，从而保证城邦达到“至善”。他说：“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惟独崇尚神和理智的统治的人，而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掺入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带有兽性，而生命激情自会扭曲统治者甚至包括最优秀之人的心灵。法律即是摒绝了欲望的理智”。亚里士多德崇尚法治，并认为“恰当的法律可以拥有最高的权力”，因为“意愿并不是安全可靠的东西”。多数人制定的法律体现着多数人的智慧，他坚信多数人的智慧会比少数人的智慧或一个人更高明，用不带感情的法律可以抵抗常人的偏私、情欲或兽欲，从而能够克服人性之恶，能够克服政治腐败的弊端。因此，如果在政治上考虑德性和邪恶，要止恶扬善就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以法治为手段，以防止统治者感情用成文的法规更具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加听任激情的支配。“寻求正义的人即是在寻求中道。约定俗成的法规比成文的法规更具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加重要，所以人治也许比依据成文法的统治更加可靠”，在将成文法作为统治纲领之时，亚里士多德具有明显“中道权衡”的政治取向，这种合乎正义而毫无偏私的政治价值观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政治哲思如出一辙。如果说《论语》吸收了尧、舜、禹三代及周朝的君主专制文化养分，那么《政治学》则吸收的是古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养分。东西方自然地理、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同已决定了政治秩序构建结果的分殊。孔子彰人性之善，从亲情伦理关系的角度，看到了家、国、天下的政治关系。他鞭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由“陪臣”执国命的无道社会；他希望通过千千万万的君子，事事讲“礼”，无论是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妇、兄弟之间，还是君臣之际，从约束个人到约束社会，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他期望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优良秩序，他疾呼“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论是政治权威的塑造还是政治合法性的获得都在这“礼”当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逻辑也似乎在当然之中。
从个人扩展到家人，由家人扩展到国人，再从国人扩展到天下人的社会关系也决定了政治关系的金字塔结构，要求“克己复礼”，遵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礼制规则，从而使得天下有序。亚里士多德以止恶为扬善之本，得出崇尚法治的结论，在原始的自由、平等理念的支撑下寻求自由民的共和政府。因此，他认为“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当公民权利平等时，“轮番而治”的制度才是正义的。虽然他与孔子的中庸之德的政治哲思如出一辙，但他调和的并不是一家一姓，他要调和的是构成城邦的阶级，他不希望政治权力过多的掌握少数人手里，他说：“一旦有过多的人被排斥于公职之外，城邦中就会遍地都是仇敌。惟一的解救办法是让他们参与议事和审判事务。所有人聚集到一起时，能够有充分的感知能力，再与较高级的职位相结合，自然有益于城邦，正如不精纯的食物与精纯的食物相混合，整体上就会比少量的精纯食物更加有益于身体；然而分成单独的个人，其判断能力就要大打折扣。”在他看来中产阶级人数最多，比其他阶级更为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其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又不至因财产太多而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具有中庸之美德，最能顺从理性，不走极端，并且成为贫富两个阶级的仲裁者，以避免纷争，减少内讧。因此，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共和政体。
从认识世界的角度出发，《论语》和《政治学》都是政治思想家经历社会动荡不安后，总结历史，认识人类社会，寻求政治秩序混乱的根源，从而构建理想社会的结晶。二者都以人为中心，对构成共同体的元素“人”进行分析，并构建了各自理想的政治体制，具有相似的人性思考和相似的“中庸”哲思。然而，他们的思索结果却因所处的地理环境及中西方文化底蕴的不同，获得了迥然不同的认识，制度变迁、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始终贯穿其中，因而他们构建理想世界的方法、结果相异甚远。但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在遵循人与环境互动的规律中找到了适应中西方的解决之道，为当时乃至现在社会的贡献巨大，无论是《论语》还是《政治学》，都为当今寻求适合东西方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环境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作者：郭志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