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新文化内涵的自觉界定
鸦片战争以来，建设中国新文化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可绕开的问题，那么，中国应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其内涵如何？这是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两个基本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出了相应回答，自觉界定并充实了中国新文化的内涵。
（一）自觉探索和回答“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问题
对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问题，毛泽东主要从两个方面作了说明。其一，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新”之所在。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使得新文化和旧文化有了根本上的区分。旧文化之所旧，在于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之所新，在于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其二，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毛泽东指出，所谓民族的，即民族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这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这个角度来说的。它一方面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而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因能够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而包容他民族文化的特性。所谓科学的，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真理性和历史性的辩证统一这个角度来说的。它一方面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另一方面又能够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从而能够剔除古代文化之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所谓大众的，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性的角度来说的。它一方面在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是“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的辩证统一、“提高和普及”的辩证统一。总而言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二）自觉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毛泽东主要从两个方面作了说明。其一，“社会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二者的相互联系体现在：社会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发展形态，是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而来的，二者都以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社会主义因素之所以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由于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那么，就社会主义文化而言，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社会主义文化也必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而且社会主义因素不仅仅起决定作用，更具有总体上和全局性的意义；此外，社会主义文化同新民主主义文化一样，也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理论诉求和发展方向。然而，二者又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相互区别。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映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此外，对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态度也是导致社会主义文化同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的差别的缘由之一，如果说新民主主义文化还能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结成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反动同盟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就存在一个“谁胜谁负的斗争”问题。其二，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首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以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为现实基础。众所周知，“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最早是分别针对中国戏剧发展和历史研究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先后提出来的。其中，“百花齐放”源自群众，“百家争鸣”更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的。直到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才把它们合二为一：“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然而，这个方针不是随意地提出的，“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这个方针也不是暂时性的，“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其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５月２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这个方针进行了生动的解释：“现在春天来了嘛，１００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１９５７年，毛泽东正式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此外，毛泽东不只是在观念形态文化的意义上确定了‘双百’方针的意义，而且还扩展了其外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再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无批判的兼收并蓄，无原则的包容一切。在“放”和“收”两种办法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主张不能收，只能放，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但这不代表“无条件”的“放”。“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香花”统治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毒草”。
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
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是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党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对文化发展规律把握得好，我们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就能够顺利进行；否则，我们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就遭遇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主要体现在：
（一）把握文化发展阶段性、文化构成多样性与文化指导思想一元性关系上的自觉
从宏观上看，毛泽东关于坚持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在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思想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历史特点的分析和对世界历史发展走向的研究上。鉴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五四运动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无产阶级由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开始代替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对文化领域的领导就成为必然。从微观上看，毛泽东关于坚持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指导地位的思想更建立在对中国文化革命历史特点的分析上。五四运动划分了中国文化战线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中国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之间的矛盾；“五四”以后，中国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因为“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更论证了坚持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指导地位的重要性：“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然而，毛泽东并不同意离开实际，不加分析地将共产主义思想一以贯之于文化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而是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性前提下强调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坚持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指导地位与民主革命时期具体国民教育方针的辩证统一。因为就当时的国民文化方针来说，共产主义思想虽已居指导地位，“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他坚持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与当时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分开来，坚持把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方针与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区分开来。此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总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文化总是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形式来展现的，……”同样，毛泽东在坚持无产阶级文化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并不否认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而是坚持主流文化指导下“多元”文化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坚持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指导地位与文化统一战线策略的辩证统一。这一方面体现于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科学性的解释和对文化统一战线的坚持中；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在于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反对，在于对实事求是、客观真理以及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主张。因而，“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这种辩证统一还体现于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方针的阐释中；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文化立场的同时，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成型的，并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被系统阐释，它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４］２２９“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这种地位。”虽然这个方针后来在事实上被违背了，但其内蕴的思维方式及其理论本身对当前的文化建设无疑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处理中外文化关系中的自觉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开始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阵地，与其他同时代人一样，毛泽东也面临着文化上的体认、评价和选择的现实问题，对中外文化关系的思考纵贯毛泽东的一生。然而，毛泽东对中外文化关系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觉醒过程，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着重探讨毛泽东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对中外文化关系的认识。以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近二十年的革命文化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批判为基础，以１９４０年代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标志，党的文化理论愈显成熟之势。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思想工具，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认识也愈发理性和深入：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的先进性代表，“其本土化的成功与否是对其先进性的验证。”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公式进行主观随意地套用，主张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条件地“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赋之以中国特色，并“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二是以“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转换为总体思路；毛泽东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肯定了中外文化思想的价值，他认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对于历史遗产应当承继，但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学习和总结，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精华；对于外国进步文化，则应大量吸收，“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材料”，但又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这标志着毛泽东把批判继承这一针对文化问题提出的基本原则扩展到了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从某种程度上验证和认可了这一原则科学性。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是毛泽东就如何处理中外文化关系这一问题的总结性回答，显示出其关于对待中外文化态度的思考的成熟，即传统文化要进行现代式转换，外国文化要进行中国式转换，而如何“用”？如何进行“转换”呢？这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批判和总结。三是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为基本结论和主张；所谓“民族的”文化，实质上是革命的民族文化，其革命性在于对帝国主义文化的反动，而其民族性也并非拒斥一切外来文化。它在吸纳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同时向前发展，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而就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看，毛泽东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并“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体现出来。所谓“科学的”，在于用实事求是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主张反动一切封建迷信思想。然而，其科学性并非意味着对中国封建社会创造的古代文化的全面否定，而是主张尊重历史，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文化同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文化区分开来，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所谓“大众的”，在于新文化的民主性，这种兼收中西文化精华的新文化应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三、结语
文化自觉仅是研究毛泽东文化理论的一个角度，限于一隅难免偏颇，但却不失为毛泽东文化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为我们科学认识毛泽东文化理论、构建毛泽东文化理论体系提供学术资源；为加强我国在新时期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提供思想支撑。
作者：任敏 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