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老子的“有无虚实”理论对中国古代民居建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物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3］道家认为无名无形是天地的始端，而有名有形则是万物的根源。无名和有名都来源于道，是道的两个方面而已，这两面又可以互为转换。苏皖古民居正是吸收了这种道家的辩证哲学，所以才会在室内的布置上如此的强调空间意识。比如天井，这种通过建筑围合起来的空间本是虚无的，但是它又确确实实地存在，并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与老子的哲学观如出一辙，“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然埴而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3］这种辩证的空间观在苏皖古民居的设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道家认为人在宇宙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老子说宇宙中有四大，人就是其中之一，“道大，天大，地大，王易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4］这种对人本体性的注重观念在苏皖古民居中也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如果单从建筑外部来看，人们并不能看出整个建筑的内部空间结构，必须要走入建筑内部才能见其端倪，整栋建筑的布局也充分考虑到了人的安全性与交流性，人在此中与人交流同天感应，这种与外部隔绝的形式正是对人本体重视的体现。而在建筑的装饰方面也可看出“以人为本”的亲人理念，重要的装饰全部集中在宅院的中轴线上，因为这里是在人们走动最为频繁的区域，而且装饰部位全部在人们目所能及之处。老子对自然规律的理解非常透彻，它认为自然规律是宇宙万物的运行之本，所以人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规律，并按照规律办事，如此才能合道，才不会有危险。“天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茫。茫作，凶。知常，容。”［3］道家思想中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使得苏皖古民居对外部环境的选择也是以顺应自然融合自然为主，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协调共存的境界。村落在选址时基本上都会选择临水向阳，背山环抱的地方，然后再按照山势与水势的方位因地制宜，这种人与自然共存的模式很好地说明了道家思想中对自然的理解，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其中的“自然”指的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江南地区的宗族村落基本都是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而来，人们来到这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中自然是乐不思蜀，从此过着与世无争的山林生活。而老子的哲学体系就为这种隐逸生活提供了思辨空间，“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于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3］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断有人归隐田园，在自己的小天地中静思体道，这就从村落文化中脱胎出一个分支———山林文化［4］。
2恬静安逸的耕读文化
耕读文化是一种意境，它是田园生活与热爱山水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古村落把田园山水与耕读生活相结合，在相对封闭有限的空间内去体会开放无限的精神世界，通过寄情于景的方式，把客观的景致与主观的情感相统一，从而达到情景交融、豁然通达的境界。中国古人对山水田园的喜爱不言自表，东晋陶潜一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已成为了千古佳话。又如顾长康赞美会嵇山川，称其“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对山川河流的喜爱可见一斑。而通过居于山林来表情达性的生活方式在魏晋以后也开始普遍起来，无论是陶渊明的南山草屋还是谢灵运的始宁别业都是主人纵山水之乐、屏尘世之忧的场所。人们通过山林田园的生活方式来接近大自然，感受自然之美、吸收天地之精、体悟宇宙之本。耕读文化的产生与中国南方地区的开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魏晋以后，为了躲避乱世人们纷纷南迁，中国便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南方地区。苏南皖南等地区因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此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安全的环境，人们如果在这里建立家业、繁衍生息，则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如此一来，自然是宗族村落选址的理想之所。南唐诗人许坚来到徽州黟县后所作《入黟呤》诗即可印证:“黟县小桃园，烟霞百里宽;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俨然一个世外桃源［5］。再加上苏皖地区的宗族基本都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书香门第，因此他们来到南方以后依然保留了中原士族的生活习惯。重视教育，以读书为本是这一地区的传统，比如徽州歙县从唐代起就开始发展办学，到明清时达到鼎盛。在这期间共取进士770人，其中明清两代就占了623人之多。而办学的形式则分为学宫、书院和塾学三种。学宫在清代以前共有2座，至清末发展成5座，分别是先师庙、崇圣祠、明伦堂、敬一亭和东南邹鲁坊。书院始建于宋代，直到清代一共建了16所，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宋代所建的紫阳书院，前后沿袭了六百余年，成为全国著名的书院之一。紫阳书院是为了纪念朱熹而建，朱熹在建阳考亭作“紫阳书堂”，并自撰《名堂室记》:“紫阳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学于郡学(徽州府学宫)，因往游而乐之，既来闽中，独思之不置，故尝以‘紫阳书堂’者刻其印章，盖其意未尝一日而忘归也……”。而塾学又分社学、义学和私塾，其在明清时期的歙县更是盛极一时，达到“十户之村，无费通读”的盛况［1］。由此可见，这种把田园生活与安心读书相结合的耕读文化在苏皖古村落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其中所体现出的意境与中国古代山水画、山水诗中所追求的意境如出一辙。“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其深邃、平静、安逸的情景正是培育耕读文化的理想之所，也是苏皖古村落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3浓厚的仕商文化氛围
徽州地区的徽商与太湖流域的洞庭商帮是明清时期极为活跃的商帮势力，他们的活动范围北抵京都，南达广粤，东到大海，西至川蜀，可以说涵盖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钻天洞庭遍地徽”许多商人在发达后都会返乡，出钱把自家的宅院和宗祠修建得精美壮观，因此在这些古村落建筑的装饰工艺上可以明显感到商人的雄厚财力。比如，苏皖地区的古村落建筑往往都修造得高大精美，但比较有意思的是，徽州地区的古民居建筑比较重视外部的装饰程度，他们往往在建筑的外墙、门罩、屋脊等处格外加以装饰，使人能够不进入屋内便能辨出屋主的身份和地位，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对该做法有所表述:“峻宇雕墙，家徒壁立，昔人贫富皆于墙壁间辨之。故富人润屋，贫士结庐，皆自墙壁始。”而太湖流域的古民居建筑则更加重视房屋的内部装饰，对建筑外观的处理，则显得十分随意，因此只有进入房屋内部，才能辨认屋主的财力和身份。这种审美心理的变化与两地的民风民俗息息相关，徽州地区山多地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生计所迫，走出大山经商，再把赚到的钱用来修建家园，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而太湖流域自古就是富庶之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衣食无忧，再加上此处汇集名仕文人，他们的审美情趣往往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并辐射周边，因此这一地区便形成了一种以内敛为特征的审美心理。明代王士性在他的《广志绎》中就阐述了这一现象:“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此外，吴徽地区又有着重教博学的风俗，人们对于考功名、入仕途抱有极大的向往，在太湖流域的古村落建筑彩绘装饰中就显露了对高官厚禄的志向，而徽人又常以“处者以学，行者以商”为信条，读书登第是徽人孜孜以求的荣耀前途，告老还乡时又往往以“士以兼商”的身份出现［6］。而且这些商人还会为家乡拨款建校，兴办学业，为后人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所以在两地的传统文化中均流露出了浓厚的仕商氛围。
4结论
现存至今的苏皖古村落均为明清时期所建，最久远的至今已有600余年，作为越海民系文化的物质载体，它们展现出的不仅是表象上的相似性，而隐藏在这些表象之下的内在文化联系才是两地古村落整体形态呈现出诸多相似特征的原因所在。因此，对于环境艺术工作者来说，探寻隐藏在这些表象之中的内在因素可以帮助我们从本质上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民居的概貌，将传统的地域文化符号与现代设计相结合，这样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不失为环境艺术设计领域的一种创新。
作者：丁杰 马姗姗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文学与教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