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除母乳之外最完善的食物。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居民奶类消费水平的提高，世界卫生组织把人均奶类消费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牛奶已经成为温饱之后小康来临时的健康食品。但是，中国城乡居民奶类消费总体偏低，2012年，中国人均奶类消费量为32.4kg，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且近年来增长缓慢。有人认为，这与牛奶是外国传入的“舶来品”，中国居民没有饮奶传统有关。其实，中国许多北方民族传承着数千年的食用奶制品的风俗，远古时代就创制了多种多样的奶制品。牛奶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不是“舶来品”，不是“洋奶”。中国的先民们在“神农尝百草”的过程中认识了五谷并将其作为食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以食草为主、药食同源的维生文化。但是，中华民族的“食草”文化并不是指要绝对吃素，而是要遵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原则。其中，“五畜为益”就包括奶及其制品［2］。在近万年的生产、加工和饮奶历史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奶文化。
1中国奶文化的形成
奶文化是指奶在生产、销售、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中国奶类消费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1万年前。考古资料证实，中国原始畜牧业约始于新石器时代，至少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随着“拘兽为畜”，开始有了畜牧业，也自然会产生挤奶、饮奶的活动。到商周时期，“六畜”均已具备，畜牧业得到发展，肉、乳类食物的消费也日益增多。先秦经典《礼记》中已有“酪”字。但是这些记载都是零散而分散的。因此，有资料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真正意义上的奶文化方面的记载和描述是从西汉初期才开始和传播的。汉武帝刘彻酷爱马，生活中又十分喜爱饮用马奶酒。当时，汉朝和匈奴不再发生战争，双方民族的交往也随之增加，匈奴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风俗渐渐地渗透到汉民族中，奶文化风俗便是其中之一，并开始被当时汉朝各民族所接受和传承;另一方面，与西域各国进行了长期友好的往来，文化得到了广泛交流，西域各国的饮食文化也被吸收进来。之后，汉哀帝刘欣元寿元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影响着汉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当时，佛经被大量译成中文，《金刚经•般若涅磐经》中所记载的有关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等的相关知识也同时传入了中国。随后，历经中国各个朝代的文献中都有关于奶文化的记载。
2中国奶文化具有浓郁的草原奶文化特征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族人民共同打造了中国灿烂辉煌的饮食文化。对于那些从事农牧业或牧业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地处边疆、草原，逐水而居，过着衣皮、饮乳、食肉的游牧生活，牛奶、牛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特别是牛奶，在其传统生活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草原奶文化［5］。他们在乳制品加工制作和饮用方面有着许多宝贵的经验，丰富了中国的奶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的社会风尚和饮食风俗也发生了变化，但饮奶的习惯却从来没改变过，他们所创造的许多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乳制品至今仍然保留着，如藏族的酥油茶、酸奶子、奶渣，蒙古族的奶豆腐、奶酪，维吾尔族的酸奶，白族的乳扇等。不仅如此，乳制品的种类还逐渐增多，如白酸奶油、黄油、奶饼，还有风格独特的醍醐、酥酪、马奶酒、呼牢道和苏提切等。其中，醍醐、酥酪和马奶酒在古代被誉为“塞北玉珍”;呼牢道、苏提切等与当今许多乳制品有密切的联系，如干酪的制作工艺与呼牢道的制作方法近似。对于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居民来说，高原气候和严酷的生存环境，在造就藏族居民勇敢刚毅个性的同时，也促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膳食习惯和饮食文化。因为西藏地区牛羊成群，奶制品数量繁多，所以许多饮食都与奶相关，酥油茶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酥油茶由酥油、茶和盐制成。酥油是藏族人民从牛羊奶中提炼出的奶油。在过去，酥油的提炼需依靠传统的手工搅打，现在虽已发展到机械或电动搅打，但酥油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重要地位却一直没有改变过。对于藏族居民来说，酥油作为主要食品，一日三餐不可或缺。除了食用，酥油还有很多其它重要用途，如软化皮革等。酥油还被赋予了浓重的宗教色彩，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敬神供佛时，如点灯、煨桑等都离不开酥油。为了御寒保暖，以酥油为主要原料的酥油茶应运而生，并成为藏族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藏区，藏族居民一般早上都要先喝完酥油茶才会去劳动和工作，他们也会用酥油茶来招待客人。传统且正宗的酥油茶是将煮好的浓茶滤去茶叶，倒至打酥油茶专用的酥油茶桶内，然后加入酥油和食盐，用搅拌器在酥油茶桶内使劲搅打，待酥油、浓茶和盐融合为一体后，倒进锅或者茶壶中，立即饮用、或放在火炉上加热、或装入保温瓶中。现在，在制作酥油茶时，有时会再加入鸡蛋、核桃仁、花生、芝麻等。除了使用酥油外，有的藏族居民还会用骨髓、牛奶、清油等打酥油茶，同样芳香甘美，而且可以御寒保暖、强身健体［6］。奶茶被誉为草原的象征。奶茶是以砖茶、羊奶或马奶和酥油熬制而成，再加入炒米浸泡一会儿;加糖则甜，加盐则咸，馥郁芬芳。牧民们对奶茶极其喜爱，已经达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境界。蒙古族居民更是酷爱喝奶茶，往往是每天要喝三次茶。奶茶也是蒙古族同胞招待客人的第一道食品。另外，在传统节日、婚宴等重要场合，主人会请来宾首先品尝奶茶，以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这种传统礼节被称作“品食物之精华”的礼仪［5］。藏族人民也同样喜欢喝奶茶。藏族的奶茶一般有两种。一种叫“卧甲”，就是将茶水烧开后，直接加牛奶放盐。这种奶茶在安多地区比较常见。另一种叫“甜茶”，这种茶必须用红茶熬汁，再加入牛奶、白糖。因为加入了白糖，所以又叫作甜茶。又因为甜茶香甜可口，营养又丰富，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甜茶在卫藏地区［7］，特别是城镇最为盛行。后藏有些地方喜欢把做好的奶茶倒入酥油茶筒内，放进一点儿酥油，用打酥油茶的方法搅匀。这样，不仅茶的营养价值高，味道也特别香。在众多民族乳制品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是奶酒。资料显示，中国奶文化在北方首先是以马奶酒为首开始的。奶酒是以马奶、牛奶、驴奶等为原料，经过酵母菌和乳酸菌发酵制成的酒，也称为乳酒、马酒或马奶酒。据专家考证，奶酒起源于春秋时期，从汉代开始就有了“马逐水草，人仰潼酪”的文字记载，在元朝时最为盛行，在北方少数民族中流行已有2000余年。奶酒一直被游牧民族作为礼仪用酒，当前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广大地区也比较普遍流行奶酒。奶酒在少数民族居民心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奶酒被视为“圣洁之物”，在隆重的祭祀或盛大的节日时，奶酒必不可少。如在一年一度的那达慕盛会上，蒙古族居民在演唱英雄史诗江格尔时，都要饮奶酒;哈萨克族的牧民在伊梨大草原上要酿制克木斯，奶酒也会作为婚礼等宴会招待客人的名贵饮料。由此可见，奶酒在各游牧民族社会习俗和礼仪中的重要地位。
3游牧民族对中原的统治影响着中国奶文化的发展
中国奶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匈奴草原游牧民族奶文化的影响，其发展也与游牧民族进入并统治中原密切相关。汉朝之后，中国的分裂状态持续了几个世纪。在此期间，中亚民族逐步取得了北方的统治权，西亚和南亚的一些作物和观念随之传入中原，由于中亚统治者和佛教游僧对奶制品的大力推广［2］，乳制品也借势得以发展。敦煌壁画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绘制并记载了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乳品生产的画面。例如《齐民要术》中就记述了酸奶酪、干酪和黄油的制作方法。唐朝时期藏族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汉藏两族人民的关系也更加亲密，“醍醐”开始在唐代上流社会流行。唐以后的《旧唐书》中有玄宗朝“贵人御馔，尽供胡食”的诗句描写，从而作证了奶制品在唐时期的盛行。宋朝时，尽管农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在北宋时期，奶制品仍是重要的动物来源。而到了南宋，南方的汉族开始对奶制品冷淡起来，其原因主要源于心理因素。如前所述，汉朝之后，受强大的中亚饮食习惯的影响，奶制品才得以在中原广泛流行。而南宋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在东南部，受中亚饮食文化影响弱，加之，南北王朝互视为敌，奶制品随即被打上了“敌人”的烙印［2］。公元1279—1368年，蒙古族征服中原建立了元朝的同时，也带来了具有浓郁中亚风味的食物。蒙古人保持着游牧民族食用奶制品的习俗，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奶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当其统治被汉族推翻后，他们离开中原返回大草原，其饮食习惯在中原也就逐步淡化［2］。清朝时，皇室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入关后再次将草原“奶文化”带进紫禁城。清王朝不但使草原奶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而且为中华宫廷乳制品，乃至老北京传统的饮食也增添了灿烂的一页。但最终，与蒙古族一样，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后，饮奶的习惯也随之销声匿迹［5］。
4各民族对奶都极其尊崇，将其视为上品
在欧美有一句世代流传、妇孺皆知的名言:“奶汁是母亲给自己孩子的礼物，奶酪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礼物，奶牛是人类的保姆。”突显出其奶文化中强烈的民生意识［9］。自古以来我们的先民就对“奶”十分推崇，将“奶”视为上品，但物以稀为贵，在中国，奶并未像欧美国家奶文化中所普及的那样成为“普惠食品”，而是成为了一种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草原游牧民族的心目中，奶汁被当作纯洁、平安、幸福和吉祥的象征。比如，蒙古族人民用“乳汁般洁白的心”比喻人心的纯洁和善良;亲人或客人起程时，老阿妈都会将鲜奶洒向天空，以祈祷旅途平安;婚宴上，母亲会给新郎和新娘斟上一碗鲜奶，以祝福他们新生活美满幸福［5］。主人用家中最好的酥油茶待客，是藏民族的古老传统。送别亲人时，要背着酥油茶将亲人送上车，再敬三次茶，代表吉祥如意、一路平安、万事大吉。探望病人时，也要带上甜茶或酥油茶。雪顿节是西藏的传统节日之一，同时也是藏族奶文化的突出代表。在藏语中，“雪”是酸奶子的意思，“顿”是“宴”、“吃”的意思，雪顿节，就是吃酸奶子的节日。雪顿节最早起源于11世纪中叶，起初是一种纯宗教活动［8］。随着时代变迁，雪顿节的活动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除了喝酸奶子，还增加了藏戏汇演等娱乐活动，并且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节日仪式，因此又被称为“藏戏节”。边吃酸奶边看藏戏，这种奶文化的特性是其他民族少有的。目前，雪顿节主要在拉萨举行，节日期间，千千万万的佛教徒从全世界涌向拉萨，以最虔诚的心，一步一个顶礼膜拜，朝圣至高无上的佛祖。佛教信徒们到山上去修行，修行完毕时家里的亲人带着酸奶到山上去迎接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人们吃酸奶、跳舞、唱歌。每年此时，西藏各地的藏戏主要流派会在拉萨罗布林卡连续几天进行表演和比赛，场面热闹非凡［11］。来自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戏剧团也会前来参与其中，大家一起切磋技艺，庆贺狂欢。藏族居民除了观看藏戏外，还会品尝各种美酒、饮料、菜肴，玩耍藏棋、藏牌等游戏，对唱不同曲调的敬酒歌，十分热闹。产业部门也会把各种物资和节日食品运到罗布林卡内，摆摊设棚，供游人消费、品尝［10］。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奶文化的形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在不断融入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也使自身得到了延伸和升华、展现了自身特有的传统内涵和文化魅力，充斥着游牧民族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醍醐”是一种经常出现在中国古籍和佛教经典中的乳制品。《涅槃经》中这样记载到:“牛乳成酪，酪生成酥，生酥成熟酥，熟酥出醍醐，醍醐是最上品。”就是说，醍醐是乳制品的最终产品。但佛教“天台宗”、“真言宗”等流派，先后将其借喻为各自信奉的《法华经》、《陀罗尼藏经》为上乘［9］。成语“醍醐灌顶”，出于《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令问维摩，闻名之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比喻给人灌输智慧，使之从迷惑中醒悟或彻底觉悟。
古时的士大夫视“奶”为长生不老之药。据北魏时期的《北史•魏志•王琚传》记载:“长饮牛乳，色如处子，卒年九十。”意思是由于王琚经常喝牛奶，不仅看起来显得年轻，而且长寿，活到了90岁［9］。
在唐代，奶制品的消费达到了高峰，奶油、酸奶酪、马奶酒、干酪、凝乳和黄油相当流行。乳制品的普及也影响到了文学，从韩愈的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就可以看出“酥”在当时生活中的地位［2］。元朝时，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成吉思汗的队伍行军时，将干燥过的“糊状奶粉”作为军粮。骑兵打仗，有时需要连续赶路作战而没有时间做饭，于是，士兵们就在马背上把一个皮袋里的水倒入另一个装有“糊状奶粉”的皮袋里，随着马的跑动，一会儿就能喝了充饥。但是他也指出，这仅限于大汗皇帝的新兵部队在执行重要任务时才有此待遇［9］。
到了清朝，皇室对牛奶及其制品更加痴迷，清代皇室不仅仅在祭祀时注重牛乳及牛乳制品，在日常的饮食中，也特别重视饮食中的营养学与保健法。因此，富有营养保健价值的牛乳成为日常食用最多的食品之一。朝廷按照每个人的身份和地位配给奶牛。如康熙年间的奶牛分配法为:皇帝、皇后共用奶牛100头，太皇太后、皇太后各24头，皇贵妃7头，贵妃6头，妃5头，嫔4头，贵人2头，皇子福晋10头，皇子侧晋5头等。除皇室家族成员食用牛乳外，宫廷各种宴会也备有大量的牛奶及奶制品［5］。慈禧太后掌权后，设立了西厨房，下边分五局，其中之一便是饽饽局。她把最爱吃的奶饽饽称为“奶油萨其玛”。清代京师典礼时，供奉食品和礼品称“京八件”，有酥皮大八件、油皮细八件、奶皮小八件。在满汉全席中，乳制品也占有一席之地，如奶子茶、牛乳饼、奶羹、奶汤和奶子芥酒等。
纵观汉民族饮用牛奶及食用牛乳制品的历史，可以发现，在近代以前，汉民族从未将牛奶真正纳入到饮食体系之中，对牛奶的几次尝试，主要是受游牧民族、佛教东传和中亚饮食等外力的影响。即便在民族融合的高峰时期，对牛奶的接受也只是浅尝而止。汉民族不喜欢牛奶，并不源于单纯的生活原因，也不是口味不习惯，更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反对和禁忌。其实，牛奶对于汉民族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但高成本的生产过程令疲于养活众多人口的中国不堪重负。宋代之后北方自然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更使牛奶成为珍稀食物，只能成为奢侈品的代表。牛奶真正融入中国汉民族饮食体系，是从近代才开始的，但最初仅仅只是作为滋补品。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列强在上海等地设立了租界，侨民纷至而来。为满足侨民的饮食习惯，上海周边的农民开始利用法泌乳的水牛挤奶。1900年6月，荷兰的荷斯坦奶牛被引入上海，并很快进入上海的牛棚。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牛奶及奶制品都用来满足侨民的需求。受此影响，华人也开始食用牛奶。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除哺育婴儿的代乳粉外，牛奶产品多数被作为优质的补品，而不是食品或饮品向大众进行宣传。当时《申报》上有关牛奶营养价值的文章，几乎都认同牛奶作为补品的滋养价值，并推荐消费者经常饮用。因此，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牛奶的销售地点大都集中在各大药房。
物以稀为贵。当时中国本土牛奶行业极不发达，国人食用的乳制品几乎都是价格不菲的进口货，价格昂贵，普通家庭根本无法承受将牛奶作为日常饮用的滋补品。1923年2月，《申报》对市场上销售的牛奶和牛乳粉的价格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罐头牛奶每罐价格为3角2分至4角5分，均价大洋4角;牛乳粉0.45kg的价格为1元3角至1元5角5分，均价约为1元4角。这两种产品的价格按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衡量，属于高档消费。高昂的价格给牛奶蒙上了一层“贵族化”的色彩，因此牛奶也成为奢侈补品的标志，牛奶消费也被定义为穷人和富人差距的一把标尺。之后，随着牛奶生产的日渐本土化和产量的逐步提高，牛奶的高档补品形象才渐渐动摇起来。至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牛奶行业的发展与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牛奶制品的价格逐渐走低，销售牛奶的地点开始向普通的食品店和南货店拓展，牛奶产品种类开始细化，牛奶消费呈现出由高档滋补品向日常食物转变的明显趋势。1929—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针对305户工人家庭生活状况进行的为期一年的调查显示，有28家购买牛奶，占总调查样本的9.2%。说明当时牛奶的消费虽然已经普及到工人阶层，但是仍然未能成为日常食品。直到1936年，曾经被视作奢侈补品的牛奶才成为被众多国人消费的普通商品。
在这个过程中，牛奶的消费文化也发生着变化———从养生到卫生。古代中国的卫生观念是一种“自信的、中国式的长生之道”，是“一套同中国文化密切相连、并被外帮觊觎的先进养生之术。”在西方现代性话语系统下，中国近代的“卫生”不再涵盖有关饮食、休息、运动、睡眠等一整套养生系统，而是缩小到由微生物学等学科发展出的清洁观念，演变成为净化人的身体、防止病菌、保护身体的洁净健康。卫生不仅与个人有关，同时国家也积极介入公共卫生领域，政府卫生机构制定法规政策、实施检查监督，以国家权威保证卫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从近代牛奶消费文化中可以看出“卫生”定义在中国的时代变迁，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已经开始关注牛奶饮用时需要注意的卫生条件以及牛奶品质和奶牛的健康，如是否掺假、牛奶是否有异味等。随着巴氏消毒法的广泛应用，牛奶与“卫生”一词开始紧密结合。1925—1936年，牛奶的“卫生”标准体现在“机械、无手工、无菌、密封”4个要素上。19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牛奶市场的“A字”标准非常典型地将这种“卫生”诉求推向高潮。“A字”牛奶是指采用巴氏消毒法，并经工部局颁发A字执照的牛奶才能称为“A字”牛奶。“A字”牛奶代表着新鲜、优质的“最高级牛奶”。此后的牛奶产品在广告中均将“A字”执照作为宣传重点。这种变化标示了中国国人牛奶消费文化的现代性转变，从而成功地确立了牛奶在消费者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健康食品的优势地位。
在此期间，社会精英还在观念上构建了牛奶营养、卫生与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间的紧密关联。于是，牛奶的营养和卫生就不再单纯关系到个人健康，也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强健。首先，营养关系国民健康，关系国族兴衰，国人特别是儿童要多喝牛奶;其次，卫生是强种强国的基本要素，是民族复兴之基，要讲求并保证牛乳卫生;最后，期望牛奶消费者信任“成绩卓著”的“国人所营之牛奶公司”，虽然不特别提倡消费者要饮用国产牛奶，但是国人的健康也不应该轻易地寄托在国外产品上，并期望牛奶经营者选择优种奶牛。近代社会精英关于牛奶营养、卫生的观念及其泛政治化的民族主义取向，构建了一个身体关系国家，牛奶颇具营养价值，饮纯净牛奶能强身健体、强种兴邦、挽回权利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1936年，牛奶成为普通商品后，对于牛奶的宣传也渐渐远离了牛奶“保种强国”的想象。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中国城乡居民来说，尽管牛奶从奢侈品逐渐过渡到生活必需品，但是将牛奶视为上品、对牛奶的重视却从来没有改变过。新中国建之后直到1978年，由于奶牛养殖业和乳品加工业发展缓慢，牛奶仍只作为特殊食品专供或凭票供应给特殊人群和为数不多的富裕家庭，“奶”仍旧被视为上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牛奶敞开供应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奶业的快速发展，牛奶才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中，走上了餐桌，成为了一种大众食品和日常食品。随着科学饮奶知识的宣传普及，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牛奶营养价值的认同，奶特别是高档奶制品还成为了送礼佳品，每到重要节日时，如元旦、春节、国庆节、中秋节等，随处可以见到拎着牛奶赠送亲朋好友的居民。过节送牛奶成为了一种风尚，并带动了牛奶销售市场，使之形成了“元旦春节”、“十一中秋”的“两节市场”。
作者：聂迎利 冯艳秋 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