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的缺失与人学的理论困境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这场讨论中，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首先展开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向与理论兴趣:一是人学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学者是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马克思关于人或社会的三种形态理论的启发，即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才能到达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即由人的“类”本性决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类哲学”的思路。［1］二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思路。有许多学者基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反思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他们在文本层面上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在理论层面上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本质，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潮。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思路。从学理上讲，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回答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因此，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向之争便直接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争。其争论焦点是，代表马克思成熟思想的经典著作，到底是人学韵味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更为强调现实实践逻辑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无意识地突破了人学与实践哲学的范式之争，十分敏锐地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个问题。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动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但在当时，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二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之所以无法把政治经济学与类哲学有效结合起来，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受限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在马恩经典著作中，他们所阐发的政治经济学跟苏联所编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有差异的，其重大差异我们可以用恩格斯的定义来解释一下。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广义层面，一个是狭义层面。狭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谈论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货币、商品等这些实际上是隶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马克思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构想，但并没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资本论》第1卷)。根据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设想，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有六大部分，分别为资本(这部分后来演化为《资本论》的整个体系)、国家、土地、国际市场、国际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问题。换言之，苏联学界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马克思本人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马克思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整个思想完整地建构出来。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历史科学，按照恩格斯的定义，它指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规律的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更为广阔，它不仅仅包含资本主义社会，也包含前资本主义社会，另外还包含东方社会，这是一个更大的范畴。这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恰恰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相重合，而狭义政治经济学则与经济人类学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关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不得不提到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此我们主要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例来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认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讲授‘人类学’课程讲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毕生的书斋生涯其实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终都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仅仅从认识论上的‘批判哲学’来看待康德哲学已经显得过于狭隘，必须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考察康德整个哲学体系”。［6］1－2从这一角度来看，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是将神学(宗教问题)人类学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思考路向显然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费尔巴哈作为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宗教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期恢复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这使马克思豁然开朗。
恩格斯后来在回忆时写道:“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7］222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批判与吸收德国古典哲学中人类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诞生的。过去，我们把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这种关系简单理解成是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在这种理解范式中，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细节，这就是:不应把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等简单理解成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们同时还是一个人类学家、历史哲学家。因此，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把握不能仅限于哲学，而应立足于广义的人类学。除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人类学思想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影响之外，马克思还吸收了19世纪人类学进化论派的重要理论成果。摩尔根、泰勒、巴斯蒂安等古典进化学者认为，人类拥有共同的起源、本质和心理结构，因而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社会的发展因此而具有了共同的途径并且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这一文化人类学所持的进化史观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比如马克思那个著名的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我们虽然不能把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简单地理解成文化人类学的进步史观(西方学者往往持这种观点，他们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理解成了19世纪的文化人类学。比如吉登斯在书写西方社会理论时就把马克思的学说视作19世纪的理论，而这一观点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认同)［8］，但谁也无法忽视二者之间的这种理论关系。关于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与西方19世纪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还有待于学界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此所提出的问题是，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进行思考。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提出了一个人与猴子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就是劳动———人能够使用工具的劳动构成了从猴子到人进化的最关键环节。关于“劳动”这个命题可以视作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核心，它在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是以“异化劳动”这一重要命题出现的;在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劳动”转换成“生产”，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则被进一步提炼成生产方式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这个过程中所存在权力结构的问题，当代西方经济人类学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卡尔·波兰尼在其著名“嵌合论”中提出，经济是嵌合在整体的社会文化制度之中，在血缘关系、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所决定的人们行为中实际上暗含着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功能;当代一些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如“巴塔耶、鲍德里亚和萨林斯分别以‘耗费’、‘象征交换’和‘意义’作为关键词，建构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和拜物教逻辑的普遍理论框架”［9］。实际上，经济人类学所提出的问题正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要研究和揭示的内容。在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能有效回应当代西方左派理论家所建构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方面与我们自身的人类学研究不足有关;另一方面，更与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足相关。因此，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为基础，突破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意识的束缚，从广阔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域来重新理解20世纪80年代的人学和类哲学问题，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
作者：王浩斌 单位：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