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根据产业经济学和旅游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旅游行业所能够带来的宏观收益是反映通过开展旅游经济活动而为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成果和收益。这里所提及的成果和收益不仅包含旅游产业自身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也包括对相关上下游产业和生产部门的影响和带动，促进社会文化的正向演进，进而对整个区域的宏观经济绩效产生正向积极的影响。根据对相关理论研究的文献的梳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产业，旅游业通过上面所提到的传导机制带来的宏观收益（绩效）分为有形收益（绩效）和无形收益（绩效）两大部分。本文中笔者主要针对有形收益进行分析。有形收益（收益）是指通过旅游经济活动的开展而直接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收益（绩效）。如果从应用统计学的角度来考察，这种直接给社会带来的有形经济收益（绩效）可以依据既定的统计学方法进行估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不同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旅游企业（生产部门）通过经营生产活动所实现或创造的利润和向税务部门所上缴的税金；不同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旅游企业（生产部门）通过经营生产活动所实现或创造的的外汇收入；不同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旅游企业（生产部门）通过经营生产活动而创造的的劳动就业人数；不同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旅游企业（生产部门）通过经营生产活动对相关上下游产业和生产部门的影响和带动，引致其它经济部门的相应发展，诸如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产业的相应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和ＧＤＰ的增长。作为一名严谨的研究人员，学者们总是对各种情况下不同的中间人员之间的交往感兴趣。在很多情况下，个体行为主体的行为动力和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特征，而是取决于社会结构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例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有研究认为美国的艾滋病传播途径被指认为来自加拿大航空公司（ＡｉｒＣａｎａｄａ）的单身服务员；尽管后来被确认为系误传，但是也体现出了研究人员对“交互作用”的重视。在社会科学中，无数研究数据都是按照一定的空间形式组织起来的，而且，这些分析单位的特征都是高度聚类的，尤其是空间层面的地区聚类。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合乎逻辑的假设都应该包括观测值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忽略这种关联性会极大地影响研究者在研究中建立有意义的推论；另外，空间信息将有助于揭示社会过程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从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展经济学家们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研究经济增长趋势时就已经观察到了“经济溢出”这一现象，并有效地区分了Ｌｏｃ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和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这两个概念。Ｌｏｃ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解释了位于一个空间区域的企业生产过程仅受益于该空间区域知识的积累，并将出现经济行为的不平衡空间分布以及经济增长的发散；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解释了一个空间区域的知识积累将提高任何区位的所有企业的生产力。企业在一个空间区域内的集中将使得Ｌｏｃ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和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同时产生。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有着优良的气候、优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民族风情、富有地方色彩的历史文化等资源，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旅游大省。一方面，云南省的资源优势得天独厚，凭借着优越的条件，云南旅游业发展获得了极大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为：旅游资源的生态性，浓郁的民族性，资源的多样性，景观的奇特性；风景的均衡性，景观气候的温和性。云南旅游业不断发展且得到政府的倾力开发及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旅游业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统计上高度显著，旅游业实际上已经是云南省的支柱产业。从直觉上进行观察，人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优异的旅游资源的存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云南必然是一个旅游大省；或者说，旅游业是云南省的支柱产业，旅游产业的经营绩效对云南省ＧＤＰ的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换做用统计学的术语来描述，则为旅游行业绩效对云南省ＧＤＰ影响显著。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对“香格里拉”的描述似乎吸引了大批国外游客尤其是西方游客到云南旅游。他们的足迹遍布大理、丽江和迪庆。于是，人们从直觉上又得出了下面这样一个结论：国外游客在云南的旅游花费，主要指西方游客指对云南省旅游产业的经营绩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对云南省的ＧＤＰ的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仅仅基于小样本的观察和简单形式逻辑的推导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严谨的。
二、相关文献概述
在该研究主体层面的定量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这些成果绝大部分是以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的。较早的成果为Ｇｈａｌｉ［１］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夏威夷地区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详细地论述和验证了作为内生增长要素的旅游业对夏威夷经济增长（体现为夏威夷的出口产品及劳务）的贡献；Ｅｅｃｋｅｌｓ等［２］对１９７６－２００４年期间的希腊旅游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ＶＡＲ模型显示旅游业的周期性波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周期性波动存在着显著性影响。Ｒｉｓｓｏ和Ｂｒｉｄａ［３］对智利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有效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智利的国际旅游业对智利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有着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智利的国际旅游业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非常明显的乘数效应。国内学者的研究似乎以申葆嘉的定性研究为较早的研究成果，申葆嘉［４］对“旅游适度超前发展战略”和“旅游是经济发展增长点”加以评论。然而，该研究是基于作者“多年从事旅游现象基础研究所获知识”。阎敏［５］通过投入产出方法，指出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旅游行业的产业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工业化是旅游行业产业化的必要条件。该文献似乎是国内学者在该领域较早的定量分析成果。钟伟［６］采用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得出以下四个结论：一是旅游业扩张总体上促进城市经济规模增长，但作用程度有限；二是旅游业扩张对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呈现Ｕ形作用的非线性关系；三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旅游业扩张带来的经济影响不同；四是旅游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传导变量作用表现出差异。张丽峰［７］利用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的统计数据和状态空间模型对外国人的入境旅游与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随时间不断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即变参数协整关系。李栋雁［８］通过面板门限模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当取不同解释变量为门限变量时，与入境旅游相关的诸指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显著性有着明显的差异。杨敏［９］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入境旅游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均衡联系。王良健等［１０］通过对比的方法，发现国内旅游绩效与入境旅游绩效对全国及所有省市的宏观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正效应，并特别指出，入境旅游绩效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上述文献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地理数据的空间关联研究，但在一些涉及到其他的经济学分支领域方面，国内外学者们开展了涉及到地理数据的空间关联性大量的实证和理论分析［１１－１７］。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基于空间数据探索原理和旅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利用空间经济计量分析模型，探讨和分析云南省区域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以云南省１６个县２０１３年的相关经济社会指标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文中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云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４）》《云南调查年鉴（２０１４）》和云南省统计公报等文献。人们很擅长发现模式，通常我们认为这也是统计学的作用。在具有探索性和启发性的架构之中，研究者似乎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数据，除了表格之外，可转化数据作为一种图形的展示方法，将有利于从视觉上尽快发现模式的存在。参照图１，不难看出，从全国的视角出发来观察云南省和及其各市域人均ＧＤＰ指标数值。云南省的现状是“ＧＤＰ水平低且分化严重”。图１有效地展示了云南省市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ＧＤＰＣｈｏｒｏｐｌｅｔｈ图。图例说明的是把云南省的１６个地级市国内生产总值数值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后分为５组，最小值为６４９４亿元，最大值为３０１１１４亿元。用深色的色块代表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用浅色的色块表示较低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而用纯白色代表介于７４９４亿元至６６２１８亿元之间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在云南省市域ＧＤＰ的Ｃｈｏｒｏｐｌｅｔｈ图中，从视觉上可以看出以下模式：一方面，ＧＤＰ介于７４９４亿元至６６２１８亿元之间的区域，占据了云南省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滇中和滇西、滇南局部地区的ＧＤＰ较高，高于云南省的平均水平６４４３４亿元。然而，仅凭视觉上和直觉上发现的模式并不能代替严谨和有效的统计检验。在这里笔者使用一阶Ｒｏｏｋ邻接矩阵的全局Ｍｏｒａｎ指数检验县域人均ＧＤＰ是否表现出空间上的相关性。测量空间关联和相关的基本思路类似于向量内积。根据Ｈｕｂｅｒｔ、Ｃｏｌｌｅｄｇｅ和Ｃｏｎｓｔａｎｚｏ的看法，这表示为将一个空间接近性的测量与另一个在某些特殊属性上的相似性测量交叉相乘。令Ｓｉｊ为两个观测值ｉ和ｊ的空间接近性测量，同时令Ｕｉｊ表示某个潜在变量的相似性。从以上数据可知：Ｍｏｒａｎ指数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并且为正值。说明云南省市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空间上呈现为一种空间聚集现象，具有高低增长水平的市域与其他具有高低增长水平的市域在空间位置的分布上相互邻近。我们可进一步运用莫兰散点图的方式来验证这种空间聚集现象。在图２中，用横轴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用纵轴表示空间滞后变量值。具体判断标准为：在象限Ⅰ中的市，其ＧＤＰ都高于均值，而与它们相邻的市的ＧＤＰ也同样高于均值；在象限Ⅲ中的市，其ＧＤＰ都低于均值，而与它们相邻的市的ＧＤＰ也同样低于均值；在象限Ⅱ中的市，其ＧＤＰ都低于均值，而与它们相邻的市的ＧＤＰ都高于均值；在象限Ⅳ中的市，其ＧＤＰ都高于均值，而与它们相邻的市的ＧＤＰ都低于均值。从图２不难看出，各市域单元分布在第Ⅰ、Ⅲ象限的居多，进一步说明了县域经济增长水平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关系，其高值聚集和低值聚集的现象明显。另外，市域国内生产总值ＬＩＳＡ集聚图（见图３），显示出市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型的空间“俱乐部”现象。根据空间自相关理论可知，图中Ｈｉｇｈ－Ｈｉｇｈ部分（深色）表示ＧＤＰ高的地区被ＧＤＰ高的地区所包围，Ｌｏｗ－Ｌｏｗ部分（浅色）表示ＧＤＰ低的地区被ＧＤＰ低的地区所包围。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市域（Ｈ－Ｈ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滇中地区，而经济增长水平较低的市域则分布在滇西北部分地区。
三、空间经济计量分析
通过计算莫兰统计量来判断因变量是否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只是空间数据分析的第一步，更进一步要做的是把空间之后变量准确地合并到基本的统计框架中，并且进一步检验得到的残差是否是空间相关的。在这里首先要做的是为模型选定自变量和因变量。笔者试图从上面提到的相关经济理论入手，构建经济计量模型。结合地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定以下变量：因变量：ＧＤＰ。ＧＤＰ可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经济运行状况。在本文中选取该指标作为因变量，即选用各州市ＧＤＰ数值来衡量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单位为亿元。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经济计量模型的选择上来看，由于空间滞后模型考虑了云南省市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性，进而加入了地理空间权重，则从理论经济计量学的角度而言：其估计结果较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ＯＬＳ更优，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均能更好地解释不同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旅游企业或生产部门，通过经营生产活动所实现或创造旅游收入与云南省区域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空间经济计量模型在解释地理事物或区域单元之间所存在的关联关系时，比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模型要更好。因而，在分析和探讨有关地理事物区域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时，考虑其空间相互联系及空间依赖性是完全有必要的。
（二）政策建议
综合前文的分析，提出以下四个政策建议：１云南省各级政府在国家加大对云南省高速公路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十三五”期间，云南省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的建安费由国家支助５０％应该进一步加大快速交通网络的建设力度。２从针对云南省旅游业风险管控的角度来看，相关旅游监管应该从生态风险管理、社会风险管理的层面出发来制定相关政策。首先，为了保证旅游景点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该推广丽江和大理的经验，对进入重要风景区的旅客加收相应的维护费，从而从硬件层面保证旅游景点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其次，对导游队伍应该建立相应的较为严格监管机制，尽最大努力杜绝导游负面形象对云南省不同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旅游企业或生产部门的不良影响；最后，应该注意相关管理部门的衔接和沟通，尽可能降低旅游行业的运营成本。不能用拍脑袋式的“冲动”做决策。例如，近期云南省高速公路过路费的突然提价必然会增加云南省旅游行业的运营成本。３利用国家大力推广ＰＰＰ融资模式的契机，在旅游业发展中尽快制定其ＰＰＰ模式的相关政策、法规和实施意见，全力引进社会资本的参与并以此撬动金融资本的进入。４从旅游产品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看，应该强化旅游企业的精细化管理创新能力。具体而言，应对旅游项目的建设工期、成本、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风险等，进行精细化管理设计及实施方案编制。
作者：谢霄亭 廖乐焕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