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其意是指河间献王刘德以严谨的态度辨别古籍的真伪。“实”，本意是富有，引申为真实，不虚假。“实事”，指实有的事、具体的事。“是”，《尔雅》里解释为法则，引申为规则、规律。实事求是的概念出自于《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是毛泽东为了反对主观主义、本本主义而提出来的思想路线和方法。意思是指探求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随着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实事求是经历了考据学命题向认识论命题的转变，突出了它作为学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内涵。在理论上，实事求是为儒家经典的考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实践上，它又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一、实事求是学风的继承与歪曲
古文经学奉《左氏春秋》为经典，治学严谨，重实证和求真，从河间献王刘德开始，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就继承下来，东汉受到歪曲，宋以后今古文经的对垒又促进了实事求是复兴，最终实现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实事求是与西方自然科学的统一。
(一)刘德与古文经学对实事求是学风的继承
汉代，随着儒学和儒家经典的地位的逐渐上升，儒家经典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分野。西汉时，今文经盛行，中央政权先后立五经博士，以掌管古今史事待问和经学传授。西汉末年，开始有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对垒，古文经在民间有所流传，河间献王刘德、刘歆、郑玄等就是杰出的代表。据《河间献王传》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1］这些记载说明，河间献王刘德不但收集先秦古书，还推崇《周官》、《毛氏诗》、《左氏春秋》等今文经的典籍，赞成立左氏春秋博士。刘德的河间国最早为《毛氏诗》和《左氏春秋》立博士，比刘歆早100年。刘德治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谨、务实的，班固评价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2］颜师古认为，“实事”是指事实，即事情的真实情况，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是”解释成为“直”，即正确的见解，实事求是是指辩明是非、对错，正确解释典籍或文献。由此可见，刘德重事实和实证的“实事求是”的古文经学学风与当时“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3］的倾向是大不相同的。西汉末年，刘歆提倡古文经学，继承和发扬了河间献王刘德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东汉郑玄、王肃统合今古文，引纬书解经、把经学变为礼学、拘泥与名物制度的考订，导致经学逐渐繁琐化、玄学化，这就破坏了“实施求实”的学风。
(二)朱熹以“理”为“是”与“即物穷理”的提出
宋代，出于对儒家注疏一统的反对和排斥佛老的需要，出现了疑经思潮。很多学者怀疑原有经典注疏的正确性，甚至还删改了经典的原文，虽然促进了哲学体系的建构，但是却破坏了经典的完整性和本原性。朱熹是宋代疑经思想和哲学建构的集大成者，他把“是”解释成为“理”，并提出了“即物穷理”的命题。汉唐时期的“是”不包含“理”的含义，朱熹却赋予其“理”的内涵。他先将“理”与是非结合起来，“凡读书，先须晓得他的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4］他认为，学者要修的工夫就是一个“是”，而“理”则不是即非。这里强调“是”的内容与“理”相符合。朱熹还将“是”与“理”直接等同，他说:“‘知识理会个是与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5］朱熹认为，把握了事物的“是”，也就把握了事物的“理”，即内在规律。朱熹推崇《大学》为四书之首，他认为要致知，必须先格物，即即物穷理。万物都有理，穷尽事物之理，就能豁然贯通，实现心物的相合。朱熹的即物穷理，作为一个认识论命题，其内容的实质不是认识物，而是认识社会的“理”，即伦理。朱熹说:“如今说格物，只晨起开目时，便有四件在这里，不用外寻，仁义礼智是也。”［6］又说:“今为学而不穷理、明人伦、讲圣言、求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7］朱熹强调，为了使事物的表里、精粗都清清楚楚，须得“合内外之理”，即“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8］
(三)清代汉学和宋学对实事求是的调和
清代启蒙思想家推崇实学、实用，讲求经世致用，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义理、性命之学。戴震对程颢、张载、朱熹的描述是:“三君子皆志圣贤之志者也，其学本夫求是之心，故于此于彼，期在自得，不在虚名。……而三君子求是之心，久之亦知其不可恃以衡鉴事物，固终能觉悟其非也。”［9］阮元评价清朝的儒者，喜好训诂考据之学，相互借鉴，远离佛道，于难中求是，符合“实事求是”的学风要求。洪亮吉也推崇当世儒者对学问能够追本溯源，“实事求是”。这是对清代汉学“实事求是”学风的肯定和宣扬，这里的“是”包含有“理”或“规律”的意思。汉学家段玉裁以校书来解释“是”，提出先确定了底本的正确性，再去确定学说的正确性。由此可见，清代汉学的实事求是是一个考据命题，而不是哲学的认识论命题。汉学虽然对儒经的考证不遗余力，但是却离经世致用越来越远，这种空虚的倾向受到了宋学的强烈批判。汉学推崇实事求是，宋学为即物穷理辩护，两派分歧在“穷理”上。阮元认为，《大学》原文没有“穷理”一词，是朱熹补充的，这与实践精神相悖。而方东树指称阮元不能实事求是，直斥其害怕致知穷理，乱了本，结论自然是错的。由此，方东树消除了“求是”和“穷理”的对立，把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有机结合起来。此后，曾国藩以博能反约论进一步将即物穷理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10］曾国藩把“是”解释为“理”，这和朱熹一致。这样，实事求是也就是朱熹的即物穷理了。
(四)近代今古文经学与西学的结合
龚自珍、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大师否定实事求是是古文经的专利，强调今文经也能实事求是。龚自珍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11］康有为则进一步将实事求是命题说成是刘歆伪造的，“见《史记•河间献王世家》有‘好儒学’三字，以为藩王之力能购书也，于是将生平伪撰之书一举而附之于《河间传》中，以证成其真而阴灭其迹。”［12］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和反驳了清代汉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引起了古文经学的反驳。古文经学家刘师培重申了“实事求是”的命题，他指出，近代的考证学超越前代，分标例及征实两派，前者取舍严谨，语言简洁;后者实事求是，矫正虚诬。这种对清代汉学的描述，已经接近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刘师培还通过对明儒和清儒的比较，提高了“求是之学”的地位。章太炎批判了康有为的“微言大义”的学术作风，作了《征信论》一文，强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左宗棠、郭嵩焘认为西方格致之学发达，是因为重视实事求是，于是主张把实事求是与西方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严复与郭嵩焘见解一致，他强调实事求是的求学态度，反对主观成见对认识造成障碍。
二、实事求是认识论的确立与论证
伴随着今古文经的论争，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倾向逐渐的确立和发展起来。实事求是首先区分了实与虚，这是智慧的表现，然后确立起认识的标准，清晰了认识的来源，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办事，实现知与行的统一。
(一)实和虚的区分
1．孔子“知之为知之”的求知观。孔子认为，获得知识要实事求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里，知道的就是“实”，不知道的就是“虚”。只有分清了“实”和“虚”，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这是智慧的表现。孔子以这样的态度去求知，并要求他的学生们也做到这一点。2．孙子“知彼知己”的变化观。孙子对待战争很慎重，他认为道、天、地、将、法五要素是关系战争胜败的重要条件，不可忽视。他还重视战争中各种条件的变化，强调随机应变。如何才能随机应变，切中敌方要害呢?孙子提出“知彼知己”的主张。即要了解敌我双方的虚实(实力对比)，要学会利用矛盾转化的原理，奇正、虚实结合，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认识标准的确定
1．墨子“三表”的是非观。墨子很重视辩论，由此他提出认识需要有一个检验的标准，他将这个标准总结为三个方面:本、原、用。所谓本，指以古代圣王做过的事情为依据;所谓原，指以百姓的耳闻目见为依据;所谓用，即通过实际的施行，看它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其中，百姓的耳闻目见的直接经验是最主要的。2．韩非“参验”说。“参验”早在《战国策》、《楚辞》就出现过，对比之意比较突出，忽视了验证的内容。韩非在继承荀子思想继承上，发挥为参照天时、地利、人情、物理，去审核臣子对君王陈述的言论。韩非强调名实相符、办事有实际效果是确定是非和审查言辞正确与否的标准。3．王充反“生知”而重“效验”。东汉时期，谶纬迷信盛行，为了破除“谶纬”和谴告之说，王充提出元气自然论思想，从天与忍耐皆是由元气自然产生出发，来论证天与人也是自然的。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王充强调人的认识不是生来就有的，而“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即感官必须与外物相接触，才能了解事物的实际情况，不耳闻目见，就无从了解事物的形状。另外，他还批判了墨子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提出“效验”才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效验，即实效和验证。
(三)认识来源的清晰
1．张载强调“有物则有感”。张载从气本论出发，承认世界的客观性。他认为，认识来自于客观世界，人的认识以外物为依据，离开外物，就不会产生认识。这种认识，张载称为“闻见之知”。他强调天地之间的外物很多，只停留于闻见之知，是不能穷尽天下万物的，还需要“大其心”，即研究宇宙的本质和规律。王廷相继承了这一思想，把认识的来源总结为见闻和思虑。2．王夫之“即事以穷理”。王夫之分辨了人的认识能力(能)和认识对象(所)的关系，肯定人的认识能力的同时，也强调要“既事以穷理”。他认为，认识离不开三个条件:客观事物、感觉器官、心(精神活动)。其中，前者是认识产生的客观条件，后两者是认识产生的主观条件。他批判了不务实务，主观臆断的行为，强调认识事物，追求真理必须从客观事物出发，要注意客观事物和主观认识能力的结合。
(四)按照规律去做事
1．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王守仁把认识和实践看做是一回事，两者不能分离，知行合一才是知行的本然状态。他认为，知是行的指导，行是知的体现。行在知先，只有做过了孝悌的行为，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孝悌。这里主要是围绕道德实践和道德知识来讲的。另外，王守仁的行涵义极广，以至于把知也作为行了。他不但把学、问、思、辨看作行，还把“一念发动处”当作行。2．王廷相的“知行并举”说。王廷相重视“行”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反对重知轻行。这里的“行”，指实际行动，实际做事。他认为，真知就是说一件事就实际去做一件事，做了一件事就获得了一种认识。只夸夸奇谈，而不去实际操作，遇到事情就会迷惑。他的所谓的“于实践处用过”，就是强调实际践履，实在的去做。3．颜元的“习行”说。颜元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程朱的空谈义理。他的“习行”，是指亲自体验去做某事。他认为，学问不是看书、作文就行的，还要身体力行。也就是明清启蒙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学问。颜元也谈“格物”，他的格与朱熹、王守仁不同，有搏斗、斗争、变革之意，强调一定要亲自“下手一番”。
三、实事求是方法论的提出与发展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实践的思维方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重大的指导意义。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概括。［13］从毛泽东提出开始，实事求是纠正了一系列的错误思想路线，为中国发展的实际指明了方向，理论上得到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继承和发展。
(一)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是在《中共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要求全党要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去争取抗战的胜利。随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它确立为一种科学的态度，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的诠释了“实事求是”的涵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亊物，‘是’就是客观亊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4］他还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的“的”，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1942年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他主张以科学的精神去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空洞的言论、无的放矢和自以为是。他号召全体党员要把实事求是当做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要“惩前毖后”，要“治病救人”。他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张闻天、博古等同志都对“左”倾冒进主义和教条主义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毛泽东认识到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检验认识。
(二)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方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没有坚持实事求是，中国的建设遇到了问题，失去了方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照搬别国的经验是不可取的，主观臆断、冒险主义是要不得的，能够做的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尝试适合社会主义需要的理论和方法，即坚持实事求是。“文革”后，邓小平同志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得党的工作重心迅速的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的总结报告，在这次报告中，他强调了“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解放了思想，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制定新的政策方针。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思想僵化，尤其是党员干部，尤其需要开动脑筋，灵活的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其次，解放思想还要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基础，也是革命和建设的基础，过去的成就来自于它，未来的目标还要依靠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结合，就是理论和实际、主观和客观的结合。这一思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解决了根本任务、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外部条件、领导力量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科学的体系。
(三)群众路线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都体现了实事求是要走群众路线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且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即要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另一方面，还要促进人民的自身发展。为了使人民最大限度的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维护和解决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作为国家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社会建设，切实的改善民生，从培养人才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5月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实践基础。他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的重要性，前者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意愿，符合客观规律，能够产生科学的认识;后者是改造世界的过程，是实践的具体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只要充分的促进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无往不胜。［16］实事求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学风，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对实事求是内涵的解析，能够充分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哲学的优势，结合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发挥理论的指导和前瞻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何强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党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