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昭通是一个具有久远文化传承的历史名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昭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包容性极强的文化品格。昭通戏曲发展一方面呈现出多种样式齐头并进、共同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有历史的、地域的自然选择，有沉浮取舍。梳理昭通戏曲艺术发展历史、发掘其内在潜力、探寻其新的生长点，对振兴昭通地方戏曲艺术、传承地方文化精神，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关键词：地域性；戏曲艺术；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昭通唱书
自夏天敏和雷平阳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后，昭通作家群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认可，昭通文学的发展成就也引起社会的重视。昭通是一个具有久远文化传承的云南历史名城，考察戏曲艺术在本地的发展状况，对于从整体上促进昭通文化繁荣，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明清至抗战时期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云南和中原地区以及南方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逐渐成为一块“文化低地”，云南之外的文化力量很容易流向这里，从而使云南成为多样性文化的聚集地。昭通作为云南的东北门户，早在秦代就开通五尺道，踞有“咽喉西蜀、锁钥南滇”的关键位置，自然也就成为各种文化影响力在交流沟通中的必经之地。昭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云南文化交流和融汇的第一站，这对昭通地区形成具有较强包容性的文化性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戏曲艺术这一展现文化影响力的代表性载体来说，昭通地区包容性文化品格使得流经这里的各种戏曲样式很快都能找到庞大的接受群体。历史上较早传入昭通的戏曲样式主要有端公戏、花灯戏、川剧、滇剧、京剧和现代话剧等。端公戏也叫傩戏，它伴随明代中期充军、经商等人口流动从河南、江西等地传入昭通，主要在汉族人群中传播。其表演具有很强的民间宗教色彩，类似于原始巫术，多在迎神赛会和百姓还愿时进行，表演者配戴不同色彩、花纹的木质面具表现人物不同的性格行为，具有较强的巫道祭祀仪式色彩。花灯戏传入昭通稍晚一些，清代许多外地人流入昭通，带来了花灯戏。花灯戏主要在民间传统节日上演，有生、旦两个行当，表演中加入了“滚灯”“咬钉子”“春秋刀”等特技杂耍（惜已失传），表演中可以和观众互动，深受百姓欢迎。川剧和滇剧落户昭通地区更晚，大约在清末民初才正式传入昭通。最晚传入昭通的是京剧和现代话剧。现代话剧虽然属于舶来品，但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昭通本地进步青年学生为宣传抗日救亡活动，自发组织话剧社团，上演《放下你的鞭子》等现代话剧，昭通话剧由此逐渐兴起。而京剧则是因为上世纪３０年代北方政治局势动荡，一些京剧演员流落昭通，加之在京的昭通籍学生的返乡带动，京剧艺术开始在昭通发展起来。综合看来，昭通戏曲大都由外部传入，多是伴随具体时代环境下的人口迁徙而发生。对于现代话剧的传入来说，外部政治情势的变动所激发的民族情绪的高扬则是更为重要的内部原因。这种内外部原因的激荡和融合最终形成了昭通戏曲发展的总体面貌，并且，从更大的层面来说，也是整个昭通文艺发展的重要特色。
二、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
昭通地区的戏曲艺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鲜明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多种戏曲样式齐头并进，共同繁荣。在这些不同的戏曲样式传入昭通之后的初期阶段，民间人士大多自发组织剧团，不论是较早期的端公戏、花灯剧，还是后来的京剧和现代话剧，都有自己的社团，进行有组织的演出活动，这也体现了昭通对于不同外来文化较强的接受性。另外，在戏曲节目的表演上，内容庞大、剧目繁多。虽然主要是对传统剧目进行的搬演，自创的剧目不是很多，但是却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合本地的演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治和文化有了新发展，昭通戏曲艺术迎来了第二个繁荣期。除了民间社团继续存在，还出现了许多更为专业的戏曲演出团体。几乎各个县区都有自己的专业剧团，他们一方面进行传统剧目的表演，另一方面则大力进行新剧目的推出，大量排演现代新戏。在这个时期，戏曲创作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核心，戏曲艺术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较为密切。作为比较通俗易懂，老百姓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戏曲被主要用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改造和教育的重要载体，突出反映新社会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比如滇剧《毛主席指示传到乡》《访亲》、花灯戏《大寨农民翻身记》《人民公社万年红》、京剧《护红军》《乌蒙山上》《红色的弩箭》（文革时失散）、话剧《红旗颂》《金菩萨》等，都是紧密结合新时代的情势而创作的。但是，综合考虑这两个阶段的昭通戏曲发展情势，就会发现，初期的繁荣景象更深层次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对新的艺术形式的肯定和包容接受，这是人民大众对于任何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内在需求，是艺术发展的内部规律使然。而在后来的第二阶段，戏曲艺术的繁荣，更多的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包括戏曲在内的很多艺术形式，都开始被捆绑在政治文化的大形势上，这种因为政治的需要虽然带来了暂时的繁荣局面，但也隐藏着一定的不利因素。这种不利因素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表现出来。在特殊的年代里，由于政治原因，许多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被限制，人民群众对各种艺术形式的包容性被压抑，许多地方戏曲艺术被限制，甚至逐渐没落。
三、新时期
从新时期开始，中国文学开始冲破藩篱和禁区，逐渐获得更为独立的发展地位。戏曲艺术同样面临着时代的变化。就最早传入昭通的端公戏来说，由于其本身的民间宗教性质以及表演中展现出的原始巫术色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六十年代中后期那特殊的历史阶段里，逐渐沉寂下去，在新时期之后，随着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欣赏要求的上升，最终走向了衰落，只在有限的村庄里，极小范围内进行演出。由于方言基础差距较大，昭通人对京剧的“京腔京韵”接受有困难，加之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昭通地区京剧团解散，京剧也逐步没落下去。相比较来说，花灯戏则由于具有较为深厚的民间基础，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能与本土方言和说唱腔调相互融合，用通俗的形式表演老百姓们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内容，表演中还可以和观众进行互动，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如８０年代初期的《招财进宝》《现代家庭》《啼血杜鹃》和后期的《月色朦胧》《柯四先生》《鸳鸯湖边》等剧目都获得了群众的喜爱和好评。与花灯戏繁荣发展相呼应的是现代话剧。作为与京剧几乎同时传入昭通的外来剧种之一，现代话剧大多采用话剧小品的方式进行演出，它容易和本地的的民族方言相结合，从而获得较好的效果，逐步发展起来。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昭通的话剧艺术已改变之前以小品为主的局面，其创作和表演开始以大中型为主，昭通戏曲发展进入现代话剧一家独大的发展境况。这种局面形成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有坚持不懈努力发展话剧创作的剧作家的存在，尤其是廖天云和蒋仲文两位剧作家。廖天云先生作为昭通地区较早从事话剧创作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位剧作家，其作品在地区、省和国家范围内都曾获得各种奖项。他的作品从内容来看，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贴近生活，能够从看似平凡的常态生活出发，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对戏曲冲突进行展开，并在其中实现作品的批判价值。另一位剧作家蒋仲文的创作则有着明显的向内转的倾向，作品彰显着强烈的哲学思辨色彩，在艺术技巧方面，他能够把多种表现形式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荒诞、魔幻、象征主义都被他熟练地使用。这两位剧作家的贡献，对于昭通今后的剧作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
四、新世纪以来
新世纪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各地对自身民族文化建设都日益重视，昭通在发展已有文化力量上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的同时，对于古老的有价值的艺术样式也开始重视并发掘起来。昭通地区真正的本土戏曲形式———昭通唱书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昭通唱书具体的诞生时间不祥，大约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迄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昭通唱书由昭通民间艺人李永和初创，其表演方式较为简单，在一定的腔调之下，一个人即可演唱，甚至不需要乐器伴奏。昭通唱书在昭通境内的各县都广为传唱，尤以早年的昭通县（今昭阳区）广大农村最为盛行。其说唱故事内容，大多以整本传奇故事为主，根据不同的场合环境，演唱不同的故事内容，唱腔上有五字调、七字调或十字调等，多用方言土语进行，朗朗上口，有着很强烈的感染和教化功用。２０１３年春，为推动民间艺术的发展，昭通唱书作为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同昭通学院展开合作，在昭通学院成立了昭通唱书艺术传承基地。这个基地的成立，为昭通唱书的未来发展，搭起了一个坚实的平台，相信随着各方努力的加强，昭通唱书艺术一定会继续下去，迎来自己的发展与繁荣。２０１５年７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提出加强戏曲保护和传承，要求各地方开展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同时实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完善戏曲艺术人才培养机制，尤其提出要加强学校戏曲通识教育。在这一政策指导下，通过对昭通戏曲艺术发展的考察，理清昭通戏曲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发展状况，找出其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于建立更深入的地区文化认知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在今后的昭通社会文化发展中，戏曲艺术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中，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１］廖天云．天云剧作选［Ｍ］．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蒋仲文．蒋仲文舞台艺术作品选［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昭通市志编纂委员会．昭通市志［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作者：郭冬勇 夏坤 单位：云南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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