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根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关怀伦理学的先驱。其代表作 《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在西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被称作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论著。在研究中，吉利根发现很多妇女习惯于限制自己的声音，这导致了不利的后果：不但使男性声音传达的文明永久化，并且使女性与自我分离的生活秩序永久化。在倾听妇女的过程中，她探讨了女性的声音与内在力量、道德的关系，描绘并强调了妇女的声音在维持和改变父权制社会中的决定作用。
吉利根 《不同的声音》一书建立在三种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即：大学生研究、流产决定研究以及权利与责任研究。她通过访谈的形式考察众多女性的自我和道德概念，探索她们对道德冲突与选择的体验，并循着这种体验描绘女性心理与道德发展的轨迹。吉利根以女性体验为基础建立起关怀伦理学，使人们能听到女性对自我、关系的描述。她对妇女的体验和理解扩展了人们已有的成熟观念，指明了发展真理的背景特性。通过这种研究，使我们反思前人描述的成年发展与开始认识到的妇女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能形成对人类生活与发展的更富有活力的理解。
一、关系的意象
在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过程中，人们努力消除性别歧视的同时，社会科学重新发现了性别差异。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通过男性的眼光看待生活。吉利根审视了发展理论家的观点，将妇女的声音带进心理学理论，重新建构起男女两性的对话和女性心理学说。
发展理论家对男性意象的设计，可追溯到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围绕男孩在恋母情结高峰期的体验建立了性别心理发展的理论。由于女性在前恋母情结时期对母亲依恋的强度和持久性，以及她们发展上的不同，弗洛伊德强调，妇女 “表现得不如男人那么具有公正感，对承受生活中重大紧急事件的准备差些，她们的判断更为通常地受到喜恶感的影响。”［１］（ＰＰ．２５７－２５８）乔多罗以其积极而直接的说明取代了弗洛伊德对妇女心理消极和演绎性的描述：“女孩具有更坚定的基础，像体验自身一样去体验他人的需要和情感……女孩并不像男孩那样有区别地体验自我，她们更连续性地与外部对象世界保持关系，而且也从不同的方向发展自己的内在对象世界。”［２］（Ｐ１６７）
男女对于关系，尤其是依赖性问题的体验尤为不同。对于男孩和男人来说，分离和个性化与性别认同有着重要的联系，与母亲分离对于男性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而对女孩和妇女来说，女性表现或女性认同并不取决于与母亲分离，或个性化的过程。因此，男性倾向于在关系方面遇到困难，而女性倾向于在个性方面出问题。与男性相比，形成女性生活特征的，体现在社会相互作用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特征，不仅构成描述上的不同，而且在心理学文献把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里程碑看作是以不断分离为标志时，也成为发展上的不足。依照定义，妇女在分离 上的不断失 败也意 味 着 发 展 上 的 失败。［３］（Ｐ５）
Ｖ．伍尔夫认为， “女性的价值观显然通常有别于男性一直倡导的价值观。”［４］（Ｐ７６）在１９世纪的妇女小说中，看到 “一种略微地偏离直线的观念，以 及 在 服 从 外 部 权 威 中 对 他 人 观 点 的 改变。”［４］（Ｐ７６）在２０世纪妇女的判断中，人们也能看到对他人观点以及价值观一如既往的服从。妇女寻找或公开讲出自己体验的困难不断地以资格证明和自我怀疑的形式出现，而且也暗示着一个划分开来的判断———迥然不同的公共评价和私人评价。
伍尔夫批评妇女的服从与混乱来源于女性力量的价值观。妇女的服从不仅源于她们的屈从地位，也源于其在道德上所关心的东西。对他人需要的敏感，承担关怀责任把妇女纳入并非自己的声音之中，导致她们以他人的观点作出判断。因此，以判断的分散和混乱显现出来的妇女的道德劣势无法与妇女的道德力量，即关系和责任胜于一切分开。不情愿作出判断或许本身就是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切的表达，而在妇女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充满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切以致忽略自身的需求，这便是人们通常认为妇女心理发展成问题的地方。
在心理学的权威理论对妇女体验的真理性视而不见的同时，这种体验也解释了他们发现一个难以追溯的世界，即妇女体验一直难以描述，甚或难以察觉的原因就在于关系意象变化带来的解释问题。从男女幻想与思考的主题得出的等级制和网络意象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建构关系的方式，并且与不同的道德观和自我观相联系。
在缺乏这种语言的情况下，妨碍心理学家理解妇女体验的解释问题也在于妇女没能表达出自己的体验，以及表达扭曲等问题。当网络的相互联系随着关系的等级秩序而消除时，当网络被描述为危险的陷阱，阻止战斗而不是对危险的防护时，妇女越发对自己已看到的东西是否存在，以及从自身体验中认识到的东西是否真实等产生疑问。这些问题并非作为有关实在和真理的抽象哲学推论提出，而是作为妇女自我意识中的自我怀疑而提出，这便危及到她们知觉行为的能力，以及承担责任的意愿。
因此，根据妇女自己的关系意象重新解释她们的体验，不仅澄清了这种体验，也为人类的关系提供了非等级制的视角。当关系以等级意象来建构时，既站不住脚，在道德上又成问题，而当它们转变为网络意象之后，便把不平等的秩序变成相互联系的结构。但是，等级制和网络意象的力量，它们的情感刺激，以及在思考中的再现表明这两种意象都体现在人们的生命周期中。不平等和相互联系的体验固着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因而产生了公正伦理学和关怀伦理学，建构了人们关系的理想———尽管存在着力量差异，但仍有将自我和他人被同等对待的憧憬，这些不同的憧憬以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出人类关系体验的一个似非而是的真理———我们仅仅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把自己认作是分离的，只是在他人与自我的区分中来体验关系。
目前，男人们庆贺的对中年生活中亲密关系、关系以及关怀重要性的发现是妇女一开始便认识到的东西。然而，由于人们一直把妇女的知识看成“直觉的”或者 “本能的”，把解剖学功能与她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心理学家也总是忽视描述这种知识的发展。吉利根在研究中发现，妇女的道德发展集中于对这种知识的说明，并且由此描绘出两性生活中心理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一道德发展的主题不仅为人类发展文献中观察评价性别差异时反复出现的模式提供了最终解释，而且也突出地说明了为什么妇女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如此之久地含糊不清，并被蒙上神秘的面纱。妇女发展难以捉摸的神秘性在于她认识到依恋在人类生命周期中的持续意义。
妇女不仅在人际关系背景下定义自己，而且也根据关怀能力判断自己。妇女在人类生命周期中的角色一直是养育者、关怀者和帮助者，是这些她轮流依靠的关系网的编织者。但是，当妇女由此而承担起关怀的使命时，男人们却在自己的心理发展理论中 （就像他们在经济上的安排一样）倾向于怠慢和贬低这种关怀。当对个性化和个人成就的专注进入到成年阶段和成熟期，与人的自主性等同起来时，注重关系就成为妇女的弱点而不是人类的力量。［５］
布劳维曼、沃格尔、克拉克森和罗森克兰茨关于性别角色模式的研究报告指出，被认为成年人必不可少的特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明确决定的能力、对行为负责的能力———是同男性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无法把它们想像为妇女自身的特点。这些模式也表明当女性在男性领域中处于工具能力的状况下，归为妇女的表达能力———爱与工作之间的分裂。［３］（Ｐ１５）吉利根认为，这些模式反映了本身就失去平衡的成年概念———对个性化的自我分离的赞美胜于对与他人联系的赞美，更倾向于自主的工作生活而不是爱与关怀的相互依赖。
二、自我与道德
历史上妇女的性别把她们束缚在被动的、接受的而不是能动的位置。避孕和生育等事情只有通过抑制她们自身的性欲望才能得到控制，这或是一种否定，或是一种牺牲。当弗洛伊德把 “众多妇女在智力上无可置疑的劣势”与为 “性别压迫所必需的思想压抑”［６］（Ｐ１９９）联系起来时，他看到这种牺牲也包含着妇女在智力方面的代价。
哈恩对大学生的研究以及霍尔斯坦对青少年连同他们父母进行的三年研究都表明，妇女的道德判断与男人不同，她们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与移情和同情相联系，并且关系到对与假设困境相反的现实困境的解决。［３］（Ｐ７２）然而，只要根据从男性研究中得出的标准来评价发展，与男性标准背离就足以被视为发展上的失败。因此，妇女的思考通常被等同于儿童的思考。
倘若从妇女的道德判断中得出发展标准，首先就有必要审查一下妇女在道德领域的建构是否借助了一种与男人不同的语言，以及在定义发展时它是否为一种同样有价值的东西。其次就需要寻求妇女有权利进行选择，并因此愿意通过自己的声音来讲话的空间。
当节育和流产成为有效的生育控制手段时，选择的困境构成了妇女生活的核心。因此，传统上定义妇女认同，形成她们道德判断的那种关系不必再从她们的生育能力中获得，而成为一个由她们自己作出决定的问题。从性别依附关系的被动与沉默中解放出来的妇女能够同弗洛伊德一道发出自己所想的是什么的疑问，并能通过自己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当社会可以公开地确定妇女有自己的选择权利时，这种选择权的实现也导致她本人与女性习俗的冲突，这尤为体现在把道德美德等同于自我牺牲上。尽管在判断和行为中，独立见解被视为成年的标志，妇女在关怀和关系方面作出的判断以及由他人作出的判断更应当成为成年的标志。
因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冲突成为妇女道德问题的核心，这也导致一种困境，它的解决需要妇女与成年之间的协调。在缺乏这种协调的情况下，道德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好的妇女”通过逃避来掩饰决断，以仅仅强调满足他人需要来否定责任，而“坏的妇女”在自我欺骗和背叛中放弃或抛弃束缚自己的承诺。准确地说来是这样一种困境：同情与自主的冲突，德性与权利的冲突；女性的声音在以自己的努力解决这一冲突的过程中重申了自我的权利，并以一种没有人受到伤害的方式来解决道德问题。［３］（ＰＰ．７３－７４）
当一个妇女考虑是否继续怀孕或者流产时，她就是在思索一个影响自己和他人的决定，直接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伤害他人的道德问题。既然这个决定最终是由她作出的，因此她就要对这一决定负责，这就明确提出以往对妇女来说最成问题的判断问题。现在人们对妇女提出的问题是，她是否愿意中断这一生命趋向———这是一个一直以来把自己埋没在依赖的被动中，同时又把关怀责任强加于她的问题。因此，流产决定深入到女性理解力的核心，深入到Ｊ．迪戴恩所称的 “女性不可协调的差异———一个人潜在的最深层的生命感觉。笼罩着血腥与生死的黑暗世界”［７］（Ｐ１４），这个决定也关系到成年人的责任选择问题。
正像形成妇女道德判断的习俗不同于男性一样，女性关于道德领域的定义也背离了从男性研究中得出的定义。女性把道德问题建构成关系中的关怀和责任问题，而不是建构成把她们在道德思考方面的发展同责任和关系理解上的变化联系起来的权利和准则问题，如同公正的道德概念把发展与平等以及互惠的逻辑联系起来一样。因此，关怀伦理学的逻辑基础是一种心理上的关系逻辑，它与那种表明公正探讨的形式逻辑形成对比。
在流产决定的研究中，吉利根从妇女判断对“自私”和 “责任”这类语言的反复使用揭示出三种道德视角，显示了关怀伦理学的发展次序。这个次序的第一种视角集中在为确保生存而对自我的关怀，随后出现的第二种视角将之前的判断批评为自私。这种批评表明责任概念产生了对自我与他人联系的新理解。它包括对这种责任概念的解释，及其与母性道德的结合，这种道德试图对依赖者和不平等者进行保护。从这一视角而言，善等同于关怀他人。然而，当他人被合法化为妇女关怀的唯一接受者时，排除妇女本人则带来了关系中的问题，便引起了第二次视角转折的失衡。按照习俗定义与关怀的等同，由于自我与他人之间不平等的不合逻辑性，导致了女性对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并且努力去消除自我牺牲与女性美德习俗中固存的关怀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三种视角集中在关系动力上，即通过重新理解他人与自我的关系，消除自私与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关怀则成为自我选择的判断原则，并且在心理上依旧关注着关系与反应，但它却在谴责被利用和被伤害方面成为普遍化的东西。因此，随着人们对关系心理的理解愈加充分，自我与他人就日益分化，对社会相互影响的动力的把握也就不断深化，这就昭示着一种关怀伦理学的诞生。由此可见，不断积累的人类关系知识的伦理学围绕着一个核心发展，即自我与他人是相互依赖的。对于这种联系的不同思考方式，或者说理解这种联系的不同方式标志着三种视角及其转折阶段。按照这一次序，相互联系的事实表明一种反复出现的、关键性的认识，即正像暴力事件最终要摧毁所有人一样，关怀行为最终也增强了自我与他人的力量。
关于流产决定的研究说明妇女对道德问题的不同建构———根据冲突着的责任看待道德困境。这一建构包含一个三种视角的发展次序，每一视角都代表着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更为复杂的理解，每一转折都对自私与责任之间的冲突做出关键性的重新解释。妇女道德判断的次序从最初对生存的关切发展到对善的关注，再到把对关怀反省性的理解作为解决人际关系冲突的最有力的指导。流产研究证明妇女在建构道德领域时责任与关怀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在她们的思考过程中，显示出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紧密联系，以及最终对于一种扩展了的发展理论的需要，这种理论在思考中应包括而不是排斥妇女的不同声音，这种包括不仅仅是为了解释妇女的发展，而且也为了理解两性成年道德概念的特点和先兆。［３］（Ｐ１１１）“危机暴露性格”，妇女在思考关系和责任过程中所描述的变化也表明：责任和关怀能力是通过一个连贯的情感和思考次序来发展的。当妇女的生活与经历同她们的情感和思考交织在一起时，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便逐渐地打上了 “自私的”标记，并同生活关系中的 “责任”对立起来。责任于是变得与对他人的反应———妨碍自我承认的反应混淆起来。但是，关系的真理性在对关系的重新发现中再现，即自我与他人是相互依赖的，不论生活本身的价值如何，它都只能通过关系中的关怀来维系。
三、权利与判断
斯坦顿曾说： “自我发展是比自我牺牲更高的职责。最能阻止和妨碍妇女自我发展的东西就是自我牺牲。”［３］（Ｐ１３８）早期女权倡导者把自我牺牲和奴隶制等相等同，主张妇女像男人般发展将有助于增进普遍幸福。因此，在妇女运用自己理性的过程中，也开始强调社会关系中的责任。这种理性的运用以及妇女试图控制自身状况的努力在１９世纪后半叶导致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从禁酒和维护公共健康的社会净化运动到更为激进的自由恋爱和节育运动，并且所有这些运动都与要求选举权紧密联系。实际上，自我牺牲的伦理与权利概念直接抵触，而权利概念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一直支持着妇女对于公正地分享社会正义的主张。
但是，进一步的问题出现在权利道德———在支持个人权利要求时消除了 “自然纽带”的道德———与责任道德———把这种要求编织到关系网中，通过表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而模糊了自我与他人区别的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当代妇女描述的道德冲突集中于权利概念在妇女道德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冲突通过作为妇女道德关注核心的责任伦理 （把自我置于关系世界里，并且产生关怀行为）出现的次数来表明它的持续性，同时也表明由于承认权利探讨的公正性，这种伦理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权利概念，以及构成自我与他人是平等的公正观念基础的假设对激情与责任的对立，以及道德等同于无私的理想提出问题。权利概念的引入对自我牺牲和自我否定道德提出挑战，在对自我否定的怀疑论提出质疑，以选择意识去代替天真幻想的过程中，她们努力把握权利的本质含义，把自我利益看成是合法的。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概念改变了妇女的自我概念，允许她们把自己看成是更有力量的，并且正视自己的需要。当主张权利似乎不再危险时，关系的概念也从持续性依赖的契约转变为相互依赖的动力。因此，关怀概念从麻木地不伤害他人的命令扩展为对自我和他人的反应性行为，并由此而保持住联系。对人们关系动力的意识因此变成道德理解的核心，并且把心神统一于将思维活动和关怀活动联系起来的伦理学中。因此，妇女权利的变化也改变了妇女的道德判断，由于妇女认识到关怀自己同关怀他人一样是道德的，公正与仁慈便协调在一起。女性主义者率先提出的公共领域包括妇女的问题在妇女心理方面便得到呼应。当对关怀的关注从不伤害他人的命令扩展到社会关系中的责任理想时，妇女也开始把自己对责任的理解看成道德力量的源泉。但是，权利概念通过把第二种视角加入到道德思考而改变了妇女的道德判断，使其判断结果更具包容性。
吉利根在研究中发现男女青春期体验的认同和亲密关系的差异，导致男女性别认同中形成分离与依恋的不同动力，男女的声音也由此有代表性地讲出不同含义的真理，分离角色的男性声音定义了自我并为它赋予了权利，处于不断发展的依恋过程中的女性声音建立并维系了人类社会。在描述成年发展时，妇女的沉默也扭曲了人类发展的阶段和次序。因此，吉利根打算部分地恢复失去的妇女发展的文献，因为它们描述了成年早期的自我与道德概念。在着重于解释男女之间差异的过程中，其目的是通过把两性的视角包括进来扩展人们对发展的理解。她希望人们不仅有可能认识到在妇女发展中被忽视的东西，而且也知道它们在何处。长期以来，妇女处于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关系中。尽管妇女的地位从属于男人，她们同时也被束缚在亲密而紧张的成年性关系以及家庭生活关系中。因此，妇女的心理反映了两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得以产生的道德可能性。所以理想地说来，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妇女来把握人们联系中关怀与压迫的潜在可能。［３］（Ｐ１８１）
在从青春期到成年的转折中，困境本身对两性来说是相同的，是一种正直和关怀间的冲突。但是，由于探索视角的不同，这种困境导致人们承认相互对立的真理。这些不同的视角反映在两种不同的道德意识中，因为分离被权利伦理证明是正确的，而依恋则通过关怀伦理来支持。权利道德根据平等来断言，集中体现在公正的理解上，而责任伦理依赖于公平的概念，承认需要的差异。当权利伦理成为一种尊重平等的体现，对自我和他人的权利要求进行平衡时，责任伦理则依赖于产生同情和关怀的理解。因此，标志儿童与成年时间跨度的认同与亲密关系的呼应通过两种不同的道德表达出来，它们的相互补充便是成熟的显示。妇女不仅以不同于男性心理的历史步入了中年，面对这个时期在爱和工作上有着不同可能性的社会现实，而且对人类的关系知识也有基于自身的不同体验。既然这种联系的现实是通过妇女的体验而不是自由的契约提供的，她们便对反映出自主性以及控制局限性的生活获得了一种理解。结果，妇女的发展描绘了一条不仅是更少暴力的生活道路，而且也是通过相互依赖和关怀走向成熟的道路。［３］（Ｐ１８５）
吉利根不仅注意到妇女的沉默，而且也注意倾听她们讲述的困难。妇女的不同声音体现出关系伦理学的真理，关系和责任之间的联系，以及在联系失败情况下攻击性的起源。她认为人们之所以看不到妇女生活不同的现实，听不出她们的不同声音，一方面是根源于这种假定，即只存在着一种社会体验和解释方式。通过提出两种不同的体验方式，我们更为复杂地再现人们的体验，这种体验看到男女生活中分离和依恋的真理性，以及认识到这些真理如何通过不同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来获得。若想理解责任与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保持了人类发展的辩证性，就要看到这两种最终联系起来的不同体验方式的完整性。当公正伦理依据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样对待的前提发展时，关怀伦理也依据非暴力的前提———没有人应当被伤害来发展。在成熟的表现上，两种视角都应集中于这样的认识。公平与关系的对话不仅对两性关系提供一种更充分的理解，而且也给出成年人工作和家庭关系的一幅更为完整的图景。
吉利根的理论具有革命的意义。以往人们对自我和关系的界定仅仅采取了一种方式———以男性为主体的界定，并把男性的自我和关系当成整个人类的自我和关系。而道德问题不仅依赖于移情或倾听他人，也取决于有一种声音和语言，能学习和采纳他人的语言与观点。以往男人们认为，如果遵循苏格拉底的箴言认识了自己，他们也将认识妇女。妇女则认为，只有在认识他人的情况下，她们才能逐渐地认识自己。因此，男女在策略上的不谋而合不仅使妇女无法表达自己对关系的体验，也围绕着一方的沉默建立起了等级制的关系———男人不知自己已同妇女失去联系，妇女也不知道已同自身失去联系。吉利根以女性的体验为基础建立起一种关怀伦理学，让人们听到妇女对自我和关系的描述，从而突破差异等级逻辑，使父权制下等级制的道德关系变为人与人互相依赖的平等的关系。质言之，她并不想打破父权制下的公正伦理，而是希求用关怀伦理来修正和补充它。
每个生命都需要关怀。关怀伦理学是对西方社会以男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伦理学和心理学传统的挑战；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适的公正伦理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是对西方心理学理论强调攻击性、分离性和防御性，强调自我和个人权利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关怀与情感，贬低女性价值的批判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