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真实与想象混合的演变过程，每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形象如何呈现都是由西方当下经济发展现状和社会批判意识来决定的，于是，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国形象经历了被神话、被借鉴、被崇拜、被批判等等被误读的过程。
关键词：文化；形象；误读；演变
西方文化里的中国形象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始终是以真实与想象的混合形态呈现出来，这一形态是由社会批判意识来决定，批判意识趋于最弱时，形象就会与现实重合，被视为现实，反之则趋向客观。不论是最初的传教士、旅行家，还是后来的作家、学者，往往由于其所处时代、社会条件以及自身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会在他们认识中国、解读中国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误读或误解，这种误读会产生一种“套话”模式，亦即一种先入之见，再把它们汇集成各种集体描述话语，积极地参与到关于异国“他者”形象的构建中，使之成为非同源文化之间的交流方式，彼此在误读中认识“他者”，观照自我，然后随着各自对彼此认知的成熟和趋于真实，这种“套话”才逐渐消亡。
在欧洲，最早是罗马帝国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自此，最初的来华者获得了关于中国的一些碎片式的含混知识。之后的几百年间，穆斯林世界一直担当着中西方交流的中介，直到十六世纪末，欧洲的外交使者、水手等来华，才开始了新一轮相对多样丰富的中西沟通。这一时期，即使欧洲人了解的中国只是这些传教士带回的零碎知识，也足以使其陶醉其中，这种陶醉包括情感上的陶醉和智识等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方文化交流方式也趋于多元化，欧洲人将他们的热情积极投入到对中国的体制、伦理以及哲学等文化内涵的探索与想象中，开始了其与中国文化之间亲疏离散的漫长曲折旅程。回顾几世纪以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史，我们会发现，最初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是自东向西的。西方第一部描述中国的学术著作《大中华帝国史》，是西班牙人门多萨（Mendoza，1545-1618）在1585年应罗马教皇的要求撰写的，这本详细介绍了中国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以及物产风俗的书籍成为十六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学著作，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在此后一个世纪的欧洲社会，中国被基本描述成一个强大而又中央集权的，拥有强烈敬祖思想的儒家哲学体系的国家形象。当时正值明朝的万历年间，但由于万历皇帝对西方根本没有兴趣，因此，来自欧洲外交使者的示好并未获得朝廷的热情接待，航海行进途中遇挫的水手从中国沿海上岸也会遭遇长年监禁，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反而大加赞叹。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作为一名耶稣会员于1583年到达中国，生活27年直至离世。他是一位富有智慧的中西文化交流使者，不仅努力在中国儒家思想中探寻耶稣基督的精神；并且向基督教皇进谏，认为不必介意儒家思想的敬祖礼仪，因为它只是一种伦理仪式而非宗教思想。这种观点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认为中国人可以在不放弃其儒家信仰的同时皈依基督教。另一位是西班牙水手品托（Pinto），他以自己在亚洲的游历过程为内容撰写了《游历者》一书，其中提到，可以利用中国来批判欧洲的某些因素，这一观念在后世得到了有力的实践。这一时期，欧洲来华的传教士、水手都从中国带回了新鲜的资料和希望，于是也成就了一部部关于中国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品，《马可波罗游记》给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各界提供了许多中国题材：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描绘爱人之美，美人背后却是一片中国式的山水，这在西洋画界可谓颇为特别；意大利散文始祖薄伽丘的《十日谈》其中第十日第三故事，采用了“契丹”题材，颂扬一位契丹贵族的美德；菩雅多是当时最出色的宫廷诗人，他的《恋爱的奥兰度》中写英雄罗兰倾慕契丹女子做配偶的故事……这些关于中国的作品，在当时社会比雪茄还叫卖。它们被翻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和荷兰文等多语多版本。欧洲人在克服各种困难对中国文化与典籍了解一点后，却发现他们根本无法将其纳入自身思想体系中。于是，当人们面对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时，要么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要么因为文化差异或政治原因拒绝接受或者将其抛弃——这是他们要面临的文化困境。于是，在十七世纪末，欧洲出现一种菲各主义（Figurism），它提倡以一种新的手段去处理有关中国的新信息，为了证实基督教的正确性，基督教会员选择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或经典著作中寻找类似基督教的思想结构。他们在自我意识的驱使下，去认知一个异已的“中国”，然后在言说这一“他者”异教思想的同时，否认了它，而言说了自我。
例如，基督教徒在了解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后，自觉的将“大禹治水”的洪水与《圣经》中的洪水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人与诺亚的儿子之一必有联系，进而来证实基督教的普世影响，欧洲人基于此类的素材对中国进行编年史的研究，诸如此类。欧洲最倾慕中国的现象发生在十八世纪，当时正值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时期，即它们的“哲学时代”、“理性时代”，这一时期出现很多积极研究中国文化、思想，提倡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并进一步虚心向中国学习的重要思想家及学者。也出现一大批对中国进行想象性描写的作家，这些学者、作家大都美化中国、假借中国人之名去讽喻其所处时政。于是，在欧洲社会掀起一阵狂热的“中国热”风,中国以“‘中央之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道德高尚”�的形象浮游于欧洲民众心中，欧洲民众普遍地钟爱来自中国的物品，除了早已闻名的丝绸与茶之外，还有大量瓷器、漆器、皮影戏、轿子以及折扇等。另外，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也成为当时西方社会的一种时髦现象，中国的园林艺术也被竞相效仿，在慕尼黑的水仙宫以及卡尔斯鲁的雉园都出现亭、榭、塔、桥以及曲径假山等中国式的建筑。之所以产生如此大规模的“中国热”是与当时欧洲的自身境况不无关系的：一方面，此起彼伏的教派之争以及战争使他们急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氛围，正当此时，耶稣会员从中国传来关于康熙盛世的消息，一个统一强大的东方帝国，一位博学开明的君主，一国勤劳礼让的人民以及“中国”名下所拥有的一切，自然引起欧洲人无限的向往。另一方面，他们所了解到的关于中国儒家推崇的重理性、重教化、讲仁爱、讲孝悌、以人类大同为精神追求的社会风貌，正好与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提倡的理性主义、宽容精神和实现世界和谐统一的理想相吻合，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儒家哲学能迅速传播并且深入人心。然而，欧洲社会对中国的推崇在启蒙运动后期却发生逆转。首先，尽管仍有一部分欧洲学者推崇中国文化及儒家思想，但随着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一部分作家、思想家开始进行矫枉过正的反拨。例如，孟德斯鸠就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中国的法律并非依据人民的需要和权利制定而出，而是由最高统治者制定并凭借恐怖政策强加于人民的，而且，他认为中国人的忠孝是由恐怖导致的，并非出于本能，妇女也并非自然地屈从于丈夫，而是出于家族和社会的压力。另外，黑格尔（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经过被筛选以后，才能被带入历史进程之中。”他认为在中国这一古老的专制国家，忠诚、信仰和服从这一系列思维方式共同构成了中国人一种“合理的自由”，从而缺乏反思意识，失去主观自由。其次，在耶稣教会内部发生了西方宗教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导致耶稣教会的势力趋于衰竭，影响力也大大减弱，并一度被教皇克莱孟十四正式下令取消耶稣教会。最后，当然与当时的世界经济局势密切相关，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最大限度的获得经济利益已成为欧洲列国外交的主要意图，而这必然引起被掠夺国的抵制，尤其是中国，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引起了欧洲商人的愤怒，于是，一些批评中国的文章随后也不断问世。
十九世纪，“奔向中国”成为欧洲诸国的时代性活动。来华旅行及贸易的欧洲人数开始增加，再加上耶稣教会的衰弱，欧洲人对中国的理解开始摆脱耶稣会的影响，而获得更加确切、更加真实的资料。正如黑格尔预言，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强迫之下加入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到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强大的国力和贸易实力进驻中国，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方人可以完全自由地在中国旅行或者定居，于是，更多的中国文化和习俗也被西方人所了解和掌握，关于中国的游记文学也逐渐增多，孔子的著作以及其他古典文学被翻译成英、法、德语等各种语言，并且在西方社会各界广泛流传，甚至在西方大学也开始出现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歌德在其早年认真地研读了中国的诗歌，并且对中国诗歌的抒情方式表现出极大兴趣，同时预见到中国文化具有普遍性，基于此意识到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世界性文学传播交流的时代，于是提出那个后世众所周知的词：“世界文学”。除此之类，他还认为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与德国人相同，并提倡德国人向中国人靠拢并努力去理解中国文化。另外一位是美国哲学家、散文家、诗人拉夫.爱默生，他对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之分颇为关注，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屈从于西方控制的、停滞的、一成不变的、女性的国度，而中国这一“阴”的国度最终会被强大的新生力量所摧毁。七十年代开始，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步伐已远远不能适应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文明进步，工业文明的发展在改善人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的异化，遭到知识分子的质疑。于是，这一阶段，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道家学说中的人与自然和谐整体性这一观念产生了浓厚兴趣。总体来说，西方文化使者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中国探索之后，中国形象在经历了反反复复地被误读之后，到了十九世纪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尽管中国处于被动的地位，但它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中西方文化互相交流的开始，是一个西方对中国文化习俗的认识走向成熟的时代。
作者：马海婷 赵敏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