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兴起
一、２０世纪初，日本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
１．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上田茂树的革命世界史以阶级为中心，这在《无产阶级世界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叙述上看，作者着重区分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歌颂下层阶级，抨击反动阶级。此外，上田茂树还对世界史的革命性进行了深层论证。在讲到工业革命的时候，上田茂树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工业革命时期的各项发明。他指出，这些技术发明“在英吉利底纺织机械底发明上见了奇效”，推动了“英吉利底经济上及社会上的大变革”③。上田茂树认为，科学发明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又源于“社会经验”。他说：“讲到蒸汽船由何人发明，这个实在很难说；大概是无量数的社会里的经验造成的吧，一切发明都是如此。”④而这些经验又是人们在日常生产实践中获得的。这样，上田茂树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链条就清晰地呈现出来：进入文明社会后，人们开始了生产活动，并在劳动中积累社会经验，社会经验是科技进步的基础，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改变了社会关系，并最终决定了社会制度和同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阶级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脱离生产活动的资产阶级，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正如上田茂树所说的那样，“可做下一代的世界底主人翁是谁？这便是近代的无产者”⑤。总之，在上田茂树的世界史论述中，劳动阶级是革命的主体，阶级斗争是革命的表现，无产阶级胜利是革命的结果。２．世界历史的学术性。《世界历史》体现了上田茂树对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思考。他在该书中贯彻了一种“宏观世界史”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研究范围涉及全球各个地区。上田茂树用支流和干流的比喻来解释世界历史的构成。“我们究竟有了什么历史底渊源，和几个历史底支流呢？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印度，第三个是美索不达米亚，第四个是埃及……前两者合起来成为东洋史，后两者合起来成为西洋史。……这两个支流，终至会集于滔滔不绝的现代开化之干流，而入于将来国际文化之大洋”⑥。可见，在上田茂树的心目中，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系统。这本书虽然以“西方”为主体，但他用了一定篇幅叙述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涵盖了从文明初始到近代的整个发展阶段。此外，书中还提到了中美洲的古文明、大洋洲和南洋诸岛，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虽然叙述的详略程度不同，但这本书基本涉及了全球的所有地区，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历史”。其次，跨越单一民族国家界线，将亚欧大陆视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思考整个大陆的历史发展进程。这在亚欧大陆“疾病史”研究中得到了体现。《世界历史》中一共出现了两次大瘟疫：第一次是在公元２世纪和３世纪。发源于中国东汉末年的疾病跨越了单一国家的界线，在亚欧大陆两端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导致罗马帝国的衰落和中国的长期分裂⑦。第二次是在公元１４世纪中叶。源自中国的黑死病传到欧洲，大量人口的死亡破坏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而这种疾病也造成了中国的混乱，导致元朝衰落⑧。作者遵循了这样的叙述逻辑：疾病导致人口下降，而人口下降又致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这两次瘟疫一次发生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一次发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疾病加速了社会制度的变迁，间接地推动了整个亚欧大陆历史的发展。这一思路与最近几年兴起的“疾病史”研究有不谋而合之处。最后，强调跨文化交流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上田茂树认为，西方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角，是因为其进行了有效的跨文化交流。在东地中海地区，存在着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古代文明，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加快了多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正如作者所说：“为西洋文明底摇篮的东地中海岸底历史，不断地反覆继续这样的路程，常常由此增加进步底要因，给予发展底刺戟。因此，在这里发生了不断变化转换的社会底飞跃和前进。”①换句话说，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这种情形与东方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印度和中国，都有天然的障壁，可以防御这些蛮族底侵袭，而且在长期和平的文明之间迅速增殖起来的广大人口，单以数量的力也可以击退不时来寇的敌人，或能避免他底危害”②。印度与其他文明如波斯、亚述等有过接触，但这些交流只是偶然的一时的联络，没有持续性；中国地理位置上的相对隔绝和自身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阻碍了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最终导致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走向了衰落。综上所述，上田茂树的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世界史研究应该跨越民族国家的界线，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和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历史发展。３．世界历史的进化性。虽然上述两书各有偏重，但都贯彻了一种历史进化的思想，正如《无产阶级世界史》开篇第一句话所说：“历史为人类进化的记录”③。上田茂树的历史进化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历史进化的本质是经济发展。“进化”一词来自自然科学，主要用来描述生物的进化。上田茂树的历史进化观也基于此，他认为，“生物进化之法则，能使动物的生理构造适应自然的变化”④。顺着同样的思路，他认为，世界历史的进化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与某种重要因素相适应，这一因素就是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换句话说，世界历史进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经济形态发展的过程。其次，阶级斗争是历史进化的直接推动力，革命是进化的结果。正如上田茂树所说：“阶级斗争，才正是社会进化的直接的推动力，其结果就是要实现世界革命。”⑤那么，历史进化与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什么关系呢？他认为，不同的社会阶级代表了不同的生产力，阶级斗争的本质是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冲突，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历史进化。最后，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上田茂树非常强调进化论，但并没有掉入庸俗社会进化论的陷阱。他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进化论思想“只是提供了自由竞争主义底哲学的基础，给予肯定国际战争的理由，甚至变成维持阶级制度的论据。……如果把这种法则完全和动物界一样地实行，那就未免过于好杀，对于‘万物之灵’的人类是不名誉的”⑥。总之，上田茂树的历史进化观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避免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进化观。
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日本左翼世界史著作传入中国。
１９２８年８月，化名“柳岛生”的共产党人杨贤江首先将《无产阶级世界史》翻译成中文，取名《世界史纲》。９月，刘叔琴的译本由开明书店出版，名为《民众世界史要》⑦。与柳岛生译本不同，《民众世界史要》是编译，与原文有一定出入。１９２９年８月，施存统翻译的《世界历史》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中文译名为《世界社会史》。同年，三卷本《唯物史观经济史》中译本也在上海问世。日本左翼世界史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上田茂树的著作为例，从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末至少有五篇介绍和评论的文章，它们分别刊登于１９２８年的《大江月刊》、１９２９年的《开明》杂志、１９３４年的《新生》杂志、１９３７年的《历史教育》和１９３９年的《青年生活》。这几篇书评向我们展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１）影响范围广泛。１９２９年的评论认为，《民众世界史要》“优点在以最正确的眼光看过去的历史”，不足在于忽视亚洲民族，以及书中没有配地图⑧。从内容上看，这类看法只是反映了读者的直观感受，应出自普通民众之手。而１９３７年的书评不但提到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还引用了缪凤林的著作和鲁滨逊的《新史学》来佐证自己的观点⑨。由此判断，作者应属于学界人士。这说明日本左翼世界史在中国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既影响到了民间，又影响到了学界。（２）流播时段较长。最早一篇介绍《民众世界史要》的文章刊发于１９２８年１１月瑏瑠。已知最晚的一篇书评发表于１９３９年，作者对唯物史观和进化观在世界史研究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①。（３）关注内容比较全面。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译著关注的全面性。两本世界史著作的三个译本都有相应的书评。二是对主题关注的全面性。上田茂树世界史著作的三个主题即革命、学术和进化在书评中均有所体现。（４）读者反应多元化。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９年的书评是肯定和赞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者认为其能够“把我们旧有的谬误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根本地订正”②；后者则将马克思主义史观视为弥补传统史学不足的唯一方法。而１９３７年的书评虽然对“宏观世界史”的思想给予肯定，但对从阶级角度解释历史提出了质疑③。１９２９年的书评尽管针对内容取舍方面指出一些不足，但基本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史观。无论是肯定、基本肯定还是质疑，都促使人们去思考相关问题，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在吸纳日本左翼史学的基础上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并展开独立创作，如杨贤江的《今日之世界》、刘叔琴的《生活进化史ＡＢＣ》等。上述著作反映出日本左翼史学进入中国后出现以下一些变化：１．对革命世界史的继承和发展。对革命世界史的继承和发展在《今日之世界》中得到集中体现。杨贤江在《世界史纲》中提到了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无产阶级世界史》“写至一九二四年为止。顾自一九二五年以后的三四年间，世界已发生不少的变动，至少在我们中国最近一年间便有天大的变动出现，所以在译毕本书之后，译者即继续编译《今日世界》一书”④。这段话表明，在立场上《今日之世界》与上田茂树的《无产阶级世界史》是一致的。此外，该书的立足点也体现了《无产阶级世界史》的思路，即以阶级作为革命世界史的核心。作者在开篇直接点明：“普罗列搭利亚特⑤之国内的任务，就是在一切方面，破坏正在暴露破绽的资本主义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然普罗列搭利亚特要实践这个任务，便非先行获得政治权力不可。”⑥该书和《无产阶级世界史》都将革命视为世界历史的重要主题。《今日之世界》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阵营和三条战线。第一，世界当代史的中心主题是革命。该书继承了《无产阶级世界史》的革命思想，指出“这一新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又普罗列搭利亚特获得政权时代”⑦。第二，围绕着“革命”这一时代主题，作者梳理出三条战线。（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近几年的发展，“暴露了独占的资本主义之寄生虫的性质，使人百倍地痛恨托辣斯及新地开脱的压迫，增强了劳动阶级对资本主义根柢的反抗”。（２）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一方面使个个国民经济及民族的领土成为不过是在世界经济名下的一条铁锁的连环；他方面把地球上的住民分裂为二大阵营：对多数的广大殖民地及隶属国家实行榨取压迫之少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不能不作自求解放的反抗斗争之多数殖民地及隶属国家”。（３）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势力范围’及殖民地之独占的领有，各资本主义国家之不平均的发达（这是使得已经获得领土的国家与想要获得领土的国家之间，诱发对于世界地盘之丑恶的斗争的），为恢复所失去‘势力均等’唯一手段的帝国主义战争———如以上种种事情，足使第三战线即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线之紧张趋于尖锐”⑧。第三，世界当代史的内容是资本主义阵营的衰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该书第三章回顾了苏联近十年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代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欣欣向荣。第五章写的是帝国主义阵营，分别介绍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战后十年的发展史⑨。纵观全书，《今日之世界》对革命世界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上田茂树将革命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众多主题之一，而《今日之世界》将革命视为世界当代史的唯一主题，即“一个中心”。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四一二事件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天大的变动”。其次，《无产阶级世界史》比较强调阶级斗争，而《今日之世界》强调的是一种综合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还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这更具时代特色，更加全面。２．对世界历史进化观的继承和调整。对世界历史进化观的继承和调整在刘叔琴的《生活进化史ＡＢ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整体上看，《生活进化史ＡＢ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强调生产力在世界历史变迁中的决定作用，在分析历史时贯彻了辩证法等原则。但这本书所阐述的历史进化观也有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刘叔琴认为，历史进化是实现个人幸福和社会进步，而不是上田茂树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刘叔琴对进化论做了这样的解释：“夫所谓进化，原是指那徐徐地把潜伏的可能性表现出来的事情”①。在他看来，人有着巨大的潜力。要开发潜力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而将科学结论普及到大众身上的“责任似乎是落在教育者底身上”②。这里所说的科学结论，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揭示历史进化规律的社会科学。了解这些科学原理后，人们应该努力追求他们的生活目标。如果个人能在追求中获得幸福，那么社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第二，刘叔琴阐述了一种温和的社会改良观。刘叔琴在书中分析了“进化”和“革命”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异同：“在没有过大的损失和痛苦中生命能够适应着环境而起的变化：这叫发达（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或者进化（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若是那变化起得非常的激急，因而生命不能迅速地和那新的事情相适应，于是乎有了极大的混乱和灾难，破坏了旧的秩序：这叫做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所以，进化和革命底目的虽同，不过所以去达到那目的的手段却有缓急底分别”③。与上田茂树推崇革命不同，刘叔琴反对暴力，更倾向于渐进式的社会改良。正如他所说：“不解进化底原理，阻碍了自然的发达，那末，秩序就激急地乱起来，流血的破坏，可怕的革命，也就无法回避了。……我们只能极力设法去减少破坏，不靠暴动，使那进化能够在平和中顺应地进化。为此，只有一条方法，就是改造社会。”④
三、综上所述，日本左翼史学进入中国后出现了三种情况
一种是继承和发展，一种是继承和调整，另一种是被中国学界所舍弃。这三种情况都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大革命使“革命”思想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人们对“革命”有一定共识。因此，革命世界史非常容易引起中国社会民众的共鸣，其影响甚至超越了国共两党的界线。例如，作为中共党员的杨贤江和在国立劳动大学教书的刘叔琴都翻译过体现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世界史》，其在中国的影响可见一斑。当时另一种有影响的思想是进化论，它对世界历史进化观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当时中国思想界鱼龙混杂，各派都有自己对进化观的理解。虽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根本分歧，但在特定时期，两者之间也存在联系。匡互生认为，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互为补充，互为发展，相辅相成的⑤。因此，尽管刘叔琴供职的立达学园和国立劳动大学都有无政府主义背景，但马克思主义在那里仍有一席之地。中国学界舍弃的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学术世界史和反社会达尔文思想。救亡图存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研究之间存在深层联系：“一旦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被确定为首要的目标，民族主义的主题就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从一开始它就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思想意识有牵连，后者所定的目标更具普遍性。国家的生存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首先导致人们对于促成西方民族—国家优势的一切技术、制度、体系和思想进行广泛的研究”⑥。这表明救亡图存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体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盛行，因此上田茂树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二是对民族国家进行广泛研究的呼声高涨，所以主张跨越民族国家界线的宏观世界史在中国应者寥寥。第二，“劳农派”的世界史。该派产生的背景是日本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兴起。但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当时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经济学研究才刚刚起步，经济史研究也不占主流地位。《唯物史观经济史》的一个特点是理论性强，正如论者所称：“山川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史》和河野氏的《社会主义经济史》，从大体说来，与其说它是‘经济史’，毋宁说它是‘经济史的理论’，较为妥当”⑦。因此，经济、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的相对落后制约了以经济理论见长的《唯物史观经济史》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决定了这是一本广大民众难以问津的“小众读物”。
作者：邢科 单位：天津社会科学
第二篇：世界历史意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必须具备强烈的世界历史意识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学说的时候，就明确说到，这一学说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2］61。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自己的学说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也无数次地指出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条件和一般进程的学说，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一致的。为了防止有人将他们的理论变成一种地域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复强调他们自己理论的“世界历史性质”，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根本性的条件之上的，强调这一理论的实现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前提。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共产主义革命都只有在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86。虽然共产主义革命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通过这种“一下子”的行动来发生，而是在一个个国家和民族中依次发生和展开的，但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它都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革命斗争，与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息息相关，而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也从不把自己所进行的事业只是看作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事情，而是理所当然地视为世界历史事件。二是可以从中国实际方面加以说明。中国的实际首先是中国社会的实际，包括中国社会的性质、阶级分层、经济政治发展的程度和状况等等;其次是中国革命的实际，包括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等;最后是中国文化的实际，包括中国人的价值观、政治、哲学、道德、艺术等各种思想观念。如果要真正理解和把握它们，我们就必须将它们置于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去认识和把握，如果将它们从这个整体中分割或抽取出来进行认识和理解，那就不仅不能真正理解它们，而且只能导致错误和极大的片面性。因此，要认识、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实际，就必须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过去、现状及未来走向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譬如，我们要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将中国社会与整个世界、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否则，对中国社会性质就无法给出正确判断。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有的人撇开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来界定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从汉代以来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这显然是一种脱离了世界历史而孤立考察中国社会得出的荒谬结论。这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误判进一步导致的就是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如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等认识的极度混乱。如有人就认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旧民族民主革命;有的则认为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的认为应当让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再来谈社会革命的问题，真是不一而足。究其根源，这些错误看法无一不与缺乏世界历史意识或世界视野有着极大关系。再拿中国文化实际来说，如果缺乏对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的优势和相对而言所具有的缺点的了解和深刻认识，我们要么就只知孤芳自赏，认为中国的文化尽是优点;要么就是全盘否定，认为中国的文化都是所谓的“封资修”的那一套，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二、毛泽东的世界历史意识及其在处理具体历史事件过程中的表现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特别是他对中国实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之深刻和独到，这是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和称道的，但他强烈的世界历史意识和卓绝的世界历史眼光却并非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和认识，需要深入阐发。毛泽东早年在长沙自修学习期间，就特别重视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和认识。那时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读书，特别喜欢阅读世界历史和地理。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他不仅仔细阅读校方订的两份报纸，而且还自己订阅了一份。“把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之后，他裁下报纸两边或四周的白纸条，用绳线钉好。在那些不宽的长长的纸条上，他把在报纸上所见到的地理名字一个个都写上，然后对着地图看，而且写的是英文。同学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毛泽东回答说:‘我学着写英文。再则，我把世界各国所有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岳的名称记熟。还有，最重要的，报纸是活的历史，读它，可以增长许多知识。’”［3］76毛泽东不仅胸怀天下，而且擅长分析，他谈起中国以及世界上发生的事，常常是有条有理、如数家珍。“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被杀死，德国威廉二世怎样出兵，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3］75许多人同样看报，但无人能像毛泽东那样分析得清清楚楚、透彻明白。毛泽东通过阅读报纸上登载的时事新闻来了解天下大事这一早年养成的习惯一直坚持了下来，即使是在特别艰难的十年土地革命时期，也仍然如此。那时，红军每攻下一城一地，毛泽东要做的最要紧的事之一就是搜集当地的各种旧报刊杂志。他不仅要从报刊上了解敌情，而且还要从报刊上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各种新闻，一旦找不到这些，又不能得到中央寄去的刊物，毛泽东就会十分不快，反之则兴高采烈。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二月来信”所写的复信中，一面很是懊丧地说道:“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另一面则欣喜地说道:“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4］毛泽东深知要领导红军取得胜利，就必须了解国内外变化和发展着的形势，只有根据这种形势制定的方针政策才是高瞻远瞩、行之有效的，否则，拘于一时一地，难免成为井底之蛙。毛泽东的世界历史意识不仅表现在他对世界的强烈认知兴趣，而且更体现在他要将中国融入世界的强烈愿望之中。也就是说，对世界历史进行认知不是目的，将中国融入世界才是目的。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当然就是要让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所做的事，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是做什么的，只有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这些，他们才有可能认同、同情和理解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人民的事业才能得到全世界一切反对侵略、压迫的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劳动者组织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可从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认识到这一点。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当时党内其他领导人决定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向全世界宣传红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3］477-494。为此，毛泽东和这些领导人带头接待国内外记者，允许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派代表到延安进行考察访问。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一大批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贯主张，为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而努力奋斗的思想观念和各种做法，陕甘宁边区在共产党领导下呈现出的崭新风貌，以及边区老百姓不畏艰难、与各种困难作斗争的英勇精神等等，都通过国内外友人的笔端流向全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由红军改编而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也使世人认识到，正是这些曾被国民党丑化为“土匪”的共产党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真正脊梁，代表着中国前进和发展的方向。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保有这样一种强烈和敏锐的世界历史意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就不会获得世界各国的最广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也断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并获得如此之大和如此之快的发展。二是在整个大陆都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完全有能力解放香港和澳门的条件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决定保留香港、澳门的现状和它们现有的地位。这无论是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还是就现在事后来看，都是一着妙棋。其一，在帝国主义各国对红色中国所进行的包围封锁下，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特别是通向资本主义世界的窗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方便的窗口，我们也就无法了解资本主义，不能了解它也就不能战胜它;其二，保留香港和澳门的殖民地位，可以争取到英国和葡萄牙这两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至于跟美国走得太近，使它们可以和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可以削弱新生的红色中国面临的巨大压力，有利于新建立的政权的稳固和发展;其三，为在敌对状态下和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保持与国民党之间的某种联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香港、澳门最终的和平解决又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便利，由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所形成的“一国两制”模式则为解决各种国际争端和复杂的民族矛盾提供了借鉴和经验。三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事件。这虽与当时国际形势所发生的演变息息相关，但这件历史性的大事却首先是由中国接受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这件小事引发的［5］428-446。从这件小事当中我们更能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所具有的全球意识和世界历史眼光。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相应地释放出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中国自从与苏联交恶之后，面对的威胁也主要来自于苏联，为消除这种主要威胁，中国也在谋求与美国改善关系。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关切使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了改变两国敌对关系、建立正常的乃至友好的国家关系已是势在必行了。但采取什么方式打破坚冰，却是两国政府及其领导人颇费思量的事情。恰在那时，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要于1971年3月底在日本举行，中国是否派队参赛被提到议事日程。彼时文革还在进行，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很多人都不同意中国派队参赛。意见被反映到一直关注此事的毛泽东那里，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中国派队参赛。在比赛进行的过程中，中国队的队员与美国队队员有过一些接触，他们的领队向中国领队表达了率队到中国进行访问的意愿。这显然是美国政府再次释放出的一个改善关系的明确信号。究竟应不应该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这个问题再次提交到每天都在通过电话和《参考消息》密切地关注着中国队一举一动的毛泽东面前，他开始了极为审慎的思考。在毛泽东看来，“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不能不给以充分审慎的思考［5］432。就在美国队要离开日本，打道回府的前夕，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邀请美国队访华。正是这样一个决定，才打破了中美之间二十多年的相互隔绝状态，才有接下来的尼克松总统的成功访问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布，世界格局由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人非常形象地将此比喻为“小球转动了大球”。
三、毛泽东在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世界历史意识
毛泽东的世界历史意识还可以从他对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得到充分证明。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等。这些前提性、方向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正确解决，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站在何处，要向何方，要走什么样的路。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始，就通过深入社会生活实际，通过精心的调查研究，进行了苦苦的思索。这种思索的集大成者就是他写于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章关于“中国社会”的论述。这一章虽然是由其他人所写，由毛泽东修改，但主要的思想完全是毛泽东自己的。因为这些思想在毛泽东早年所写的相关著作中已有所表述，此处只不过是集中表达而已。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虽然经历了差不多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但自鸦片战争和九一八事变以来，它就逐渐成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与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所形成的新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历史的变化所引发的，是由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所造成的。“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6］630世界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性质，同时还引起社会矛盾的剧烈变更，中国社会长期的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这一主要矛盾演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种变化和侵略在带给中华民族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新的生产力的产生;这种苦难还唤醒了沉睡的人们，迫使他们做出改变，适应这种“亘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的。“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6］631中国革命是另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国革命主要包括性质、对象、任务、道路、动力、前途等，如果“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特殊的国情”，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这个革命既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6］646-647。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对象是整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以及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6］635。这个首要的敌人不是单个的，而是整体的帝国主义势力，这恰好说明了中国的革命也不是单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进行的革命，而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再拿革命道路来说，我们也不能仅看到它的特殊性，也应当看到中国革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所进行的革命的相似性，即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一种普遍性，况且各国所选择的革命道路虽主要是根据自己国情来确定的，但对国情的认识也不能离开世界维度，不同道路之间存在的互补性也使得无产阶级主导的世界革命具有了无比丰富的内容。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怎样认识这场伟大的战争，是当时各个党派、社会团体乃至全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的根本性的问题。有些人对这场战争表现出悲观的情绪，认为“抗战必亡”、“再战必亡”，且拿出许多历史的、现实的事例加以证明;有些人则表现出相当乐观的情绪，认为抗日战争很快就会取得胜利，很快就可以结束。针对这种种议论及其带来的危害，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对这两种观点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场战争所持有的最全面和最细致的观点和看法。他的结论是，一方面，抗战不会失败，中国不会灭亡;另一方面，战争也不会很快取得胜利，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得出这一结论的全部依据就是:“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6］447这一依据本身以及由它所生发出来的交战双方的特点及其变化都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加以论述的，是将中日两国置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来讨论战争的性质、攻守态势和最终结果的。如果没有世界历史这一维度，单就中日两方面来谈论这场战争，这个战争的归宿和发展态势就不会如此清楚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作者：皮家胜 刘晨 单位：广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三篇：世界历史理论的变革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情怀在他17岁时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自己职业时的考虑》中便已显露
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世界历史的积极扬弃就是共产主义。可以说，马克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赋予“世界历史”以独特含义的，标志着马克思世界理论的初步形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以实践的哲学思维方式来批判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强调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54－57这里，“市民社会”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指的就是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以实践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发展的动力以及其中所蕴藏的社会发展规律与趋势，并以这种方式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向更高社会形态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中雇佣劳动的实践活动方式使得自身必然被扬弃而走向“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即共产主义社会。所有这些，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做好了理论准备。《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正是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89具体讲就是，历史活动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现实人的现实活动，而不是想象主体的想象的活动。人们在每一历史阶段上活动都要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生产方式的制约。而伴随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88因此，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开始于资产阶级主导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2］89因此，“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4］44而对于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旨归的马克思来讲，这种异化必须被消除。而异化的消除，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89否则，共产主义只能是“地域性的”与“粗陋的”共产主义。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包括资产阶级主导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无产阶级主导的“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逻辑关联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现实前提，“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必然结果。此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社会发展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详细地阐发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他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276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但是，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从客观方面讲，“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得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278从主观方面讲，“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284马克思的上述主张，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这里不再赘述。但值得指出的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发挥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的发展状况”的观点，对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作了这样的描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276这三大形式，表现为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状态的递次演进，体现着“物”的不断丰富与“人”的不断发展的辩证的历史的统一，体现着人类从最初的“孤立”状态向“世界历史”状态的发展过程。
二前已述及，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头足倒置”的
但是，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基于自身的自由本性与发展性而实现的自我运动、自我认识与自我实现对人类历史辩证运动过程的描述，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整体性与特殊性的分析，无疑都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其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这一历史的主体与前提来取代黑格尔思辨哲学把精神当作历史发展的最高主宰的唯心史观的做法。黑格尔在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精神的领域的前提下，认为“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换句话说:“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6］58－59由此观之，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头足倒置”的。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批判与颠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4］108正因为黑格尔颠倒了物质与精神、人的劳动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的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118－11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为，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89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历史活动本身就是现实的人的活动，世界历史绝对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的表现，而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产活动所引起的交往方式不断发展的结果。其二，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观改造了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中的劳动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动力及劳动主体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在《精神现象学》关于“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中，黑格尔通过“主奴关系辩证法”对劳动主题进行了直接阐述。在“主奴关系辩证法”中，“承认”是关键的一环。主人与奴隶相互承认，奴隶承认主人是我的主人，主人承认奴隶是我的奴隶。在这种“承认”中，主人与奴隶相互依赖，主人依赖奴隶为他劳动，奴隶依赖主人而活着。但是，“通过劳动，奴隶的意识回到了他自身”。［7］这是因为，主人把生产资料交给奴隶去进行劳动，奴隶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劳动过程中，不仅改造了自然，而且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奴隶从自然界这一对象上渐渐感到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样，在劳动过程中，奴隶完成了对他自身的真实的独立的意识，个人通过劳动确证了自己。黑格尔把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这一制约着人的生成和自然界变化的改造力量变成人类历史的基本要素，这是黑格尔的一个伟大历史贡献，对此马克思予以了充分肯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319当然，尽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但是，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3］316马克思汲取了黑格尔劳动观中积极的东西，充分肯定劳动对象化在人与历史的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强调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人类历史正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这一主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了具体的阐释。他把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当作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通过对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所发生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关系的分析，揭示了生产力与人们的交往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革命根源于生产力与人们的交往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共产主义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异化劳动及其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消除，它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一真正的共同体当中，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详细、系统地论述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指出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与条件。其三，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改造了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众所周知，黑格尔是第一个用辩证法来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思想家。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辩证法实际上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辩证法，精神的运动就是发展，只有通过发展，潜伏在它本身中的东西才得到发挥和实现。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指出，绝对精神的“发展原则包含一个更广阔的原则，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在本身存在的、自己实现自己的假定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这一个形式上的决定，根本上就是‘精神’，它有世界历史做他的舞台。它的财产和它的实现的场合。……它只发展它在本身存在的东西，它使自己确实地发展到它向来潜伏地所居的地位”。［6］51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就是精神自由原则的实现阶段的连续。第一个阶段就是“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即“自然”本身就蕴涵着“理性”，精神存在的自然状态;第二个阶段就是精神从直接的自然的状态里分离出来，进展到它的自由意识状态;第三个阶段就是精神的自由意识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因此，“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现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不是人人是自由的。……各日耳曼民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先取得了这个意识，知道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的:知道‘精神’的自由造成它最特殊的本性”。［6］16－17这就是黑格尔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所表示的“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产生出来并实现自身的发展的一般逻辑的本性。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从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救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因而，“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它称之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8］112这段话表明，马克思使辩证法立足于新唯物主义基础上，这个新唯物主义就是以人的客观的、物质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其核心主张的唯物主义。这样，一方面，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抽象的、脱离现实社会的在思辨的理性天国运动的辩证法，拉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来，成为人们现实生活在观念上反映的辩证法;另一方面，马克思把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抽象的、绝对理念的运动主体，改造为现实的人这一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
三通过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改造
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蕴涵着极其深刻的方法论，它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灵魂”，舍此，马克思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历史理论。蕴涵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方法论就是他改造过了的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原则，具体表现为现实性原则与发展(否定之否定)原则。第一，现实性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73－74现实的历史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正确理解历史发展。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材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2］78－79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物质生产本身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二者构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因而，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也正是如此，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于一定阶段上的生产力与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分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所造就的世界历史状态。“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88－89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共产主义的实现。第二，发展原则。黑格尔认为，历史辩证法与历史主义是同时并存的。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出现看作是“精神”借助于人的热情与欲望，并通过特定的民族精神，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展开的实现其自由本性的历史过程。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是被理性所决定，在时间中实现其目的与计划的行动过程，理性的目的和行动贯穿于人类全部的历史活动中，世界历史就是精神在空间中发展的一种合理的过程。与黑格尔相反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活动本身就是现实的人通过其现实的活动实现其目的的活动，世界历史绝对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的表现，而是人的生产活动以及包括人的生产活动所引起的需要的结果。对马克思来说，哲学用来观察历史的唯一依据就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而历史从最终的决定意义上是被人们的经济活动所决定并通过大量偶然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有规律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8］10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后，指出它们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劳动对资本的关系，或者说，劳动对作为资本的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这个历史过程曾促使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劳动者本身从事劳动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解体。”［5］490同样，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狭隘性必然造成自身的解体，成为共产主义这一新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马克思指出:“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实现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无阻碍、不断进步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5］539资本作为过渡点，表现为它自身的发展是一个扬弃的过程。马克思以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展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269这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在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就的巨大生产力与普遍交往程度的基础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所导致的财富大量被资本家占有的弊端，对古代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在更高阶段上的回复。
作者：苗贵山 周志瑾 单位：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四篇：世界历史发展特点
一、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特点
1.科技革命空前高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科技的发展，国际竞争也越来越趋向于科技领域。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曾发生三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电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二战后爆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技术、合成材料的发明、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从40年代末开始，60年代不断高涨，80年代初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至今仍方兴未艾。这次科技革命不同于前两次的是它持续的时间长、范围广、影响更大，是世界性的全方位的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引发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阶级结构以及物质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就其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世界的影响而言，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2.世界政治显著进步。二次大战后，政治民主化成为一股潮流，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政治民主化首先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战后，一大批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政治上取得独立，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新独立国家逐渐形成第三世界，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极。这和战前的强权政治、殖民主义相比，显然是一个大的进步。战后，世界各国国内的政治民主化也不断向前推进。经济与政治不能分割，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时，都涉及政治民主化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治民主化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也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许多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后，也进行了民主改革，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当然，当今世界仍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军人干政等现象，政治民主化将是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3.思想文化异彩纷呈。战后世界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层面。思想文化的发展既折射出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它本身也是现代世界文明不断前进的组成部分。战后世界文化高度发展，各种思潮、不同意识形态相互渗透、相互竞争，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此外，新科技革命创造了更高的社会文明，人们可以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媒介物中得到各种文化信息。据统计，从1945年到80年代末，全世界平均每年发表科学论文500万篇，平均每天约1.4万篇。70年代以来，世界每年出版图书50万种，平均每分钟就有1本新书出版。当代世界思想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从最普遍的人类观念到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从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到各类学术思潮，从文学艺术到宗教，不同类型的思想文化交融碰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各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既统一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又展示出不同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征，多样性的统一是当代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4.全球问题日益突出。全球问题是指关系全人类利益、涉及全球范围、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构成威胁的消极事态，它需要世界各国一致行动，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此概念由罗马俱乐部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先提出，罗马俱乐部将全球问题又称作“人类困境研究”，专指那些可能导致现在和未来“人类困境”的若干重大问题。全球问题的特点是全球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交织在一起，相互牵制相互影响，例如人口爆长、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生态恶化等等。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使全球问题日益引起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强烈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只靠个别国家或组织，只有世界各国之间相互协调与合作，靠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前苏联学者马克西莫娃认为，全球问题具有如下性质：具有真正的全球的、全世界的性质，涉及一切民族、所有国家及国家集团的切身利益；具有对全人类的威胁性，如果不能求得解决，或将导致文明的毁灭，或将引起人类生活条件的退化、生产力的倒退；具有紧迫性，要求解决，不得延误；具有协作性，要求所有国家、民族、全世界共同努力、协同解决。
二、世界当代史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不能将世界当代史只当作国别史、国际关系史，还应注意科技、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影响。受苏联教学观念和我国传统教学思维的影响，我国高校对于世界当代史教学长期只注重国别史、国际关系史，教学内容侧重于：美国、苏联、西欧、日本等国战后的发展演变；美苏冷战的形成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进程。这样，就把世界当代史变成了国别史加国际关系史的综合。由于世界当代史时期发生的事件与现实密切相关，很多内容就是当前世界发展的现实，因而不少学者甚至认为世界当代史不是一门学科，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范畴。这种看法也影响了世界当代史的教学。实际上，世界当代史与国际政治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对此，彭树智先生指出：“国际政治学着重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现状，比较直接地为国家现行的对外政策服务……历史学（包括当代世界史）是通过阐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帮助人们理解过去和现在，并预测未来。当代世界史与国际政治学不同之处在于从历史基本规律方面提供论据，而不是直接从理论上提供论据；在于较强的教育性，而不是强烈的资政性；在于求系统、深入的探讨，而不是及时性、敏锐性。”世界当代史除了讲授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战后发展演变外，不能忽视战后世界科技、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影响。战后科技革命呈现前所未有的新内容、新特点，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当前，重大科技发明、科技发现不断涌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战后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也不断加深；战后各种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层出不穷，指导了世界和各国经济的发展。战后思想文化也出现许多新潮流、新变化，呈现异彩纷呈的局面。对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思想文化的繁荣，学生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和切身体会。笔者在授课时，除了用专门的章节介绍战后科技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在讲述有关国家时，也注意阐述相关国家科技、思想文化的概况及影响，如美国、苏联、西欧、日本的科技政策，西方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新流派等。而各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概况更是授课时的重要内容，如苏联的经济恢复、美国的经济调整、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改革、“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等等。2.不能将世界当代史当作各地区、国家、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应从宏观视角进行整体分析。二战结束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史学家开始以全球眼光来反观人类社会的进程，形成了以整个人类或全球为研究视角的“全球史观”。“全球史观”由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首倡，是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这种观点提倡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要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平等地考察世界上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的历史，同时要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从全球宏观和联系的角度进行考察。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所说的：“世界历史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研究世界历史所形成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所形成的观点。”但当前我国世界当代史教学观念、教学内容体系总体上仍较为陈旧。世界当代史的教学，主要仍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大体系、三种力量、各个地区和国别的发展演变，而从全球角度来考察和论述当代世界显得相当薄弱，对于全球性问题涉及很少。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变和世界当代史教学的现状，使得用全球史观与整体史观建构教学体系成为世界当代史教学的重要任务。以全球史观与整体史观指导世界当代史教学，首先必须抛弃“欧美中心论”，把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放在平等地位，置于全球和世界整体视角之下。因此，在世界当代史教学中，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欧美发达国家在战后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主导地位，但更要看到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其次，要从整体史学思想出发，不能仅讲述纵向的时间演变，还要考虑横向的联系，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与比较，重视世界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如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及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后西欧的一体化进程；冷战后世界的一体化与多样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的作用等。第三，要重视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及影响，并从全球视角阐明世界各国共同合作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世界当代史教学中，除了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传统内容外，对当前影响人类生活甚至生存的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短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环境灾难等全球性问题应予以重视，并从全球视角分析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分析了科学发展所造成的全球性问题：生态不平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城市化问题，大规模的移民而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他特别强调这是“全球的责任”，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必须要有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感。3.不能将世界当代史只当作外国当代史，还应注意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历史专业中中国史与世界史教学处于较严重的分立状态。中国史教学较少提及世界史内容，世界史教学也较少联系中国史知识，历史学教育因此很难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知识体系，学生缺乏对中外历史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理解。要改变这一状况，从事世界史教学的教师应注意从世界史视角对中国史问题进行解读。世界史教学应努力向学生阐明中国史与世界史一体及互动的观念，即中国史是世界的中国史，世界史是中国的世界史。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世界当代史的重要内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持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中国的诞生使美国在远东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鼓舞了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是二战后最重大的国际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中国的成长壮大，促使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改变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中国的成长壮大，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威望，也进一步加强了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力不断提升，当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因此，讲授世界当代史，不能对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视而不见。笔者认为，在世界当代史教学中，至少应在以下方面讲述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诞生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改变；新中国成长促使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对第三世界权益的支持与维护；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参与。4.世界当代史不应只注重历史，还应注意当前热点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世界当代史是距离现今最近、变化空前迅速、内容最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时空范畴的现实性、不确定性和内容不稳定性的特征。世界当代史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历史，世界当代史的诸多知识、理论、观点、体系总是会时时受到现实时事的检验。正是与时事现实的紧密联系，才构成了世界当代史课程独有的机遇与挑战。因此，在世界当代史教学中，不能仅注重历史事件，还应注意当前热点问题，结合热点问题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如针对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可以以“钓鱼岛问题的由来”为专题进行教学。针对阿以冲突，可以设计“阿以冲突的由来与中东和平进程”的主题。其他一些热点问题如阿富汗问题、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伊朗问题等等，在世界当代史教学中都可以设计专题进行分析。世界当代史是研究二战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当代世界最显著的特征是日新月异与动荡多变，因而世界当代史是动态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当代史必然会代替现在的当代史。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当代史是历史、现状、未来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门学科。因此，我们不仅要对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还应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思考，这是世界当代史这门学科特殊的使命。世界当代史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研究的内容是当代风云变幻的世界，因而这门课的教学既面临机遇又具有挑战。我们应抓住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特点组织教学，以全球史观、整体史观构建教学内容与教学体系。这样，既可以将当代世界相互交融、相互依赖的时代特征呈现出来，又可以为学生树立全球史观，使他们具有全球化视野。
作者：洪共福 单位：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第五篇：世界历史发展的关系
一、本土与世界的关系
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突破文化地域性的内在要求文化的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是一种共时性的地理空间坐标。中国文化不应当只是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的文化精神，还应当成为世界文化中一种有效的文化秩序。在西方主导的当今世界，中国文化如何打破地区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离不开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也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深入挖掘。前者是五四的革命文化传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后者则是当今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后对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呼喊与必要诉求。而一个国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2〕的文化自觉意识。２．文化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内涵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本土与世界的关系，与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地区性与普遍性、趋同性与差异性等等辩证关系紧密相关。应该说，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中有中西文化之争，但是中西之争更多的还是呈现在本土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3〕也因此，在比较之中对于文化的审视当渗透这样的批判意识。笔者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的第一层面是文化本位的思考，进而进行方法论高度的思考———中西横向对比分析。本土与世界在中西文化之争的第二层面，是现时代背景下地区文化的文化全球化问题，即中华文化圈的扩充问题。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有诸多的挑战，中西文化之争在所难免，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原本属于制度创新的东西，在中国都是作为符号而被引进”，〔4〕这就不能不涉及对自己的文化的认识与别国文化的深入认知与准确把握。“各种文化只有通过某种程度的比较才最有可能自觉，并且认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当两种伟大的文化力图以同情之心相互理解，诚恳地相互模仿时，他们各自都会得到成长，他们在相互接触之后能够更忠诚地保持其自身的全部特征。”〔5〕可见文化的自信是在比较分析中得出的，也是比较分析后实践发展经验的结果。３．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需要中国文化注入活力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看，整个时代处于启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主张理性、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是否足以满足现在及未来世界的需要，主张批判思想的启蒙本身是否该受批判，这是值得深思的。事实上，中西方许多思想家已经在中西文化对比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马克斯·韦伯在分析文化因素时指出“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的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宰制世界”，〔6〕梁漱溟坦言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理想归宿，并且认定“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7〕杜维明反思启蒙的危机并认为儒学的人文精神有光明的前景，而“不仅仅是我们，还有西方的杰出知识分子，都认为启蒙所代表的启蒙理性，没有办法带领人类走过21世纪”。〔8〕进而引申出来的问题是，启蒙危机是否可以在西方文化系统内部得以解决，如果解决得了，这可以通过对自己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与发展即可。但是如果这样的问题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死结，那么内部的拯救无疑是没有效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范围内文化资源的新一轮整合与文明秩序重塑是必要也是必然的。
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相对于本土与世界的地理性，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是一种历时性的历史时间坐标，这就要求我们历史地看问题，什么是历史地看问题，就是这样以历史的方式，放在历史的环境背景下进行思考，而不是想当然。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矫枉过正是一种必须，那么现在，根基于无而批判，则十分微弱而苍白。也便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看待文化问题，就不能没有文化的语境意识，即历史时代背景意识，要认清当时的形势与问题的严重性与否，否则就不是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的科学态度了。１．认识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是古今转型的题中之义一切人类文明都是历史地生成的。我们的社会文明发展到如今，是历史的发展的结果，要开新，就必要反本。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化的发展无以为继。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寻找我们精神家园的过程。去诸空傍，内省自依，这是一个文明古国应有的文化自信。而近现代史上几次文化的断裂之痛，依然是如今建设精神家园的硬伤所在。吉登斯说过，现代性作为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并没有与传统彻底决裂，而是在利用传统和习惯进行秩序重建。〔10〕因此，继承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不仅是我们国家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使然。一个曾经无比辉煌的文明古国，如何在现代世界的舞台上重放文化之光芒，浸润人类的心怀，这是我们每一个国人的共同使命，这也是文化强国发展战略中古今转型的题中之义。２．把握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要有独立的判断标准传统不等同落后，现代不等于先进。将传统等同落后，将现代等同先进，是一种缺乏历史视角的片面思维。一种问题所具有的多面性，往往不是一般理解意义上的简单。往深处挖掘，常会有许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比如对礼的认知与把握，对信与仁的问题。这里面生出的许多问题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切实遇到的张力与紧张，但却缺乏一种深度的理论进行解答。因此，在把握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中，一方面，尊重文化本身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另一方面，尊从事实的发展，历史前进的轨迹必将是留下合理的，淘汰不合时宜的。如今中国的崛起就是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中进行的，同时又有着世界背景。我们发展的问题是，我们如今面临的诸多问题，是自己的文化系统可以解决的，还是不可以解决而需要借力西方，如需要的话，什么是本什么是末，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能含糊。必须强调的是，文化的传统之力是不容忽视的，正如伊夫·瓦岱指出的那样：“即使传统看上去按部就班地在现代性面前不断后退……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了它在现时和当代历史时期中的作用。”〔11〕３．分析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要深入文化心理结构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是在历史的纵轴上展开的，体现在古今纵向对比之中，而要构建文化现代性，还必须更深入地挖掘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过程也是文化心理学的内在建构过程，因为历史发展之中沉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早已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文化的心理结构是一种定型的东西，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方式与行为习惯。此外，文化心理结构还是人类社会本体的一个内在方面，与物质文明的外在结构相对应，也就是精神文明结构。近代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对古代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某种继承。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指出“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因为这种民族文化心里结构的沉淀，我们就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根本处找寻根据，并进而根据现代的需要赋之以新的内涵，并不断在现实实践中使之发展创新，便是延续文明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课题。
三、虚拟与现实的关系
网络时代是时间之经与空间之纬在时空坐标中的现实连接点，网络文化成为现代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最主要的领域之一，也是各种思想文化交汇与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平台。在现代化的网络时代，横纵结合下的立体网络环境及其特征分析，就必然融现代文化精神于世界眼光与历史深度之中，就必须有时代文化环境与历史文化背景意识。也因此，对虚拟与现实的关系把握当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哲学的现实性理解出发，才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深入分析虚拟与现实的关系，进而在正确把握这一现实性关系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１．从本体论的深度把握虚拟与现实的关系把握虚拟与现实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本体论关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之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2〕因此，现实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在根本上决定了人的物质与精神生产，虚拟世界的数字化生存方式本身是脱离不了现实性的生产关系的。现实是虚拟的基础，虚拟是现实的反映，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性是以现实性为前提而存在的。现实是绝对的本体，虚拟是相对的本体，但不具备与现实相对等的本体论的意义。“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出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13〕２．从方法论的高度认识虚拟与现实的关系网络文化所涉及的第二个层面是方法论关系。坚持辩证的分析方法，将虚实之辩进一步展开可以发现：虚拟是对现实的虚拟，离开了现实，虚拟难以为继；而虚拟又是互联网对现实影响的体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就应该对信息时代的特殊性与独特性有更深入的认识与把握，并将之与文化的深层问题联系起来。网络时代的到来所引发的信息革命，使得网络文化的建设成为文化建设的时代课题与必然要义。网络文化建设要渗透现代文化精神，就应该充分依托网络信息技术的优势。互联网催生了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有着传统的文化宣传所难以企及的高效率与影响力。既然“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4〕既然“人不仅能够改造环境，也能不断赋予环境以新的意义”，〔15〕那么网络文化环境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网络新特性，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充分把握虚拟与现实的关系，在两者的双向互动中营造健康和谐的网上精神家园，积极占领网上思想文化建设的新阵地，这必将为现实社会的文化建设打开新局面。３．从认识论的角度思考虚拟与现实的关系从世界历史文化的层面看，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网络的无国别性，对消解文化的本土性有着十分大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接受新事物快而历史文化根基尚浅的年轻群体，批判要放在深层次的语境下进行。网络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只有深切把握历史环境背景的特征，才能真正发展文化。从世界历史现实的层面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6〕世界一体化的脚步在信息革命的时代逐步加快。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实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并将进一步发展。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把握文化坐标下的重要交叉问题，结合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这三重维度综合思考便发现，第三重维度———文化的现实性与虚拟性的关系，应当在文化坐标的横纵空间里寻求综合创新的可能性，因为创新是网络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综上所述，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虚拟与现实这三大关系问题构成世界历史视域下文化建设的主要关系范畴，三大关系是三位一体的整体性关系，贯穿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全过程。纵横之间，文化的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交织其中，我们既要走出狭隘的地区民族主义，又要避免抽象的普世主义。既要借力西方，又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认知与挖掘，因为这才是与开放时代背景下文化建设相适应的开放心态。中国完成现代化，有待于从文化中国现代化的路径进行艰难求索，这是一个在统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开展的战略高度进行论证的过程。文化的建设要有对自己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必然以对自己国家文化的深刻认同为基础，体现为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整合的信心与魄力，而中华文化的特质亦能构成当今及未来世界对本土文化的呼唤与需要，由是不能没有对本土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同时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网络时代所催生的信息革命有对文化软实力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把握网络时代的新形势与新特点，深刻认识文化建设中统筹全局的三大关系，在文化坐标系中寻求综合创新空间，最终实现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作者：刘礼 张瑜 单位：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