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９５２年的玛丽·弗莱克斯娜系列讲座和１９６５年的梅隆系列讲座中，以及在一些论述浪漫主义思潮的论文中，伯林所思考的主要问题都是如何反思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由此，他提出了“浪漫”意义上的自由概念。此为其后来在１９５８年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讲中所提出的“积极自由”概念的前身。
一、浪漫主义的起源及其思想特征
（一）浪漫主义的诞生
在近代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已从过去对人的崇拜，发展到相信人类理性能完美地了解整个世界。然而，罗素却指出：“启蒙运动主要是重新评估了独立的思考，从字面上看，它主要是为了传播光明，消除过去普遍的黑暗。人们可以凭着强烈的献身精神致力于这种运动，但它并没有因此成为崇尚激情的生活方式。同时，人们还感受到了另一种对立的影响，即更为猛烈的浪漫主义力量。”
［１］３７３浪漫主义是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重大的思想事件。卡尔·施米特、卡尔·曼海姆及伯林等人都非常重视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研究价值。
曼海姆认为，浪漫主义的兴起源于启蒙主义理性化倾向达到了它的外部极限，把非理性从这种世界构想的每一个角落都清除出去。“浪漫主义作为启蒙思想……的经验反动，……正好寄居于那些仅仅作为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威胁要制服的残余潜流的生活态度和领域。”［２］４６若我们承认理性和非理性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则我们就要把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理解和接受为这样的两种因素。
伯林认为，浪漫主义绝不仅仅只是一场艺术运动，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等）都受到了它的强烈影响，而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剧烈变动正是始自浪漫主义运动。伯林将浪漫主义作为一场革命而与另外三场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和俄国社会和经济革命）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同样深远［３］ｘｉ。
总之，从历史观而论，浪漫主义起自对过分强调理性和普遍概念的启蒙运动的反动。它推崇情感，主张想象力的创造性发挥，坚持美感第一的美学标准，其共同点在于用丰富的生命哲学来取代理性与概念。“就此而言，不少哲学家应视为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某种形式的结合。如康德、黑格尔就是把理性在某些方面加以浪漫主义膨胀，从而使他的观点成为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
［４］１１１－１１２因此，伯林说，康德一方面痛恨浪漫主义，另一方面人们又视其为浪漫主义父亲之一［３］６８。
（二）浪漫主义的思想特征
浪漫主义运动作为１９世纪初波及全欧洲的一次文化和文艺思潮，其产生的基本原因都是一样的。
但这些共同的历史因素由于各国社会和文化特性的不同，使得浪漫主义运动在各国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理论纲领上并不完全统一。伯林这样来概括浪漫主义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性：“浪漫主义者要么是进步的，要么是保守的。在法国革命后的激进国家中，他们是保守派，要求回归黑暗的中世纪；在诸如１８１２年后的普鲁士这样的国家中，他们则是进步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遇到革命的与保守的浪漫主义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把浪漫主义与任何已知的政治观点捆缚在一起的原因。”
［３］１２７然而，浪漫主义既是多元的，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各具特色的浪漫主义中包含着一些共同点。
首先，“浪漫的”（ｒｏｍａｎｔｉｃ）一词最初是指以称赞的目光观照想象中和情感上的事物的一种心情。
导致浪漫主义运动登上文学舞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是整个１８世纪思想逐步演进的结果，因为“浪漫的”这一术语及与此有关的独特性、创造性、天才等词汇，只能是重新肯定人类价值的产物，这不仅影响到创作风格，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的整个价值观和自然观。浪漫主义运动正是这些变革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高潮［５］１８。
其次，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产生的基本背景相同：第一，它的出现是对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反动；第二，它在欧洲各国不只是一种文艺运动，它同时体现在政治、宗教、历史学、哲学、语言学、神话学等之中；第三，浪漫主义美学在理论上几乎都持有情感说、象征说和历史主义观点［６］５３３－５３４。
最后，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相同。在伯林看来，浪漫主义运动的实质与核心可概括为两个要项：第一是不屈的意志；第二，事物不存在本质和稳定结构及任何我们必须要去适应的某种模式，我们所面对的只有宇宙无尽的自我创造［３］１１７－１１９。
这种实质与核心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如下：第一，主体中心主义。浪漫主义在说明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总是从个人内心体验而不是从客观外界事物出发。因此，个人的唯一性、独特性及人类活动的不可预测性成为浪漫主义者特别强调的语汇。第二，机缘主义。浪漫主义运动遵循通过创造性想象而改造一切的原则，这种创造只是一种偶然的、非理性的、纯精神性的即兴发挥。第三，折衷主义。“浪漫主义政治思想是对自由派和保守派思想的一种‘综合’，这种‘综合’表现在：他们既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又强调共同体的价值；既以进步、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又十分关怀过去的传统、历史的连续性；既承认人的理性的价值，又批判理性主义的危险性。”［７］
二、“浪漫”意义上的自由概念伯林指出：“从强调理性到强调意志，这一重点的转移产生了一种自由观念：它不是不干涉的观念、不是允许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观念，而是自我表现的观念，将你自身强加于介质之上的观念，清除你自己的障碍的观念。”［８］７１在这里，伯林提出了两种自由观念，即近代理性主义消极意义上的、没有干涉的自由与始自浪漫主义运动的意志自由，并且认为它们之间尖锐对立。
伯林认为，浪漫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首先是康德的“意志自由”。文德尔班指出，康德的三大批判正好位于“启蒙运动时期与浪漫主义时期之间”［９］７３１，即承上他是启蒙运动的结束或完成，他为认知理性划定了界限，从而保证了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启下他又是浪漫主义的开端，因为浪漫主义时期的哲学产生于他的后两个批判，它们试图把人的理性本性界定为其行为和社会秩序的根据［１０］９３。当康德以“限制知识，为道德自由留地盘”的独特方式解决启蒙运动内部理性与自由的矛盾时，他并未偏离理性主义，而是进一步发展了理性主义，即他把理性从科学理性扩展到了道德理性，并且提出了一个基本结论：知识的价值在于道德的价值。因此，康德哲学的主题不单是认识论或道德学问题，而是主体性问题，自由才是其哲学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６］３７３。
在康德看来，意志就是理性的实践能力与实践理性，意志与理性是实践理性的两方面。康德伦理学要揭示自由的规律，就是要找出实践理性的法则，解决意志与行为应当如何的问题。于是，意志成为康德伦理学的出发点。对此，康德提出了指向自由这一中心的三条道德法则，即善良意志、绝对命令与意志自律，从而把道德的根据和价值标准从主体外部转移到主体内部，把自由理解为自律，并与道德法则结合在一起，使道德他律变为道德自律。康德的“自由”是指人的意志的一种能排除一切外来势力干扰、摆脱自然因果必然性、感性欲望的制约而进行独立自决和判断的能力。只有在意志自由时，人们才能服从道德规律。因此，康德说，要维护道德，就必须假设人的意志自由。之所以要把意志自由引入伦理学，其用意在于阐明人的道德责任。因此，在康德学说中，个人责任是一个核心概念［１１］１７５。
康德认为，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只有在其受自由观念支配而行动时，才是他自己的意志。只有在拥有意志自由时，人才能对其行为负有道德责任。伯林指出，康德否定所有的决定论，强调人的意志，认为极其重要的中心命题是：唯一值得拥有的是不受束缚的意志［３］７５－７８。因为人的一切行为若都是被决定的，则道德问题就被取消了。否定自由意志，就是否认道德和人作为人所应当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伯林认为，选择能力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人所须具备的条件，康德关于意志自由的学说与人的选择能力概念之间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１２］。因此，康德强烈反对任何人支配人的行径，认为家长制主义是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是可任意地向善或向恶，否则理性地选择善就无任何价值。只有当我能自由地选择时，我才可被视为负有义务或责任，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者，因为理性与理性选择是人性的本质，是人作为自由的本体区别于事物和野兽的本质［１１］１７６－１７７。正是由于康德认为意志自由不仅指意志具有绝对自发性的能力，而且指意志的决定能够独立于一切经验的条件，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能力，它所遵循的法则同时也是普遍的理性法则，所以，伯林认为康德仍然属于１８世纪的理性主义范围。但无论如何，康德的体系却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由此，他迈入了浪漫主义之父的行列：一方面，如果人的本质是自我主宰———对自己的目的和生活方式的有意识的选择，则这种观点就是对于传统真理符合观的颠覆［１１］１７８－１７９；另一方面，一些康德的浪漫主义继承者则因此而得出了“价值是律令，它们是被创造的而非发现的”这样一整套理论。
其次是费希特的“同一自由”。伯林指出：费希特的“知识学”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权威学说；他的《对德意志人民的讲演》一文在后来引发了汹涌的民族主义情感，并在１９１８年后成为德国人心目中的《圣经》［３］９３－９５。这一切都是与费希特的“知识学”中所蕴涵的自由观分不开的。
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主导概念是自我。与启蒙运动的标准化和简单化相反，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多样性或多元论，是追求、欣赏独特和个别而不是普遍和一般。这种自我观念，尤以费希特的知识学最为典型。费希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哲学应该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但是他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将康德的道德原则发展成为了浪漫主义哲学。康德认为，只有当我们的行为是普遍的时，它才是道德的。我们检验行为道德与否的方式是看我们能否从我们的行为准则中形成一个普遍法则。费希特则主张，知识不超出感觉经验范围，“自我”是一切知识绝对在先的、无条件的根据，它不依赖于他物而独立自存，“非我”则依赖于“自我”。因此，自我为了自己的绝对存在需要客体与自我的一致性。费希特指出，事物之所是，不是因为它们独立于我，而是因为我使它们如此；事物依赖于我对待它们的方式及我对它们的要求。因此，不是因为食物摆在我面前我才饥饿，而是因为我饥饿，某物才成为我的食物［１３］１６３。按照费希特的自我论，自我始终有一种向往绝对的、独立的自我活动意向。它要成为一种“为我自己、由我自主”的绝对自我。因此，自我必须独立和自由。对于作为伦理冲动的实践自我来说，对理想目标的追求就是自由。这就是说，自由不是实践自我的既定事实，而是“应当是”的东西。与康德一样，费希特也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即自我的本质。在他看来，人的天性是完整与统一的，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和自由。无独立与自由，就无人的尊严。所以，自我即个体必须绝对自由。“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浪漫主义观念：世上最重要之物是正直、献身精神。”［８］６３伯林指出，由于１７至１９世纪德国人在政治、经济上的落后，所以，“自由这种想法一方面成了在实践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另一方面成了一种强烈和热切追求的理想。”［８］５４这种思想状态就是两个自我（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学说产生的根源［８］５５－５７。康德强调内在自我的学说对费希特、德国浪漫派哲学家及在总体上对欧洲思想意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些思想意识中包含这样一种学说：世上唯一有价值之物是真正内在的精神性自我的某种状态。真正的理想不能依靠受制于外在环境之物，而要依赖和奉行一种内在理想；它必须完成我真正自我要求我去做之事。真正的理想将遵守道德律令。如果这些律令由外在力量所颁布，则我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行为是我自己作出的，那我就是自由的［８］５７－５８。
费希特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唯心主义。
他反对康德把自在之物看作是客观实在基础的观点，认为自在之物纯粹是一种虚构，只有人的精神才具有实在性。他把康德的自我意识绝对化，认为一切依据外物说明意识的哲学都是唯物主义的独断论，从而将一切都归于自我的创造之物。于是，“道德不再被看作是利用发现道德事实的特殊才能可以发现的事实的集合……相反，道德是命令的结果，因而是不可能被发现的。它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它是被人为制造的，而不是被找到的。在这方面，它接近于艺术创作。”［８］６０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观念。在伯林看来，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行为是为了回应其某种内在冲动的要求，他投射出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持续性活动，是一个行为过程。因此，费希特把我们生存的目的看成是行动，认为只有行动才能体现和决定人的尊严，才能创造价值和尽到人的责任。于是，在费希特那里，行动成为一切。后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也认为运动即一切，运动之外什么也不是，从而赋予运动变化以实体性地位。
费希特从自我的绝对性推论出主体性道德，强调自由，反对限制；强调自律，反对他律。然而，伯林又指出：“费希特的思想出现了重大飞跃———从孤立的个体飞跃到作为真正的主体或自我的群体。”［８］６６这就是说，费希特的“自我”，不是个别人的自我意识，也不是受他物制约的意识，而是一切个人的共有属性或普遍意识，是一个超级而神圣的自我。他认为，个体的人离开社会就什么都不是。因此，他说：“人注定是过社会生活的；他应该过社会生活；如果他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人，而且会自相矛盾。”
［１３］１８于是，费希特把自我与自然、上帝、历史和民族相等同了。其结果是：个体的自决变成了集体的自我实现，民族变成了由统一的意志所组成的共同体，它在追逐道德真理。“康德尊重人性以及它的神圣权利，费希特把自由等同于自我肯定，等同于将你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等同于消除你愿望的障碍，最后等同于一个获胜的民族阔步前行去实现它的命运，以回应超验理性向它提出的内在要求，在超验理性面前，所有物质性的东西一定瓦解。”［８］７３因此，在费希特这里，个体自由已成为超个人的东西所作的某种选择。正因如此，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猖獗时期，有些哲学家试图证明费希特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来源［１４］ＸＸＩ。
再次是弗·施莱格尔的“反讽”。伯林虽然对于“反讽”着墨不多，却准确地抓住了它对浪漫主义运动的意义所在。在一定意义上，“反讽”是浪漫主义者的一种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反讽概念以弗·施莱格尔的解释最为著名。其反讽模式是：自我要把握自身，就必须自我界定，但其所划界限却违背了自我本质上的无限性。于是，自我还要不断地超越自身所划定的界限，重新界定自己，然后再超越界限，以至无穷。这种永无止境地从反面对一切自身划定界限的超越称为反讽［１５］２７４－２７５。伯林指出，对于弗·施莱格尔来说，要反对思想的僵化、任何形式的稳定及生命之流的冻结，其唯一的武器就是“反讽”。
反讽虽然含义模糊，但其基本意思是指：任何命题都有与其相矛盾的对立面，它们都是同等的真实之物。
于是，反讽成为逃离逻辑束缚的唯一路径［３］１１７。“初看上去，施莱格尔关于反讽的简略构想与黑格尔哲学中所谓辩证法的作用极为相似。……反讽与辩证法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以自己特有的手段、即否定性来矫正有限世界（黑格尔称之为‘理性世界’）的否定性。”［１５］２７９对此，罗蒂虽然认为黑格尔为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开启了一个反讽主义哲学的传统，但又认为，“黑格尔所谓的辩证方法，根本不是一种论证的程序或统一主客体的方式，而只是一种文学技巧，用来从一个语汇平顺、迅速地过渡到另一个语汇，以制造骇人听闻的格式塔转换效果。”［１６］１１２－１１３他还认为，“辩证法”现已为“文学批评”一词所取代。这样，黑格尔就“促使哲学变成一个文学类型”［１６］１１３。可见，罗蒂根本地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所具有的哲学意义。表面看来“反讽”是一种辩证的观点，但“与黑格尔思想不同的是，这种否定不涉入绝对的空间，只处于对绝对的永久渴念之中。”［１５］２８０于是，其结果必然是走向相对主义，因为这种所谓的“辩证”观点已成为一种文字游戏。这就注定了“反讽”的实质之所在，这样它才能成为浪漫主义的一种思维方式。
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的根本精神在于其无限的绝对否定性。他说：“说它是否定性是因为它只否定；说它无限是因为它并不是只是否定这一或那一现象；而说它绝对则由于它否定是由于一个更高的否定。”［１７］１１０对于反讽精神的根基问题，他说：“反讽是一个不断消解自身的立场，它还是一种要消耗一切的虚无，同时又是某种人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的什么东西；它既是又不是这个东西。”［１７］１１０这就是说，反讽什么也不确立，反讽者也不想提供任何问题的最终答案。这是因为，与传统哲学观点不同，反讽者并不认为外在世界中存在着真实的本质，而我们有义务去发现这些本质，这些本质也倾向于协助我们去发现它们。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任何东西都没有内在的本性或真实的本质［１６］１０７－１０８。在艺术创作中，反讽的这一本质表现为艺术家超然于作品和现实之上，保持主体的绝对自由，既不受题材的限制，也不受创造物的束缚。反讽是一种通过特殊语言方式表现出来的要把所有有限的东西相对化的情感。
这样一来，人的精神就不再感到会有什么东西来束缚它了。因此，反讽不只是一种艺术风格或艺术手法，它实际上体现了人的主体的自由力量，是人的意志自由运动的表现，它能把客观的东西转换成主观的东西，拒斥经验现实的社会，使人的精神摆脱物质力量的囚禁，从而以真正诗意化、浪漫化的方式去感受和传达世界。可见，反讽体现了浪漫精神的实质。
与罗蒂认为黑格尔开启了反讽主义哲学传统的观点相反，黑格尔在其《美学》中对弗·施莱格尔的反讽概念进行了批评。黑格尔正确地指出，反讽概念直接来自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原则，但弗·施莱格尔滥用了这一原则。他说：“按照滑稽说（即反讽说———引者注），艺术家就是自由建立一切又自由消灭一切的‘我’，对于这个‘我’，没有什么意识内容是绝对的和自为自在的，而只显现为由我自己创造并且可以由我自己消灭的显现（外形），如果照这样看，这种严肃的态度就不能存在，因为除掉‘我’的赋予形式作用以外，一切事物都没有意义。”［１８］８２正如罗蒂所说，反讽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创造自己的品位让大家来裁判。不过，反讽主义者心目中的裁判就是他自己。他想要能够用他自己的语言总结他的人生。”［１６］１３９可见，反讽者在生存进程中，以无限否定的方式所追求的只是自我满足，他为否定而否定，以否定为乐趣；他只关心他个人内心的小世界，并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对待一切，把一切严肃而真实的东西都看作是无聊而虚幻的东西。如同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可以设定一切、创造一切一样，作为一种否定性创造力量的反讽，也是人的一种基本力量，它能够极大地解放艺术家的精神自由。然而，反讽很可能会由艺术上的过度狂放而导致意志力的疯狂，即片面的主观性。政治浪漫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与生活中的唯我主义都与反讽原则具有内在联系。因此，伯林这样来评论反讽：“逻辑的束缚是必须要逃离的。但是，不能靠简单地否定规则来逃离，因为这种否定只会带来另一种正统说教、另一套与原先规则相矛盾的规则。因此，必须要保留规则。”［３］１１７最后，存在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继承者。伯林说：“存在主义的中心说教本质上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教，即：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依赖的。”［３］１４２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唯一能够依赖的是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在论述本体论时把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个人存在当作一切存在的出发点；在论述伦理和社会学说时，把这种意志所体现的个人自由当作一切其他伦理和社会范畴的出发点。二者的理论根据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原则。他们认为，自由是意识存在的方式，意识应当是自由的意识。每个人都有意识，所以自由是人类普遍的属性。存在主义者将个人自由绝对化，以致把个人自由等同于个人存在，主张人们的行为准则由个人自由意志来确定，从而否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要受外界条件及客观必然性的制约。当人们认为自己是遵循外在的客观规律而行动时，“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这是企图把我们在真空中所具有的自由选择的责任转移到不属于自己的、而属于客观的东西（自然规律）上面去”，这是一种推诿责任的企图［３］１４３。萨特的自由观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由于他主张个人的绝对意志自由，就必然导致每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相冲突。这样，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这种自由就表现为一种排除他人和集体的自由。尽管在以后的著作中，这种极端的个人自由观在萨特那里有所改变，但这种个人自由的内在理念并没有根本改变。从这种意志的绝对自由和个人主义观点出发，存在主义者在行动上就表现出了无政府主义色彩。
对于存在主义及尼采等的唯意志论，伯林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只要是生活在社会当中，则人与人之间就必然有共同语言，否则人们就无法互相理解了，而不能理解他人的人几乎就不是人。既然要有共同价值，则一切都是由“我”来创造的，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由浪漫主义观点所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必然是以某种愚蠢的行为为结局的［３］１４５。
伯林之所以把法西斯主义也看作是浪漫主义的继承者，不是因为其非理性或其对精英的推崇，而是因为在其理论中，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所具有的那种不可预测的意志的观念［３］１４５。德国纳粹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确立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
纳粹党的思想权威们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攻击魏玛共和国及其议会民主制，反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宣扬领袖原则和绝对权威。从国家体制上看，希特勒不是担任某一个有限的、可确定权限划分的职务，而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内民族的唯一代表。他认为他个人就体现了全民族的统一，他就是作为民族本身来说话和行动的。所以，他个人的自由意志就等同于全民族的意志。任何反对派和批评意见，各种集团、不同利益和不同思想均不允许存在［１９］２７４－２７６。可见，法西斯主义继承了浪漫主义的核心观念之一：推崇无羁的自由意志。伯林对“浪漫”意义上自由概念的分析不止以上这些方面，他还分析了卢梭、赫尔德等人的有关思想。伯林认为，卢梭虽然对浪漫主义有重大影响，但还算不上是浪漫主义之父，因为他仍然求助于理性，所以原则上他与百科全书派想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３］５３－５４。赫尔德的文化多元主义否定了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其独特贡献在于：“无论是在行动还是在思想方面，否定了一致，否定了和谐，否定了理想的可兼容性。”［３］６７
三、结语
在伯林看来，浪漫主义对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的强调，对事物固有性质及其稳定结构的否定，导致了不可通约性的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念。然而，浪漫主义运动之后的历史结局（自由主义、容忍社会行为的标准及对生活不完美的欣赏和某种程度的理性自我理解的增加）则与浪漫主义者们的意图相差甚远，因为他们是最为激烈地强调所有人类活动中所蕴涵的不可预测性的人。对此，伯林认为，浪漫主义者们“害人反害己。他们瞄准了一件东西，却产生了几乎完全相反的结果，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非常幸运的。”［３］１４６－１４７只要结合伯林后来所提出的“积极自由”概念的有关理论，我们对伯林此说就不难理解了：“浪漫”意义上的自由概念就归属于积极自由，而追求这种自由的人（浪漫主义者）的思想却导致了对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极其有利的结果，因为这种自由最后所导致的多元主义价值观正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伯林也借此提出了其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理论，从而真正确立了其自由主义大师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