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宋三大家遗桂摩崖书法形成的历史背景及书体特点
南宋动乱的政治背景与生活的种种磨难，对于张孝祥、范成大同时兼文学家与书法家身份的官员来说，已心身疲惫，当其居于经济、文化贫乏的桂林时，当地壮丽的山水风景对他们无疑是一剂最好的精神良药。其任职于桂林时，注重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景观的建设，题碑留名，创作出有别于其传世的其他书作的摩崖书法，诠释书家心中的“意”趣之美，提高当地的思想修养与教育文化。
（一）范成大：尚“端庄典雅”之“意”
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汉族，平江吴郡（郡治在今江苏吴县）人，南宋诗人、书法家。“在摩崖题刻方面，可以浯溪题诗和桂林诸刻等为代表”[2]可见，范成大在桂林遗留的摩崖书法是其艺术生涯中重要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是范成大在政事之外，借书事将诗学作为抒发情感的手段。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称“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3]表明桂林山水曾给范成大带来无限惊喜与艺术灵感。他以一个文人的身份游历山水间，借书艺表现情感。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范成大出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桂林四年间，热衷风景建设，摩崖题名，存世4件摩崖书法：《复水月洞铭并序》、《壶天观铭并序》、《碧虚铭》、《鹿鸣燕诗并记》。范成大与张孝祥一样把书法仅当作是闲暇之事，并不像陆游那样把书法和时事政治联系在一起。其书如其人品性，谨厚端严。前3件作品较似，书风端庄典雅，运笔浑圆苍劲，结体谨密，点画厚重沉着；但也刻意抛开颜体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笔势特征，于平稳中求真意，既不张扬也不内敛。后1件《鹿鸣燕诗并记》较活泼，整体风格受杨凝式行楷书影响，用笔流美遒劲，气度清劲雅丽。上述4件作品分别是范成大47岁与48岁之作，正是其书法创作的活跃期，从颜体中汲取营养，结合自己的书学审美观，表现出平和质朴而不纵放的艺术特色，对研究其早期、后期书法起到一个过渡作用与重要的承接价值。同时由其楷书中常带行书笔意的特征，也顺应了宋代流行行楷的书风特征。范成大似以无心的翰墨游戏成就他独特的书法特色，以沉稳守气势，以平和胜奔放，以“端庄典雅”的风度传承北宋“意”趣之美，为其晚年居于石湖时书法风格的成熟作了重要铺垫。
（二）张孝祥：体格浑然天成、气度洒脱豪迈
如果说范成大创造了他在桂林摩崖书法“端庄典雅”的风度，那么张孝祥则表现出豪迈放纵的书法特点。尽管张孝祥留桂的诗数远胜于石刻之数量，但其正是借这种文学形式来抒发思想感情，与范成大一样能够将高深的文学修养融入其书作中，表达中年时劲健的楷书特色及豪迈的个性。张孝祥（1132-1169年），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今安徽和县）人。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以张浚为首的主战派失势，张孝祥受到牵连被贬为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张孝祥在桂林仅一年(1165-1166年)，遗桂存世摩崖书法6件：《朝阳亭诗（三首）》、《朝阳亭记》、《等刘仙岩题名》、《题刘仲远像赞》、《张安国冷水岩题名》，另有一件拓本传世李曾伯刻《张孝祥千山观》，从这几件作品可看到其学书“法颜字”类的风格，及米芾奇逸纵放的意趣之美，脱去了早期的拘束感。据方爱龙论其早年书迹：“书法气象豪纵，庶几与颜鲁公碑版书迹相近。”[4]可知张孝详前期书作还未完全脱帖，当然后期作品已从颜体中升华，更多汲取米芾书风的形态与奔放的气势，如存世作品1157年作的《临存帖》等。由此看来桂林这几件摩崖是他由颜体之博向米书之意过渡与超越的作品，如《朝阳亭诗》（图5）和《朝阳亭记》（图6），将颜体与米书突出特点完美结合在一起。其中《朝阳亭记》更显狂放劲挺，动感较强，更近于行书体，笔画伸张，尤其强调掠、磔笔画的张势。二者都带有较突出的隶书笔意，圆润流畅；行笔无刻意雕凿，筋骨停匀，质朴大方，似信手拈来，其笔力雄浑豪放，苍劲超然，与石刻内容诗意化风格水乳交融，气度豪迈。张孝祥将自己的心境借诗抒情、借书法遣兴，将“意趣”之风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然天成又不乏工整、拙势之趣，印证了世人对其“文章过人，尤工翰墨”、“书法以真而放为世人所钦服”等评论。“他徘徊在‘尚法’和‘尚意’的书风之间，追求自己的书法风格。”[5]张孝祥颜体的宽博、隶书的通畅平缓、行书的流动等各体特点完美地结合，故而其作品能自成一家风范，体格浑然天成，气象洒脱豪迈，正如其词的意境———“自然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气势奔放地飞向理想美的境界”。桂林山水美景的触发是构成他创作书法艺术的心理要素，表现为书艺中的精神特质。
（三）陆游：“意”境清远
“纵观南宋一代，似乎从来没有谁能像陆游那样把书法当作理想和生命的一部分，更没有谁像陆游一样对自己的书法能传诸后世而坚信不疑。在陆游的一生中，书法是他仅次于文学的艺术沙场和理想寄托。”[6]陆游（1125-1210年），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在桂林留下的三件石刻（图7陆游诗札之一）表现其将政事与书事相结合的艺术特色。从石刻文中可知，陆游并未亲临桂林，而是杜思恭向陆游索要的七首诗跋刻于桂林象山水月洞崖石上。诗文表现出陆游报效祖国之心并未泯灭，书法线条的豪放洒脱也表现其书写时的悲愤之情。从残缺的石迹中，可见其书如其诗，意境高远。行草结合，字字独立却不乏气韵纵贯，随性而不失意蕴；字势变化往往向下伸长，精妙而轩昂。在其不得志的晚年，陆游很明显地把书法和诗歌当作抒发理想与情感的一种寄托。杜思恭之所以把陆游的诗札刻于如一轮明月悬于江上的水月洞，从某个角度喻示了陆游的诗、书与山水同美、与山水永恒，书法潇洒豪放，与水月洞天工之作相得益彰。杜思恭赞其书“语精而墨妙，洒然如见其人，置诸箧笥，常隐隐有金石声。”可见，杜思恭对陆游的书法及其推崇，将陆游的诗情、书情、爱国主义热枕展现在了桂林广阔的摩崖上，给后人以深刻的思索。此外，方信孺（嘉定六年任广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也十分崇拜陆游，将《陆游诗境》始刻在韶州，二刻在道州，又在公元1214年正月十五日三刻于桂林龙隐岩（已毁），后人复制了一件竖于今桂海碑林博物馆门口。陆游较少有楷书传世，从“诗境”二字可看出陆游不仅是行草大家，也是楷书的集大成者，法度严谨，用笔浑厚凝重，线条铿锵有力，体势雄壮刚正，仿佛如其人义正言辞，慷慨激昂地在对着大众作忠心报国的演讲。范成大、张孝祥作为南宋代表书家在桂林真情实境的山水美景里，各显其才，表现不同的书法艺术特色，并能将自己的政事、诗学与书学相融合。陆游的爱国情怀与艺术观也由杜思恭与方信孺传递在桂林摩崖上，展现了陆游书法艺术内在的精神特质。这些刻石书法与他们其它传世作品的表达形式与书法特征大有或略有不同，反映了时代的文学家在桂林这个特殊的地域环境里所呈现的精神态势与艺术意识。
二、南宋其他旅居桂林者及本土书家的摩崖书法特点及艺术价值
如果说南宋三大家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书法艺术现象的话，那么，旅桂其他文人摩崖书法更多的折射了普遍文人书法艺术的风貌。比如方信孺、陈谠、朱晞颜等士大夫文人官员构成了此时期摩崖书法的重要群体，正是这群自中唐以后不断南来的士大夫文人推动着桂林摩崖书法文化不断前行，他们或任官于此或路过于此，于山水间寻求自己的心灵之往。文人不仅是桂林摩崖文化风尚的引入者，同时也是摩崖创作中最活跃、最稳定的作者群体，即有高格之作也有平庸之书体。由于各人书艺基本功与艺术修养不同，及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时代环境，南宋旅居桂林文人的摩崖书法风格千姿百态，共计171件，书体涵盖五种。笔者参以徐利明《书法风格史》中对各朝代铭文、汉简、碑刻等书法风格的归类，将其归类为六种书风。一、端雅朗和：以唐楷为基调，颜味较浓，参以自我变法，共计40件。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神清气朗的《管湛等北牖洞题记》、风神高古的《李曾伯题隐山诗》、端庄典雅的《朱晞颜跋刻石曼卿等十六人饯叶道卿钜鹿题名》。二、方拙苍郁：大多是承颜字风范与魏碑的结合体，用笔丰腴醇厚，汲魏碑方拙之气，苍郁朴实，共计38件。如理学名刻《张栻书论语问政章》、选用手卷布局形式的《钟大鸣方信孺曾公岩题记》、《刘燉等省春岩题诗》。三、雄健率意：如果说上述两种风格是文人情感平和的流露，那么此类24件摩崖书法风格则表现了山的壮美与作者的傲然之气，书体张力鲜明，于平稳中展雄健风姿。如《李士美题龙隐岩》雄健奇伟、沉浑壮观，还有挺拔率意的《陈谠弹子岩题诗》，气骨激昂的《朱埴龙隐岩题名》等。四、遒丽洒脱：主要有行书的洒脱、隶书的清劲、楷书的妍美，书体较混杂，但是面貌气韵较似，共计31件。如行书《方信孺题龙隐洞诗词》豪放洒脱，楷书《方信孺古相思曲》可清晰地看出方信孺对书法的用笔、结构、布局有着独到的构思，隶书《柯梦得方公祠堂迎送神曲》内蕴深厚。五、浑厚凝重：大多用笔较凝重，体势浑厚端庄，布局留白较少，在六大风格中属较另类的一种，共计17件。如《陈信伯朱应元等龙隐洞题名》以墨取势，将“计白当黑”的笔法发挥到了极致，而《赵庚等北牖洞题名》则以用笔取胜，气清色润，再有浑厚苍劲的《易祓书“方信孺世节堂”》大字楷书，体现一种高风亮节的气质。六、肃穆谨严：存世16件包含篆书与隶书。宋人篆书实物难得，桂林南宋的几件代表性篆书作品，可以看出当时外来文人的篆书创作水平。如最独具匠心的《方信孺游》，以一枚印章的款式布局，是两千多件桂林石刻中绝无仅有的，充分表明方信孺对摩崖书艺的大胆创新，将山草云石当作一张宣纸，经心构图书作。南宋桂林摩崖书法作者中没有谁能够像方信孺一样将桂林山崖当作书法创造的最高境地，也没有谁像他一样挚爱桂林山水并与自己的书艺结合得天衣无缝。另外《朱熹撰吕胜已书方士繇篆额虞帝庙碑》笔墨和畅，《李滋留春岩对联》是现存最早的石刻楹联实物，其内容为“安分身无辱，知几心自闲”，反映了一种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集哲学、实用与艺术为一体。此外，石匠龙跃及整个家族是桂林石刻书法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还有本土书家石俛，工隶书，有《朱晞颜跋刻梅挚<龙图梅公瘴说>》可见其书艺功底较扎实。另有僧宝珍篆书雅丽劲健，但无实物留存。这些石匠、书家是完成桂林摩崖书法的代表者与重要的石匠群体。综上所述，书家多通过学习前人的典范书作来训练自己的书艺技巧，同时更努力将个人的文化修养及生活态度融入其中，大都行笔流畅，技巧娴熟，内蕴深厚。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我认为书法之所以能够表现千变万化的体势，是因为能给欣赏者提供包含着神采、感情、意境的深意。书家在桂林山水的意境中提炼自己潜藏的艺术动机，从而创造出千姿百态的书法形态。摩崖书法作者大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书体特征形象各异，但整体上又能够归于统一，这不能不说是桂林山水情境给予书家相似的感触和审美心态。“摩崖石刻的特点在于，所吟咏和记载的内容也就是其所在环境的反映，二者为一个和谐、互补的审美统一体。”[7]桂林山崖与水流静谧详和的气氛，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文化修养、人生观、艺术观、审美观达成统一，将自身的山水情怀和生命情调的印迹倾注于书艺中，把自己身临其境的畅怀与人生变幻无常的心境相照，表现在书法的用笔与体势中，构成多样的书法风格。山崖的宽阔丰富了书法艺术的展现方式，反之，书艺在摩崖上的展现使得宽阔生冷的摩崖有了生命血脉的流动，二者形成一个统一体。
三、桂林南宋摩崖书法的历史文化意蕴与当代价值
桂林南宋摩崖书法表现出书法风格多样，内容丰富，从历史文化意蕴角度来说，首先是自然资源开发的潜在文化。与其说是官员对山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借此寄托的私心，满足于自己对自然的观摩与参悟人生起伏变幻的追求。为自己的精神压力找到一个渲泄之地与寄托之往，并以期心灵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为自己的思想观与书迹留传后世，达到另一种功成名就的理想。再者，文人能够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审美观与情感方式创作出风格不同的摩崖书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士大夫文人精神状态的写照，作品流露出与时代脉搏相合的气息。摩崖作者或独自寻幽访胜，或与同僚同游，根据游览目的所题记刻石，或以楷书静心，或以行草抒怀，与诗词文化、山水之境相融相生，表明文人才学修养与山水的畅神功能对书法艺术内在意蕴的影响。从当代价值来看，南宋摩崖书法风貌多样，多取法颜真卿端正谨严、兼魏碑方拙奇逸与北宋意趣之美，集众家之采，为书法技法研究者提供临摹学习的范本，不仅表现着这个时代文人的文化思想，也形成了一种艺术现象。书体之“意”趣与山水之“意”境相融相生，对书法史研究的角度、方法、选材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与弥补价值，对于研究广西地域文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赵晓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