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挑战
尽管一些人对“多元化”抱有过分谨慎的态度，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多元文化时代给广义上的德育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也给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价值多元与学生主体性的凸显
尽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我们曾经通过多样化的灌输方式，如文字灌输、语言灌输、形象化灌输等，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从实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是一种价值灌输，是具有明确倾向的价值选择引导。因此，各种社会思潮中存在的价值选择越单调，越有利于灌输的开展与实践以及灌输效果的取得。但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多元价值的对话与冲突，价值本身相对性的空前凸显，实践灌输方式的环境受到剧烈冲击，思想政治教育灌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多元文化时代的背景下，所有人都会发现，没有学习者的主体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群体更是如此。
2．价值质疑与灌输主体权威的丧失
多元价值的时代，必然孪生价值质疑。当代大学生思想中存在的各式各样的质疑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这在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激烈。教师通过理论去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们怀疑理论的正确性;教师用事实去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们认为事实和你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种质疑是广泛的。只要是涉及到价值判断的概念，很多学生就会认为没有什么所谓千古不变的真理，价值是被衬托出来的、是被人决定的，你觉得它好它就好，你觉得它坏它就坏。这种情况下，作为灌输主体的教师，不再是曾经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先锋，而变为学生思想中的“异端”，灌输主体的权威逐渐丧失，传统灌输理论的实践遭遇挫折，时代和实践都需要我们做出某种改变。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重新建构
1．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指导思想的重新建构:主体间性
尽管对灌输的理解存在分歧，但毫无疑问，传统的灌输教育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哲学基础上的，即将客体置于从属地位，过分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作用。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学生主体性的空前凸显，这种单向灌输的困境促使我们不得不转变思想，将目光转向主体间性视域，以寻求更好的灌输效果。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凸现的一个范畴。它是在反思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将主体间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指导思想，要求我们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实践中把握两点重要原则:一是打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对师生关系的旧认识，确立新认识。即改变原有的将教师与学生定位为主客关系的认识，变为主客关系为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把学生视为可以探讨问题的平等主体，重视学生自我思想的表达，即主体性的体现。其次，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即在教育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关注教师与学生交往的共在，将教育实施的重心放在寻求能够调动学生主体性发挥，引发两个主体共鸣的方式或手段上。主体间性视域的引入，不仅契合了当前大学生的思想实际，而且深化了我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域。
2．主体间性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实践方式的转变———“对话”
(1)“对话理论”的内涵及实质
以主体间性哲学观为指导，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对话理论”进行了探讨。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对话思想是“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到达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一致’的交往合理化理论”。［2］现代“对话”概念之父的马丁·布伯认为，对话旨在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平等交互，而且“我与你的对话不仅是言语上的你来我往，而是寓于生活深处的具体体验”。［3］当代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实现了对话由哲学观念向教育观念的转变。弗莱雷批判了传统的“储存式”教育，倡导通过对话的实践，赋予学生话语权，唤醒学生反思与批判的意识，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实现教育的真正目的。对话式教育在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开设的《公正》课上得以成功地实践。［4］概括而言，作为理论的“对话”即“对话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哲学观，认为存在并非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对话”和交往中的共在。作为实践的“对话”即“对话方式”，是将“对话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学科实践而产生的教育方式。即通过构建平等的主客体间的“我－你”关系，促成“我－你”之间敞开心扉的交流，激发受教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主体间独立思想的自由碰撞，进而实现知识的传递与获得，以及价值观念的灌输。
(2)思想政治教育灌输中开展“对话”的关键
戴维·伯姆认为，开展对话的关键首先在于要破除我们思维假定背后潜藏的种种束缚。戴维·伯姆的观点切合当前一个重要的名词———解放思想。即在思想政治教育灌输中开展“对话”的关键在于打破灌输主体和学生主体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师生定位”，这是基础也是前提。在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对话实践中，我们追求和谐与平等的师生关系的建构。因此就必须首先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消解教师权威，明确教师在“对话”中的角色及话语。正如戴维·伯姆所阐述的，“教师在对话中更多时候应当扮演“辅导者”的角色，为对话提供主题和创造环境。”［5］而消除教师权威，需要作为灌输主体的教师破除传统的权威思想，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将自己从内心到实践都置于同学生平等的位置。立足于通过思想的交锋赢得知识的传递与价值的传承，而不是通过统治式的威慑。这一目的的实行，既需要教师群体教育思想的转型，也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架构，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自己的学术造诣。就学生层面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培养学生“对话”的良好心态。这里的良好心态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自我主体性的充分认识和肯定。学生也需要解放思想，只有通过解放思想，打破学生心目中的“教师权威”，根除学生教育受体对自我的定位，才有可能打破学生主体的沉默，激发学生主体对课程“对话”的参与积极性。其次，构建对话准则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逐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对话”心态，保障“对话”的顺利实践。对话准则基本点应该有三:一是，要学会倾听。倾听对方谈话不仅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摆脱当前思想教育实践困境的必由之路。二是，实事求是。“对话”是一种思想交锋，只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心态，才能真正保障这种“对话”的意义和效果。三是，乐于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也要乐于改正自己的观点。乐于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体现的是思想独立意识的增强，而勇于更正自己的观点，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
作者：刘秀峰 包晓峰 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