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现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作为研究对象,从关注社会民生的现实维度、天人合一的思想维度、中和之美的审美维度整体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的人文道德内涵,探索了其对现代社会审美救赎,人文精神构建的思考与意义,旨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方法指导。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救赎;思考与意义;现代人文精神;建构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6)01-0064-04 DOI:10.13743/j.cnki.issn.1009-8135.2016.01.01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已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近些年,贪污腐败、教师殴打幼童、青少年虐待幼童、老人摔倒讹诈、吸毒嫖娼、小三“当道”等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现象接连不断地上演。如2015年9月淮南师范学院学生袁某好心送跌倒的老太太去医院治病,且主动垫付医药费2000多元的,老太太家人在未弄清楚事实的情况下,一口咬定是袁某撞到老人,其理由是:如果不是她撞的,他为什么好心送来医院,为什么还垫付医药费[1]。事情还未调查清楚,家属以“为什么送医院,还垫付医药费”等理由推测袁同学撞到了老太太,真的让人很心寒,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还未调查清楚。但是,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反思一个问题:人之基本的良心何在,道德何在?因此,当前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建设人文精神,救赎人类畸形的精神世界。中国古代文学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人生智慧,文学是以人为基点,探索和追寻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也包含着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精神最直接的表现载体。当前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文精神,如王蒙曾撰文道出:“中国从来就没有人文精神,以‘内仁’、‘外义’为基本框架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没有感性生命的勃发,又不具有个体独创的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走向整体主义,就是步入禁欲主义,‘是最缺乏人文向度的’文化”。[2]此外,有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理解较为片面,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表现为个人修养或修持的内心的自觉[3]5,张斌峰认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是墨家“兼爱”思想[4],但其实人文精神不仅仅是个人内心修养或学派的一家之言,而是各种学派,道家、儒家、佛教等积淀成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深厚基础[5]10。笔者十分赞同庞朴、唐君毅先生的观点,“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是最具有人文精神的了。”[6]56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是在儒释道基础上生成的一种道德人文精神,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还表现在各种中国传统文艺作品中,是古代、现代乃至将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值得人们学习、传承、发扬的精神财富。因此,本文选取现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作为研究对象,从关注社会民生的现实维度,天人合一的思想维度、内在精神的审美维度整体分析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的人文道德内涵,探索其对现代社会审美救赎、人文精神构建的意义,旨在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关注社会民生的现实维度
古希腊智者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圆点,这样的观点是所有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所蕴藏的人文精神,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的实现,社会活动的思考与批判,尤其是对民生问题的拷问与关怀,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文化就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儒家学说的“仁政”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生主题[7]367,反对暴君暴政,主张“发政施仁”,确保百姓生存得到基本的保障。墨家立足于小生产者的立场,也提出了“非乐”的主张,呼吁统治者关注民疾,形成了中国关注社会民生的文学传统。宋代形成了“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同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绕不开的主题。关注社会民生的文学传统反映在体恤民生,反映百姓的苦难,《诗经》中《小雅•渐渐之石》、《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等,描述了很多由于战乱、王室衰微,导致的父母失养、兄弟分散、夫妻别离的生活惨状。曹操《薤露行》详细记载了董卓夺政,导致数十万民众的浩劫,就如《蒿里行》诗中所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此外,很多古代文学作品从揭露民生凋敝之根源的角度来批判统治阶级的无情,以达到讽刺当下,警示世人的目的。如李白对唐玄宗年间,宦官权势日重,为后来唐中期宦官专权埋下祸根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晲,行为皆怵惕。”特别是元朝的公案戏、明清小说(以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问世,对统治阶级各种暴政、腐败、官官相卫等侵害百姓利益之事进行辛辣的讽刺。因此,中国的文人往往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博大胸怀与历史使命,但很多有识之士报国无门,有的在文学作品中抒发胸中不平则鸣,有的将内心的苦闷寄情于山水,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一腔报国之心却处处碰壁;陆游的《病起书怀》、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岳飞的《满江红》等,都揭示了官员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丑陋行为,展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宽广胸怀。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稳步发展的和平时代,人们安居乐业,但也存在一些严重的民生问题,如养老、住房、就学、就医等,而其与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十八大以来几十位高官落马,他们中每一位都与贪污腐败,以及当前社会的焦点问题撇不开关系。究其根本原因,乃是思想的松懈和精神的无束缚,以致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四处蔓延,而个人的名声、百姓福祉、国家的利益等被他们置之度外。因此,在当前各种教育中应加强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尤其在大众娱乐文化盛行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更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营造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文氛围,以达到救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目的。
二、天人合一的思想维度
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维度不同,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天、地、人是和谐统一的。早在《周易•系辞》中就有“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8]9的天地和谐的人文思想,并被先秦诸子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在“仁爱”基础上提炼出“超越自然”的人文思想。孟子道:“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矣,”[9]349即是说用人心体察天心,以人道体现天道,达到以人合天,天道与人德合二为一的思想境界,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就是重视道德教育,“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0]1以伦理纲常、道德规范束缚每一个人,注重个人人品和人格的修养与提升。因此,中国古代形成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通过文艺表现个人的思想情感,与西方传统文艺观的“模仿说”(即文艺是对自然的模仿)截然不同。中国古代文人经常从日常伦理生活着手,表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和思想高度,如曹植《送白马王彪》、李密《陈情表》、元稹《遣悲怀》、韩愈《祭十二郎文》、曹雪芹《红楼梦》,等等。与儒家“天人合一”的人化自然思想观不同,道家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境界,主张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自在的人性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精神观反映在道德理论上就是“无为无不为”自由观;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无为而治”的治国之策;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就是主张创造空灵之美的境界。因此中国文艺中意境、神韵等便出现了,契合了魏晋时期个人思想的全面觉醒,文人雅士在自然山水中体味人生百态,如金谷赋诗和兰亭集会、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以及唐代的王孟诗派。苏轼在《水调歌头•中秋》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陈子昂在《登幽有州台歌》感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些对人生苦短、稍纵即逝的悲叹,对生活的思考与憧憬等,都形成了与儒家受制于封建等级礼教、道德规范不同的思想观,追求个性化、思想自由的人文精神,相互补充,互相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注重道德的束缚又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古代文学蕴育着丰富的人生之道和人文精神,向人们传达最简单的生存与生活法则,是对人们精神、心灵的一种调适,让每个人都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近些年,青少年殴打同学、幼儿园老师虐待儿童及女童被性侵等事件,无不说明有些人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扭曲,抛弃了儒家的“仁爱”、道家“自然与我”同一的传统观念,尽情享受无底线、无节制的施暴和寻欢。这种变态的心理疾病急需古代文学给予纠正,净化人的心灵,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当前的社会教育中,尤其是学校教育中应该坚持传统文学中人文精神导向的作用,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培养互相尊重、和睦友善,懂得关心、帮助他人的人际关系。
三、内在精神的审美维度
20世纪初西方法兰克富学派面对资本经济发展导致人类全面异化的社会现实,在各种方式探索无门之后,转向文艺领域构建审美救赎人类精神的理论架构,韦伯抵制工具理性、本雅明赞赏大众文化、阿多诺倡导精英文化、马尔库塞主张新感性的审美救赎,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却留给了我们丰富的经验。西方学者建构审美救赎思想框架,一方面缺乏区分内在与外在的审美形态;另一方面缺乏现实的基础,致使宏大的文艺救赎理论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中国古代文学中对美、审美的探讨不同于西方外在感官型的审美,中国较为注重内在精神的审美。古代诗歌、小说、散文,都表现了跌宕起伏的情感和内在深沉的精神。老子曾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就是典型的否定外在感官型的审美,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东西容易扰人心思,人一定要有节制,懂得什么该是自己追求的东西。孔子对弟子颜回的赞美最能代表其审视内在精神、追求人生境界的审美。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庄子用“心斋”、“坐忘”,“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人间世》)表达对内在精神审美追求。到南北朝时期,内在精神的审美提升为宗炳的“澄怀观道”、“澄怀味象”,到宋代时演变成郭熙的“林泉之心”,元朝郝经的“内游”等。这些思想逐渐构建了中华民族内在精神的传统审美观。内在精神的审美观较为注重中和之美,即中国人一贯奉行的中庸之道。孔子曾说:“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礼记•中庸》有语,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些思想都在告诫人们,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不应太过分,要有所节制,保持和谐的规范,营造一种普适情感。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到,“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表明了对立双方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中国古代诗歌文学非常的发达,五言、七言等诗歌讲究的整体与部分的和谐统一,平仄的配合等等,都是中和之美的审美规范。小说、戏剧的团圆结局,如《汉宫秋》梦境团圆、《牡丹亭》的返魂、《长生殿》重圆、《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化蝶双宿双飞等,都是主体面对现实境况的自我调适。这种由中和之美通过节制、对立融合等观点构建的内在精神的审美观,旨在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自觉地、坚决地排斥抵制内在阴暗的、动物性的本能欲望,应该用道德规范束缚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追求简单快乐的生活。当前,不少人由于受到庸俗、谄媚的感官型享乐的大众文化的审美熏陶,任凭其内心动物性欲望膨胀,导致节制、谦和、友善、和谐等传统道德规范被各种丑陋的行为、肮脏的思想取而代之,以至于青少年虐待同学、小学老师性侵女童等事件频频发生。古代文学蕴藏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和谐精神的人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提高国人的人文素养,但现实中频发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又再一次证明了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以及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国家、社会对古代文学等传统文化的保护、宣扬力度不够也为这种颠覆和冲击行为提供了机会。虽然近些年来,政府致力于打造文化强国的形象,但相比较西方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而言,还有较大的差距。快餐类的书籍、网上各种庸俗小说、微信与微博中的低俗文化,充斥着大众日常生活,人们已逐渐脱离了古代文学讲究意境、伦理道德规范的语境,变成了“浏览者”、“读图人”,很多人不知道孔孟,即使知道也不会真正领悟孔孟之道,也从来没有真正领略过汉赋楚辞、唐诗宋词元明曲的内在意韵。当前,中国急需倡导大众学习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学的真正内涵,尤其是互联网、电视等大众媒体更应该以宣扬传统文化为己任,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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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志荣.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讲读•毛诗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刘红星 单位: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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