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革命家庭”，起到了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作用。
艾思奇的原名叫李生萱，艾思奇是他在上海时使用的笔名。1910年2月3日，艾思奇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艾思奇的祖父叫李德润，字泽之，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年轻时在缅甸经商，经常往来于仰光、腾冲及下关间，李德润年老后，回到故里，在家中闭门读书，并拒绝做官，被乡人赞誉为“能律己”，“待人耿直无饰”[5]。祖父李德润的这些品格，对艾思奇影响很大。艾思奇出生在一个具有民主思想气氛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李曰垓，是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传统学者，李曰垓的个性是“生而颖异，沉默寡言。”[6]清光绪年间，李曰垓考入京师大学堂，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学前身，攻读经济特科兼读外语。毕业后被委任为全滇沿边土民学堂总办，在任期间共创办了128所土民学堂，成为少数民族教育的先驱。后来在黄兴及其族叔的介绍下，在缅甸加入同盟会，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时期，李曰垓参加了昆明起义，云南军政府成立后，被委任为军政部次长。袁世凯复辟期间，他出任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秘书长。据史料记载，“护国军”之名就是出自李曰垓的建议而得，著名的讨袁檄文也是由他与第二军秘书长钟动一道起草的，文中留下了“昆仑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7]的名句，并深受蔡锷器重，为此，还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辛亥革命后，李曰垓回到故里，大力倡导科学救国，创办了云南省立第二中学，腾冲五属联合中学，还积极兴修水利，组建了叠水河水电公司，深得家乡父老的爱戴，被人称之为“良吏美政”。艾思奇有兄弟姐妹5个，艾思奇在兄弟中排行老二，因为从小比较聪颖，曾被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蔡锷收为“义子”[8]。艾思奇的大哥李生庄，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曾任《腾越日报》第一任社长，创立过云南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著有《云南边区问题》等书籍，还是著名刊物《东方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对艾思奇的影响也很大。艾思奇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民主意识和爱国精神的熏陶，同时继承了李家人内向、沉默寡言的性格特征。
第二、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很小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艾思奇虽然生在边陲腾冲县，但他的学校教育是在昆明、香港和日本接受的，2岁时他随父母迁居昆明，后来与大哥一起进了私塾学校读书，11岁时，艾思奇凭着其聪明插班直接考入公立麒麟寺国民小学读四年级。1923年，由于他的父亲受到军阀唐继尧的排挤，全家人被迫迁到香港，就这样艾思奇考入了教会办的岭南分校就读，校内课程设置以圣经、国文、英文为主，艾思奇在班上各科成绩优良，唯独对《圣经》课没有兴趣。一次，校长讲到圣经中的福音时说：“当人打你的右脸时，你再让他打你的左脸。”艾思奇听后，愤忿地站起来反驳说：“我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敢反抗的结果。我坚决反对圣经中的这段话。”[9]据艾思奇的弟弟妹妹回忆说，艾思奇自幼就不信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相信客观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有一次他们的母亲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艾思奇就偷偷拿了几块，母亲发现之后，就追问是谁干的，艾思奇就说：“是弥勒佛偷吃了。”他的母亲训斥道：“胡说！弥勒佛是瓷制的，怎么会偷了吃？”艾思奇又说：“既然弥勒佛不会吃，供它干什么?不要迷信了，根本就没有鬼神。”他的母亲无言以对。
第三、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思想进步活跃，曾经被俘入狱。
由于香港生活及学习费用昂贵，艾思奇全家生活仅靠孙中山大元帅府接济，为了节省开支，1925年，艾思奇回到昆明，并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直接插班读二年级。当时的云南省立一中是云南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由共产党员李国柱秘密领导筹划下，学校组织了“读书会”、“青年努力会”，艾思奇在其中负责学艺部，搞文艺、演讲和办业余夜校等。也就是在这时，15岁的艾思奇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读到了中国共产党办的《新青年》、《向导》等刊物，还担任校刊《滇潮》的编委，并在上面发表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校期间，由于艾思奇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文笔犀利，受到了学校进步教师楚图南、罗稷南的关注与称赞。在市学联组织的一次讲演会上，他作了题目为《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演说，更让全校师生刮目相看。云南省立一中有一个话剧团，曾排练和演出过《少奶奶的扇子》、《可怜闺里月》、《娜拉》、《回家以后》等剧目，这些剧目大都是宣传妇女解放的。因为当时的省一中所有的学生都是男生，演这些剧目时，就找不到女生来扮演女角，艾思奇便自告奋勇，来演女角。有一次，当时云南地下党创始人杨青田到一中，恰遇艾思奇在台上演戏。杨青田问台上演女人的人是谁？旁边就有人告诉他是李生萱，是男扮女装。杨青田听后，当即称赞艾思奇说：“演得很不错！”[10]五卅惨案发生后，昆明的学生也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当时，聂耳是云南省一师的学生代表，经常到云南省一中开会，就这样聂耳与艾思奇认识了，并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因为聂耳组织了一个小乐队，所以艾思奇每当演出或开音乐会时，总要请聂耳的乐队来演奏。演奏的曲子有《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等，都是当时最流的。后来，艾思奇到日本去留学，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还给聂耳带回了一些书籍，其中有许多是世界音乐家的传记，还给聂耳带回了《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纤夫曲》等著名歌曲。《伏尔加纤夫曲》是一首著名的苏俄歌曲，而将《伏尔加纤夫曲》译成中文的就是当时仅有18岁的艾思奇。他的翻译通顺有力，琅琅上口，而且词意通俗深刻。对照俄文原文，你就可以看出，“齐心协力把纤拉”、“踏开世界的不平路”[11]的翻译对原文又有了新的升华。艾思奇把这首歌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经过了八、九十年时间的考验，得到了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但人们大多并不知道这首歌的翻译者是哲学家艾思奇。在省一中读书时，在课余时间，艾思奇还担任一中义务夜校的训导主任兼教员。一中义务夜校的校址就设在天君殿内，来学习的学生，全都是一中附近的云南兵工厂、造币厂等穷苦工人的子弟，夜校的教学经费全部由一中学生自治会供给，夜校前后共办了四个班，共招收学生300余名，这些学生每晚上课前，总是早早就到齐了，甚至上完课后，有的学生还不愿意离开，热心谈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有时谈得太晚，艾思奇还会将年纪小的同学或女同学护送回家。有些学生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艾思奇还会送给他们笔、墨、纸张等文具。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掀起声援抗议运动高潮，当局决定镇压学生运动，艾思奇被列入黑名单，军阀唐继尧亲自下令逮捕自己的政治死敌李曰垓的儿子艾思奇。夜晚，几个便衣和军警闯到艾思奇家里，追问艾思奇的下落，恰好当时艾思奇不在家。艾思奇机灵的妹妹趁特务搜查的时候，偷偷溜到街口给艾思奇报信，就这样艾思奇转移到父亲的学生李沛阶家里的阁楼上，一躲就是两个月。后来，乔装成一个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取道越南经香港，于1926年底来到苏州父亲身边。1927年，艾思奇又从苏州前往南京，找到了正在东南大学学习西洋哲学的大哥李生庄，当时，李生庄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艾思奇也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的高中部读书，并在大哥的影响下，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新滇社”。但没有多久，大哥李生庄被穷途末路的军阀孙传芳列入黑名单，一天，艾思奇去东南大学宿舍找大哥，大哥不在，恰逢军警来抓人，就这样艾思奇也被军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走了，在狱中艾思奇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因为当时他才年仅17岁，加上大哥与父亲多方奔走，艾思奇才被保释出狱，回到苏州父亲的身边。
第四、留学日本主修冶金专业，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马克思主义有着特别的兴趣。
1927年，北伐军攻占了上海，面对破败的山河，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不发达，缺乏振兴实业的人才，并决定送儿子艾思奇去日本学工业。1927年春天，艾思奇第一次东渡日本，这期间他阅读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日译本书籍，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看书，他的头发总是很长很长也无暇顾及，衣服也要很久很久才换洗一次。因劳累过度，艾思奇患了胃病，他不得不中断学习回昆明老家养病。日本福岗工业大学办得非常出色，恢复健康后的艾思奇再赴日本，他决定报考这所学校，而来自云南的留日学生，每年都有好几个人报考这所学校，但从没有人被录取。艾思奇立志要为云南创造一个奇迹，经过严格考试后，他果然考上了，1928年，艾思奇进入该校的冶金系学习。在校读书期间，艾思奇认真学习冶金系的功课，而且兴趣广泛，求知欲强，他广泛地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所以后来在李公朴先生主持的流通图书馆工作时，被同事誉为“百科辞书”。有一段时间，他曾经热衷天文学，而且用心很专一，以至于每晚半夜三更，独自伫立操场，仰望天空仔细观察天象，后来有不少同学误以为他神经出了毛病。而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更感兴趣，艾思奇的朋友陆万美曾回忆说：“在一个暗黑的夜晚，我们漫步在翠湖的林荫道上，坐坐走走，整整谈了3个钟头。平常不爱多说话的他，这晚上却侃侃而谈。他说：‘我总想从这里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12]艾思奇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为了取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看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版著作，当时他一边学日语，还要一边学德语，查着字典，顽强地进行了阅读。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德语和日语，后来他又自学英语、俄语，艾思奇共精通了英、日、德、俄4国语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艾思奇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非常注意将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并进行深刻的思考。当时的中共东京支部联系许多留日进步同学，每周到神田的青年会学习一次，虽然艾思奇已搬到了大岗山居住，离青年会很远，但他从不缺席，每次到会总是埋头学习，刻苦钻研，有时他还把自己从社会上调查的感受、体会，运用理论作深刻解释。
第五、他善于了解社会、洞察人生，而且富有生活情趣。
在日本留学期间，除了紧张的学习外，艾思奇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而且还带有几分顽皮。有一年暑假，艾思奇与在东京留学的14个云南老乡到千叶县房州海滨去避暑，一天晚上，大家都进入梦乡时，艾思奇迷迷糊糊听见有响动，黑暗中他看见有个人影摸黑起来开箱子，接着便听见吃东西的声音。艾思奇仔细辨认后，发现此人原来是刚来的腾冲老乡。为了弄个究竟，第二天，艾思奇就提出其他人外出游泳时，要留两人在家值班做饭，就这样艾思奇与另外一位同学留了下来。等大伙下海游泳走后，艾思奇就与留下的那位同学一起打开腾冲老乡的箱子，在里面他们找到了一包家乡土特产———干鸡棕。他们就决定拿出一大半鸡棕来做菜，其余的包好放回原处。中午开饭时，艾思奇一本正经地说：“上午刚收到家里寄来的鸡棕，特别炒了菜请大家尝尝。”由于是家乡土产，而且味道鲜美，所以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格外高兴。到了晚上，这位腾冲老乡又偷偷摸黑起来开箱子，还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阵。第二天下午，这位腾冲老乡愤愤地向众人说：“我们宿舍里有人偷东西！”艾思奇就问：“你丢了什么?”他回答说：“东西不值钱。”但再问他是什么东西时，他就不肯回答出来，引得大家捧腹大笑。[13]“九一八”事变前，艾思奇也只是把哲学作为一种爱好，他真正的理想是工业救国，“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的这一理想才彻底破灭，对此艾思奇曾经这样说过：“1933年以前，我虽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也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但我自己没有把这种认识变为行动，所以一直找机会学工业。1932年以后，这个希望断绝了，我才决心参加革命斗争。”[14]所以艾思奇从日本回到昆明后，曾经萌生去德国求学的念头，因为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实现。”[15]此时，他的父亲又一再敦促他回家乡腾冲县兴办实业，面对这种情形，艾思奇决心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就这样艾思奇从昆明来到上海，最初，他为上海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文章，偶尔也写些新诗与杂文以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后又经留日同学郑思群介绍，到上海福建华侨办的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当时的泉漳中学有中共党组织，而且经常开展革命活动，艾思奇很快就加入了这个行列，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而后艾思奇每天忙于集会、写标语、散发传单。1933年，“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考察时，发现艾思奇思想活跃，而且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就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艾思奇的关系调到“社联”工作，使他有充分的时间作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5月，艾思奇写成了第一篇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和辩证法》，发表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主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从此，艾思奇就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随后艾思奇在《正路》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一些哲学文章，这些文章写得十分深刻，很快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1934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安排，共产党员柳先生介绍，24岁的艾思奇加入《申报》，并担任《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工作中艾思奇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特别是一些失学失业的青年人，他理解这些年轻人。
同年11月，在李公朴先生努力下，《申报》副刊“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改名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是编辑，同时主持内部编辑业务。经过构思酝酿后，艾思奇开始为《读书生活》每一期写一篇哲学讲话，第一篇的题目是《哲学并不神秘》，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撩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截止到1935年11月，共发表了24篇文章，而且每一篇都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标题，如《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猫吃老鼠》等，文章以口语的方式，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顿、失业等现实问题，来讲述“不同的世界观，会使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道理。当时的环境是不允许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为此艾思奇在写作时很费了一番苦心。1935年艾思奇发表的24篇文章集结出版，初版时书名被定为《哲学讲话》，但这本书的畅销仍然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不久，即遭查禁，再版时，不得不更名为《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当时不少青年读者就是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同时也给艾思奇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声誉，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贺敬之，当时在延安写的一首诗中这样吟诵道：“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啊！我们的《新华日报》，我们的《大众哲学》，我们的《解放》周刊，我们的《活跃的肤施》。”[16]（文中的肤施就是延安）由此可见，当时艾思奇的这本通俗哲学著作的巨大影响力。“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7]哲学“历来被看作是最高意义上的‘智慧之学’”[18]而艾思奇却“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深化专门的理论。”[19]而这一切的一切完全得益于教育期刊上述五种因素，最终铸造了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大众哲学家的美名。
作者：窦春芳 苗体君 单位：广东海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