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的公共性
空想社会主义横跨的历史纵深广阔、变幻而复杂，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共性学说缺乏前后一致的一贯性，思想家的个人印迹较为浓重，观点散碎而不成体系，从而具有明显的阶段分期。以幼稚、肤浅的感性描写为特征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指称英国的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和德国的安德里亚。赫茨勒赞誉莫尔的《乌托邦》“是16世纪和以后若干世纪在社会和科学发展中起过不少作用的一批著述的首篇”［1］（P124）。在国家制度方面，《乌托邦》对乌托邦岛国民主管理体制的描写透显国家的公共性。在乌托邦全岛，国王是最高元首，元老会议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全岛的每个城市公选的代表组成；总督和官员们集体商讨政务、决定公事，及时处理公民纠纷；凡为重大事项须经议事会或民众大会公开议决，以防官员“轻易地共谋对人民进行专制压迫”，议事会不讨论当天初次提出的事项，以免官员不能慎重地“考虑国家【社会共同体】的利益”而“危害公共福利”［7］（P54-55）。赫茨勒说道：“莫尔的乌托邦思想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使之有助于社会福利事业”，“……他主张由人民代表选举国王，而国王也只有在人民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并进行统治。此外，经选举产生的地方长官既没有阶级利益，也没有个人利益妨碍他们一心一意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选举和投票的工作”［1］（P131，134-135）。类似的思想也体现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对国家政制的描写。康帕内拉认为国家的作用是“医治社会创伤”［1］（P154），执政者应由民选产生，公民有品评国事和官员操行的权利。在安德里亚的共和国，为防个人专权，实行集体领导、多人联合执政，对违反公共利益者处以重罚。政治清明、政务公开、官员奉公、服务民众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共同之处。早期的乌托邦著述采用的多是当时流行的对话体式的游记文学体裁，畅言海外观感的叙事技法、海客般的漫谈之语也是那个年代冒险、新奇的海外航行活动的投影；著述思想简约、模糊，在影射现实上闪烁其词、不敢直抒胸臆。以充满理智和法理意味的理性论证为特征的中期空想社会主义剔除了这些缺陷，假托、掩饰的间接转述变成了坦率、真诚的直接陈述，理性之思的法律语言与制度规范更代了凭空构想、虚妄臆造的文学式表现手法。中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温斯坦莱、法国的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温斯坦莱领袖的“掘地派”被马克思赞为“最彻底的共和主义者”。温斯坦莱主张对国家公职人员建立严格的选任和监管制度，其在所著《自由法》中写道：“一切真正的公职人员都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当他们的活动旨在使选举他们的人民感到满意的时候，他们就是共和国的忠实的、公正的奴仆”，但当公职人员“爬到统治自己的主人、即选举他们的人民的老爷地位的时候”，他们就“背离了真正的共和管理制度，采取了不公正的做法，因而人类就蒙受痛苦，以眼泪洗脸，遭到贫困和奴役”［8］（P133）。因此，国家公职人员应按严格的标准由人民选举产生；杜绝世袭制和公职人员的长期任职，实行短期限任制并定期改选；为免其玩忽职守而不能奉公守法，全部公职人员都必须接受人民大众和议会、法院等司法监察机构的严厉监督。摩莱里在《自然法典》中提出国家工作人员应该廉洁行政，甘做人民的“忠实公仆”：“执政者……除了与其他公民共享的以外，不独享其他生活用品或娱乐品，除了得到自己的同侪的尊敬和爱戴之外，别无其他利益和奖赏”，“高级官员们、共和国的要员们、君主们，对于你们所管辖的人民来说，……你们只不过是被指派来关心人民幸福的普通的执行代表”［9］（P37，70）。马布利也反对公务人员贪恋权位和高官厚禄，主张废除官员任职终身制，并立法限制公务人员的报酬所得。“终身职权必然使公务人员老迈和空谈。它要造成多少营私舞弊和胡作非为”，“法律应该采取措施，不准公务人员的需要多于普通公民。……提高参议员的报酬一定会使我们政府变坏”［10］（P115，58）。巴贝夫提出了革命过渡时期的国家性质与职能问题，他的“平等共和国”把国家政权视为“临时的平等管理机关”，未来社会的国家职能已减少为只安排生产计划和管理消费品等些许公共事务。巴贝夫也提倡廉政，重视国家公务员的廉洁作风。“对于共和国来说，任何一个公职人员的花费都不应高于一个最平凡的公民”，“朴实的风尚是公职人员忠诚的保障”［11］（P214）。中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共性学说抛弃了早期感性、直觉的离奇幻想，“故事”的发生背景从海外孤岛搬到了国内社会，早期的个人著述行为演变为了自觉性的政治主张和团体性的政治派别运动，希望通过理性的制度和律法来改造不合理的旧社会，为晚期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实验准备了条件。以理论实验为特征的晚期空想社会主义以更加严密的理论论证，尝试或已经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加以验证，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圣西门诸人都是马克思“十分喜欢提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12］（P4）。圣西门首次提出了国家消亡的思想，他指出：“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务秩序为目的的科学”，政治学不该任凭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去摆布，政治的命运也不能“再同一个政权、一个政体和一种偏见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政治的活动范围将为人人所共知”［13］（P169）。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圣西门所明白表达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即对人的统治要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傅立叶和欧文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傅立叶对中央集权的观点，倘若非有不可，那就把它放在不比君士坦丁堡更近的去处。……欧文藐视国家，认为国家在任何一方面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为了某种社会目的可能暂时派点小用场，然后就逐渐趋于消亡”［1］（P217）。政治权力消退、国家职能简化、统治职能消失、社会管理强化是晚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普遍共有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在以财产公有制度为基础的未来新社会，国家职权只限于管理社会生产和财富分配的经济事务，随着社会成员个人能力的发展和思想品质的提高，当人人都参与管理社会、当选举专门的人员担任公职已无必要的时候，国家便就多余了。
二、“空想”与“科学”的辩证
空想社会主义接续了古代世界的关于完美无缺的社会共同体的社会观念。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与近代社会契约理论的国家观念相伴而生、并驾其驱，但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不同，国家没被一概视为照管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的技术工具，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中立性的国家只是未来的新社会才有的东西。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既是批判性的，更是建设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愤怒地谴责剥削阶级的旧国家的同时，也热心地描绘了理想社会的新国家制度、新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并预测了国家消亡的趋势，从而彰示了广博而深厚的公共性意蕴。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的国家制度大都是自由、平等、公有、共享的人民共和国，社会政治领域涂绘的民主底色比之资产阶级的理性共和国更加亮显，普遍关注政权建设的社会属性、国家的公共治理活动以及提供完善的生活福利的国家目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共性学说洋溢着共和主义的光辉：否定君主统治、封建特权和专制，政治民主、权利平等与公平、正义的国家体制，国家权威源自人民同意，政治权力体现人民意志，国家治理也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事业。单从实质性的精神原则和价值规范上来看，闪耀着科学性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性学说，比照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国家公共性思想可谓分毫无差。因此，武断的以“空想”和“科学”之语来判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免不了是一种非常无知的看法；马克思国家公共性思想的“科学”性固然无可非议，将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共性学说一概斥为“空想”却是毫无疑义的草率。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性学说的“空想性”方面只在某些有关制度形式和不甚重要的思想观点上，这些方面较之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确有天壤之别，从而也反证了马克思国家公共性思想的科学性。空想社会主义的政体观回绝了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但莫尔、康帕内拉及后来的摩莱里等人对民主式的君主政体却没有恶感；这种观念虽是封建统治没落之时君主推行“开明专制”之政的余音回响，但却是马克思的共和民主式的国家政体观所不能赞同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其设想的理想社会里容留等级观念、群体间的不平等、官员特权和职务终身制，这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割除的政治病疽。空想社会主义者诸如摩莱里是经济目的的社会主义者，割裂了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企图借由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容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规划，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施社会改造方案，这种观念与马克思认为的通向共产主义之途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大为不同的。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欣赏“贤人政治”，渲染英雄史观。这种把改造社会、治理国家的重任托庇于大人物的非凡能力的观念，与马克思的人民史观也是大不相同的。可见，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共性学说和马克思的国家公共性思想之间有何分歧的话，那也主要集中在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国家制度的认识上。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的国家和国家公共性是以拒绝王朝统治为原则的，阶级分立的消亡、官僚特权的废除与国家公共性的显扬是同步发展的，国家公共性的经济保障是以公有制为导向的生产关系的革命，公众普遍参与社会治理则是国家公共性的实现方式。空想社会主义无愧为思想史上的瑰丽明珠，那种革尽政治积弊、使社会臻于完美的乌托邦精神是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绽放光芒之处。不过，基于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难以加诸实践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并非偶然。资本主义必定达到了一个使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成为可能的特殊阶段，一个发展到足以使社会主义产生的阶段，但在这个阶段上，空想社会主义的种种局限不可避免，因为这一阶段并未发展到足以使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程度。”［14］（P29-36）空想社会主义者罔顾客观的社会环境、出于道德义愤和政治敌意，批判国家问题的出发点是自发的情感和先验的理性而非历史主义的科学分析，从而也就不可能觅见从现实社会渡到理想彼岸的通途。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5］（P676）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科学性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休戚相关的，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从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尤其是从经济上贫富悬殊、贫富对立的事实出发，接触到国家问题的。这种以经济基础为根据，探索上层建筑性质、作用的思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6］（P123），而实际上空想社会主义者要么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要么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者，而除去个别人物之外大多是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者。这使得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很难媲美于马克思的建筑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国家理论。由此，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或许还缺少了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这种强烈的阶级国家观念，有把国家的阶级性和国家的公共性对立起来的嫌疑：在批判性层面将剥削阶级的旧国家判为奴役劳动人民与保护私有制的暴力统治机器而不见国家的公共性，在建设性层面却又视政府机关的公共性质为新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唯一本性而不问国家的阶级性。马克思认为，国家阶级性和国家公共性在总体上是共始终的，不能抹煞既往阶级社会的国家的公共性而未来社会的无产阶级国家也不免阶级性。
总之，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空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科学”之谓，是就其理论形态的方法论基础和外部的一些形式特征而言的，就其实质精神和价值原则来说，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共性学说和马克思的国家公共性思想一样都具有科学性的意义，诸如开放性的政府行政，普选制，彻底的民主性，人民控制政府，定期选免并随时撤换官员，公职人员必须奉公守法、惩处滥用职权者和以权谋私者，国家组织社会生产和管理公共生活、造福民生，国家的阶级职能丧失并连国家本身也归于消亡，等等，很多方面的内容都因为与马克思的国家公共性思想不谋而合，被马克思直接纳为己用了。于是，当马克思主义崛起之时，作为一种理论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最后的空想社会主义消逝了，“1848年，乌托邦设计师的伟大时代无疑已经结束，虽然在美国仍有遗风流韵；在那里，傅立叶主义仍然是一支活跃的力量，……而在旧世界，创建公社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16］（P14）。虽然空想社会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国家问题上思想前驱们的这些往昔的精华和深刻的洞见却被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吸收了。农业职称论文
作者：王刚 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