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六大中心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比较分析
1.1文化资源内涵特色比较
北京是一个文化产业资源异常丰厚的城市，尤其是古都名城、不可移动文物和文物市场等，可以转变为发展文化产业生产力的内生动力。天津与北京同样是以历史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取胜，这种趋同将随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更加凸显。天津在600多年的城市建设历程中，积淀了大量近现代文化遗产，特别是众多历史文化名人、风格独特的中西建筑，使其可开发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加丰富，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上海则以其更强大的经济吸引力成为吴越文化的融汇者，是江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继承者，历来以“海派文化”闻名于世。重庆则以旅游资源、民族文化资源、文物古遗迹的高度集中见长。渝东南、渝东北地区集聚着大量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仅渝东北地区就有6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8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300多处明清建筑物。文化资源相对集中为重庆发展资源型文化产业提供了便利条件。广州濒临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早在秦汉时期就奠定了岭南中心城市的地位。悠久的历史和现代化的元素使其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流汇通。同时，广州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革命圣地，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武汉与以上五座城市都有相似点，武汉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城市文明历史可追溯到3500年前的盘龙古城。武汉在中部地区独特的中心区位特点，造就了其城市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和融会多元文化的优势。武汉文化中有脍炙人口的“相知相报”知音文化，又有武昌起义谱写的“敢为天下先”的首义文化，更有独具楚风楚韵的人文景观。此外，武汉市土家族、回族等多民族杂居，形成了独特的户部巷美食文化、卓刀泉武圣文化、龙王庙治水文化、武汉关租界文化和通江达海的码头文化，等等。
1.2文化产业发展规模比较
在六大中心城市中，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新的文化业态不断萌生。参照2012年颁布的新修订《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标准，笔者选取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文化艺术团体、文化艺术团体表演情况、公共图书馆数量、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博物馆数量作为文化产业发展规模的比对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广州统计年鉴（2013）》、《武汉统计年鉴（2013）》，同时参考《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2012）》［6］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CCIDI）》［7］的统计数据，梳理出六大中心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规模情况表（见表2-1）。表2-1：六大中心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规模情况表目前，胡惠林等发布的“文化产业发展综合指数”（CCIDI）侧重于反应全国总体文化产业的发展动态、特征和运行规律，彭翊则主要以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为度量对象（CCIRI）。如若将两者的数据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更好地反应出六大中心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通过整理六城CCIDI与CCIRI的文化产业规模相关数据，可知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规模等各项比对因子大多位居榜首，广州、上海紧随其后。相比之下，天津、重庆、武汉属于第二梯队。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北京城市功能辐射的同时，必然也能带动天津的文化产业发展。重庆和武汉作为中西部中心城市，必须抓住中西部崛起的机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新型产业结构。
1.3文化产业市场环境比较
文化产业市场环境主要包括文化消费能力、文化消费潜力、市场需求、消费者成熟度等因素。而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的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及其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比重能够有效反应出该城市的文化消费能力；人均GDP、人口、消费水平则能够综合指示出文化产业市场环境的文化消费潜力、市场需求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广州统计年鉴（2013）》、《武汉统计年鉴（2013）》，笔者整理出反应六大中心城市文化产业市场环境的主要因子具体比对情况表（见表2-2）。庭平均每人的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5574.8元，占其全部消费性支出的18.28%，位居榜首；北京、上海、武汉、天津、重庆五城分别为15.37%、14.18%、12.77%、11.26%、8.87%。从消费潜力上看，2012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为8003.8亿元，在六大中心城市中为最低值。虽然与榜魁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按年末常住人口1012万人，武汉人均GDP为79482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合12591美元，与上海的人均GDP水平85373元已经非常逼近。在文化产业规模最大的北京地区，201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879.40亿元，年末常住人口2069万人，北京人均GDP为87475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合13857美元。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当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需求会进入快速发展期，而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文化需求就会向井喷式发展。这一规律在人均GDP较高的广州、天津、北京、上海市民的文化消费活动中得以印证，四城的市民人均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相对高，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也大。重庆的人均GDP数值最低，但人均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也达1470.6元，表明其文化产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从消费需要上看，武汉的剧场影院、博物馆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武汉剧场影院为61个，博物馆46个，而北京这一数值分别为198个、41个，上海则是99个、90个。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的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100%，图书馆藏书量、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也位居全国前列，而武汉的文化公共用品供应数量有待追加。从消费者成熟度上看，有材料表明，广州、北京、上海、武汉四城的文化消费水平较高，但是企业和居民对文化氛围和包容度主观评价还有待提高。综上所述，随着中心城市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消费能力的日益增强，精神文化消费意识的逐渐强化，其文化产业迎来了消费驱动产业发展的良好时机。首先，收入水平提高带动文化消费需求增大，文化娱乐服务消费金额、电影票房收入和网民数量等均可体现这一发展趋势。2012年，六大中心城市的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比上年增长最多的当数人均GDP最高的广州，增长583.62元，北京增幅第二，武汉2012年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比2011年增加303.8元，天津、上海增幅较慢，重庆基本持平。在文教娱乐消费增长中，增长贡献最大的是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六大中心城市均有增长，北京的增幅高达397.62元。①其次，人口规模扩大和高素质人才增长推动着文化消费扩张。中心城市普遍人口总量大，人口结构中高学历人才和新一代年轻人所占比重高，均有利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庞大的高学历人员是文化消费的主力人群，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着其他人群的消费需求。再次，社会消费偏好转变促进文化消费的释放。成长于我国高速发展时代的“80后”和“90后”人群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力，这二代人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需求的满足，他们的审美情趣更加时尚化，更加注重精神文化层面需求的满足。这一人口结构变动有利于文化消费潜力的释放，有利于文化产业消费的扩张。从这个角度讲，文化消费能力暂时居后的天津、重庆两市，消费者也有较大潜力尚待发挥。
1.4文化产业创新能力比较
文化产业是凸显内容和载体融合的新兴业态。高新科技作为提升文化影响力、表现力、传播力的重要载体，它与文化创意聚合成新的文化产业形态，促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创新文化产品传播方式，拓展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能够重塑文化产业的发展周期与成长空间，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和实现赶超的驱动力。因而，科技创新能力是提升城市文化产业创新能力的关键。科教力量是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主要保障，是文化产业创新的基础所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传播高度依赖于文化科技融合度，这是文化产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笔者以科教资源和文化科技融合度作为六大中心城市文化产业创新能力的比较指标。
1.4.1科教资源比较。智力资本是新世纪的重要生产要素，直接参与生产价值形成。文化产业作为高新科技运用的新兴领域，高端人才更加关键。科教资源能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因此科教力量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动力；专利是支撑文化产业竞争的硬件技术利器；研发经费投入为文化产业所需的科技创新、科技应用等提供后方保障。六大中心城市科教资源的比较选取高校数量、高校人力资源储备人数、专利授权数、规模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数额作为间接反映文化产业创新能力的硬件要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广州统计年鉴（2013）》、《武汉统计年鉴（2013）》，整理出六大中心城市科教资源比较情况表（见表2-3）。从科教资源上看，北京的高校数量最多，但是高校人力资源储备即在校学生数量却远远低于武汉。2012年，上海的专利授权数在六大中心城市中夺魁，同时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数额最大，这说明上海的科技文化融合度硬件支持力量最为雄厚。
1．4.2文化与科技融合度对比。文化科技融合体现为文化与科技的双向互动。一方面，科技进步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使文化产业的生产、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推动文化消费从精英走向大众。同时，高新科技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还能带动传统文化产业升级，不断形成文化产业的新兴领域。另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不断为科技创新提供新课题，为科技运用拓展新疆域。中心城市普遍高度重视文化科技互动融合发展，加大文化产业官产学研互动合作，聚焦文化科技融合关键环节，以科技创新推动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及传播方式创新，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提升。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都拥有首批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北京文化产业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十分紧密，“科技+文化”模式已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双轮驱动。广州则一直坚持以科技创新作为驱动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每年用于文化产业的科研资金一直居全国前列，2011年已达人均84.99元，［8］既有力推动了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娱乐以及游戏设备制造等行业运用数字、网络高新技术，又促进了产业升级。广州的动漫产业虽然在六大中心城市对比中遥遥领先，广东原创力公司创作的“喜羊羊”形象已遍及欧美、日韩等动漫产业发达地区，提升了中国动漫产业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是广州对岭南文化资源的开掘还远远不够。武汉、重庆尚在积极追赶，文化与科技融合程度处于初级阶段。武汉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总数量仅次于北京、广州，高校在校学生数约94.7万，位居全国第一位，每年大学毕业人数多达30万左右。［9］数量庞大的科教机构为武汉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人才支撑，使其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并且，武汉制定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加大了文化科技类孵化器的建设力度，以加快文化科技融合进程。
1.5文化产业配套机制比较
从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经验来看，文化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战略和扶持政策。早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政府就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大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化产业配套机制。鉴于六大中心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起点、阶段不同，推进措施各异，文化产业配套机制集中比较文化金融融合促进机制、文化产业服务体系构建、文化产业园发展实践和城市绿色发展指数四个方面。
1.5．1文化金融融合促进机制。从文化金融融合的发展环境来看，北京文化产业能够获得的金融资源最为丰厚。北京市积极推进文化产业融资，并提供文化企业融资专项对接服务活动，开通“首都优质文化企业绿色审批通道”，为首都文化企业发展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10］为进一步健全文化投融资服务体系，北京已建立文化创新发展专项资金，每年统筹资金100亿元，用于支持首都文化发展。上海市金融办等11个部门则于2010年联合发布《上海市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实施意见》，从加大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投入、推动文化产业直接融资、培育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改进对文化产业的综合金融服务和健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配套措施五个方面，提出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意见。2012年，上海进行文化金融政策创新：大力促成金融机构签订文化产业战略合作协议；推进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华艺术宫等重点文化项目进展顺利；积极募集社会资金，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与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共同合资组建的“东方梦工厂”成功落户。相比较而言，天津、广州、重庆、武汉的文化金融融合体系还在不断完善。天津由政府牵头施行“一企一策”的文化金融新思路，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资本为文化产业提供信贷；广州的文化产业资本投资活跃，上市文化企业实力雄厚，发展态势良好；重庆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知识产权作为质押物帮助中小文化企业融资的模式开创全国先河；武汉自2007年设立5000万元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并成立文化科技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和“科技支行”为重点行业提供资金支持。
1．5.2文化产业服务体系构建。营造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除需出台相关政策举措，还要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提供高素质、高水平的管理与服务作为坚强后盾。北京一贯大力支持产业联盟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设有独立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并率先在全国搭建了跨层级、跨部门的联合会议和决策机制，培育以孵化器、战略联盟、企业集群与社会网络为单元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培养文化产业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市民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形成了纵横互联、相对完善的文化产业管理服务体系。上海实行的是“强党委、大政府”指导引领下的“政府主导”式文化管理模式。其特点是引入专业管理和运营团队，进行孵化基础管理和投资项目的全程服务，通过服务平台和政府合力形成中小文化企业高端专业化服务簇群；同时综合运用以高新科技服务平台、人才引进等为特色的一系列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创新了文化服务模式，实现了按需点菜、直面消费者。天津的服务平台旨在完成四大服务计划，即根据初创、发展、壮大等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发展需求，为众多文化产业量身定做全程孵化服务，助推落户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批以云计算见长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以“三级跳”为特色的创新型文化企业孵化器。广州围绕重点文化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进行一体化扶持，形成了“产业孵化、投融资服务、技术创新、产品交易、国际交流”的公共服务平台体系。重庆对民营微型企业的扶持是其服务平台建设的亮点，对新开办企业、重点文化产品实行特色服务。武汉着力为文化产业发展搭建信息平台、投融资平台、人才保障平台和产业推广平台，发动大众参与形成系列人才团队、技术团队、创新团队，数字化开发全市公共文化共享服务系统。
1.5．3文化产业园发展实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动的方向往往是回报率高的区域与领域。在各地对文化产业的系列鼓励措施引导下，文化产业的生产要素加速集聚于国家中心城市的文化产业园区，成为区域文化产业实践发展的重要载体，对于提升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文化产业园区承载着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化产业园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当地文化产业集聚、配套服务、技术支持的情况。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3）》数据显示，上海的全国文化产业示范（试验）园区和产业示范基地多达61个，为六大中心城市第一。以上海为中心的浙江、江苏两区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园数量总和也位居全国第一，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区域稍居其后，而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国家级文化产业园的总数则位居第三。［11］上海日益合理的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已凸显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截止2012年底，上海已形成114家文化产业园，入驻企业6110家，从业人员11.47万人，营业总收入422.2亿元，而张江示范基地2011年的文化产业总产值已达329.66亿元。［12］上海的文化产业园与江浙区域互动密切，联动发展，为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园区以科技与文化作为生产要素，加速了对传统产业、旧城区的改造，形成了强大的辐射效应，推动上海等地实现创新驱动的历程。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则力求凸显特色和整体提升，依托文化产业集聚区，推进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建设。广州拥有6家国家级文化产业园，主要文化产业基地和园区、特色街90多个，在文化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全面发展，积极进军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规划、产业集聚等缺乏可操作性的政策安排，广州文化产业园区绝大部分是区域性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较少。随着天津滨海新区“一区多园”和“六大平台”的加速建设，其对文化产业的聚集效应日趋明显，但天津的文化产业园区大部分处于成长期，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武汉文化产业园近年来迅速发展，2012年已建成并运营的文化产业园区有21个，［13］但武汉与重庆相似，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缺乏深度，文化产业链条发展不完善，未形成领军全国的文化产业园品牌。
1.5.4城市绿色发展指数。城市绿色发展指数是支撑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此，笔者参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的亚洲绿色城市指数来判断六大中心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亚洲绿色城市指数”从能源供应和二氧化碳排放、建筑和土地使用、交通、垃圾、水资源、卫生、空气质量和环境治理八个方面，对亚洲22个主要城市的环境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估。该研究认为，越发达的城市，产业模式向服务性行业的过渡对二氧化碳减排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高水平的基础设施也能提高城市的绿色指数。［14］在我国被《经济学人》测评的香港、北京、广州、南京、上海、武汉六个城市中，香港的城市绿色发展指数综合得分位居亚洲总排名第二，仅次于新加坡，其他五城的综合评分均处于“平均水平”。北京位列内地五城之首，居于第9位，广州、南京、上海、武汉分别居于第11位、第14位、第15位、第16位。［15］上海的城市绿色发展指数因其“能源供应和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得分过低而受到很大影响，这也是我国大部分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提高能效，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既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机遇，也是必然的选择。尽管城市环境恶化可能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但随着人们不断追求生活的综合品质，文化产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高附加值产业无疑是中心城市应对环境恶化和物质生产困境，促进产业升级，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最佳选择。
2六大中心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对比的总体评价
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综合比较可以看出，六大中心城市在文化产业竞争力的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各有所长、各具特色，都具有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有利条件和比较优势。总体来讲，武汉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与北京、上海、广州差距较大，仍然落后于天津和重庆。近年来，经过六大中心城市的大力引导和扶持，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之一。与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相比，我国六大中心城市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还有较大差距，整体上呈现“大而不强”的状况。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产业规模落后，表现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业人数及其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多项指标较低，支柱产业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对文化资源的整合不够，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六大中心城市的传统文化资源多元而深厚，但文化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开发整合不够深入，同时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创新。三是文化科技融合、文化金融融合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丰富的科教资源优势没有与历史文化底蕴形成充分互动，投融资平台不成熟，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缓慢。四是缺乏文化产业领军企业和著名文化品牌。鲜有龙头企业能在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产业孵化器中起到核心作用，六城的文化产业定位缺乏国际战略，没有形成享誉中外的品牌。关于造成我国六大中心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相对落后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文化产业相对于区域内其他产业而言，无论是总量还是比重都相对较低，抑制了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受当地居民消费能力的限制，文化消费市场规模和潜力均发展低缓；三是文化产品制造业不够发达，妨碍了文化服务业同文化产品制造业的融合成长。四是文化创意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导致文化资源整合开发不够，形成不了具有独特个性和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体系和品牌体系。就我国六大中心城市的文化产业而言，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如何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正在农业期刊途中，六大中心城市只有以发达国家文化名城为发展参照物，结合自己的产业实践，扬长避短，方能加快跻身世界文化产业中心城市的进程。
作者：韩宝华 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