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需要的满足与发展推动着人类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进而推动历史进步
“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存在和生存而必须与自然界进行的交换关系，即人们的需要。“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P531)可见，人的需要是人的生产活动的原始动力和内在目的，是人的生产活动的内在根据和归宿，由于人的需要导致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基本动力。不仅如此，需要还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动力。“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2］(P286)因此，所谓历史活动的开始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生产实践活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首要方式。物质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从宏观上看，人类历史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生产实践活动;从微观上看，生产实践是满足个体需要进而生存和发展的常态。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P531)。人本身的存在与发展，总是体现和表征着人的需要，并且经由需要的出现和解决而得到相应的解决。只有满足了人的需要，人的生命活动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要满足人的需要，就得进行物质生产，而且一刻也不能停止。在批判费尔巴哈时，马恩指出，连续不断的生产活动“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主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P529)。无论在哪种社会形态下，人都不得不从事这样的生产活动。人的需要是一个由“第一需要”与“新的需要”循环往复，不断前进、上升的矛盾运动过程。人毕竟不是动物，不会仅仅满足于自然的本能需要，人正是在通过自身创造性的活动来满足自身的需要的同时，创造出人的新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P531)人的需要具有无限性、多样性和广泛性。人在他的生活中自己创造出来的新需要也构成了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把人的诸多需要中的衣、食、住、行的需要称之为“第一需要”，第一需要的满足必然引起“新的需要”的产生，人类社会早已脱离了为满足衣食住行“第一需要”而进行生产的阶段了。“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3］(P123)，因而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人的需要是动态发展的，是通过人自己的生命活动来满足的。新的需要的变化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之前需要的满足总是蕴含着之后更多新的需要的出现和发展，由此新的生产活动也就开始了，如此往复，以至无穷。因而建立在第一需要基础之上的新的需要，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本质动力，而新的需要以其多样性特征构建出人类历史和社会形态的多样性。人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生产，所谓的人化自然和社会，其实也就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因而也最终表现为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人的需要和社会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1］(P533)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人的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人的历史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个时间概念，历史不过是由人的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的表现。”［4］因此，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的第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是生产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物质生活本身”，而非意识或语言。
二、个人对社会交往的迫切需要的生产和满足，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个人的第一需要和新的需要不断地被生产和满足，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物质生产条件也被生产出来，同时也建立起了新的人际关系和广泛的交往关系，甚至新的哲学、宗教、艺术等观念世界也被生产出来，而法、道德、宗教等的产生也来自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其中，家庭就是人类生产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初始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类型。“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由个人的需要引起的交往活动和生产是互相作用的。《形态》中，马恩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论”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1］(P528)随着需要的不断的动态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由家庭发展而来的丰富多元的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关系也就产生和发展了。“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1］(P532)也就是说，个人持续需要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但也迫切需要人际和社会交往。人的全部活动的动因和依据来源于无法泯灭的个人的需要，个人的需要也是人们之间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变化发展的根源。个人对于家庭、社会人际交往的需要，从而把一个个个别的人关联成统一的整体，人类社会一切需要的生产和满足就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或者说，超越了人的“第一需要”的需要，其产生、发展、满足方式都是在一定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基础上进行的，都不能绕开社会交往而单独进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不断促使人们扩大和改进交往方式，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从而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三、社会分工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分工和利益的分化产生了阶级，导致国家出现
人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的过程，都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与满足人的需要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由于生产力的逐步提高，随着需要而产生的交往导致语言的需要，“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P533)，使人的思维能力得到极大发展，为人类需要的产生、发展和实现提供了主观条件。语言和意识既是社会交往的产物，也是社会交往工具，二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尽管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但是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的动物式意识(自然宗教)”［1］(P533－534)。在这一时期，“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1］(P534)。真正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是由于分工。“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P534)然而，此时的分工还是比较低级形式的分工。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同盟)。———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1］(P556)不过，当分工一出现后，每个人都被限定在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1］(P557)“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1］(P537－538)“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的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P68)因而，“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1］(P551)“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1］(P536)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三种不同的所有制。马恩指出，不同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力和分工发展的结果，与现实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社会分工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1］(P556－557)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P536)“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1］(P579)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P536)，即产生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正是由于有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共同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1］(P536)。分工的出现和利益的分化产生了不同的阶级，从而导致了国家的出现。“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1］(P536)“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国家实际上是分工和私有制必然造成的社会现象。在共同利益与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矛盾冲突中，“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1］(P537)。
四、人类生产与交往导致大工业的产生，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开创了世界历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需要和社会交往的扩大，分工也随之出现。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商人随之形成，商人势必要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而这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1］(P559)。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地理条件和生产力的限制，人们之间的交往还不具备普遍性，人类还处于世界历史的前史阶段。“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冒险者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P562)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各个文明区域间孤立、分散、隔绝的状态，各个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紧密，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P565)“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1］(P566)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被纳入世界市场之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1］(P541)世界市场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的相互联系。大工业引发的世界市场所带来的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颠覆性的巨大作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历史发展进程。世界市场形成后，人们需要的满足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还把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1］(P566)。世界交往也由此而使大工业发达的国家极大地影响着那些还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1］(P567)。因此可以说，“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P560)。可见，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由人类生产与交往方式的发展推动的，是人类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的产物。“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1］(P566－567)“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540－541)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人的所谓意识或观念行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实际过程，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P541)马克思同时指出，大工业的发展造就了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又对立的无产阶级，“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1］(P567)。他们被剥夺了有限满足自己需要的可能性，从而陷于绝境，这种状况的存在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P539)由于无产阶级辛勤的劳动无法满足自己简单的需要，但又无法控制自身的生活条件即劳动条件以及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而且在本阶级范围内也没有机会获得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他们只能选择革命。“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P543)从而指明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新社会的途径。马恩在《形态》中，清晰地阐明了自己与以往唯心史观根本不同的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P544)这表明唯物史观有着鲜明的现实审视，这是一种全新的与以往唯心主义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历史观———“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P544)纵观《形态》全文，马克思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将自己的历史观奠基于人的需要以及由需要而引起的生产劳动是一切人类历史活动的前提和动力这一基本事实之上，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使得需要范畴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获得了最终的确认，逐层逐步确证了需要理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逻辑理路，使之不耽于虚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5］(P335－336)
五、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需要出发，在社会历史逻辑中把握了现实需要的多层面性，人的存在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因而必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生存需要的本身、活动和已经获得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生产力得到发展。而以人口的繁殖为基础的需要则是交往，此时，家庭关系退居次要和从属地位，因此人具备了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角色，随之而来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和谐问题成为开始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马克思对需要理论的阐述中可以发现，人的需要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无限丰富性。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源泉，正是这种需要与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过程，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只有最大限度地协调并满足和实现每个社会成员的需求，把握各阶层利益主体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善民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关照和指导。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需要表现为对利益的追求，是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P82)“利益和谐就是要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合理需求。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根本。”［7］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确保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否则，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现实的根基。在当前的转型社会中，各阶层的需要不尽相同，利益诉求也日趋多样化，严重影响了不同阶层主体利益的平衡。这种不平衡如果长期存在，不能合理地解决，人的需要或一个阶级、阶层的需要长期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长期处于不满意和心理失衡状态，就会产生和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和规模有所增长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当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各种社会冲突等新情况，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在中国和谐还是冲突，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现实和紧迫。而上述矛盾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民生诉求。当改革步入“深水区”、“攻坚期”，百姓对民生的诉求也向着更高层次、更多元、更深刻和更全面的方向发展。民生问题说到底，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问题。国家的强盛在于民生。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庄严承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当代我党最响亮的政治宣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习近平说，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出发点、落脚点是人民，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进一步提升社会和谐的水平。“中国梦”凝聚着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盼，对民族复兴的希望。而持续改善民生，不仅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全局、科学发展的大问题。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重点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等，“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都彰显着党和政府浓浓的民生情怀。有了道路、理论、制度支撑的“中国梦”，距离我们不再遥远，发展的成果一定能更好地惠及百姓，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矿产经济论文众的多样化需求和利益，它是一定可以实现的美好未来。
作者：徐凤琴 单位：四川音乐学院社科学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