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的群众思想问题主要体现为认同感、自治观、法制观、发展观、开放观、绩效观等问题。民族地区群众思想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实现社会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协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软性社会管理手段，与社会管理创新相互联系，二者之间具有理论同源、内容交融、方式互补、载体共享、目标同向的协作基础，而协作机制的构建则应当通过政府管理与多元管理、硬性管理与柔性管理、应急管理与教育预警有机结合等措施来加以推进。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协作机制
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是指党和政府依照国家政策和法律，按照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依据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特点和规律，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和谐有序运行而进行的社会管理活动。社会成员的思想状况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重要因素，当前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出现的群众思想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它既与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水平有关，又与民族地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关。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因此，着力构建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群众思想教育协作机制，统筹处理好社会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协作关系，形成化解群众思想矛盾的合力，既是破解民族地区社会管理难题的当务之急，又是提高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水平、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需要。
一、民族地区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思想问题
1．认同感问题
管理心理学中，认同感是指人对自我及周围环境有用或有价值的判断和评估。但在政治层面，民族地区群众的认同感更多的体现为对国家、民族以及事关民族地区群众利益的重大政策等方面的情感倾向和态度，它影响着民族地区群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状况。由于民族地区普遍处于“老少边穷”地区，群众思想素质相对较低，受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家族伦理等的影响，承载着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方针、政策要在民族地区得到切实的落实，本身就需要一个群众认同的心理和情感基础。虽然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民族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教育条件、医疗卫生等方面依然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民主法治的不完善、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无疑会削弱民族地区群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同时，由于部分民族地区在惠民政策的宣传、落实方面存在问题，有的群众把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惠民政策视为应得的享受，没有从情感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真正的共鸣。另外，个别干部因为工作方式、工作理念、工作作风的问题，也容易造成部分民族地区群众产生不信任的心理.
2．自治观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更好地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为此，先后制定并修订《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作为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法律依据。几十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政策依据，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原有的民族问题解决之后的新的民族问题的出现，部分民族地区群众片面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全面自治，甚者在对“民族”的理解上产生歧义，把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分割、把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相对立，形成狭隘的民族观。对诸如不同民族干部的比例配备等问题不能正确看待，认为民族自治就是划地而治，这种片面的认识不仅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而且会诱发新的民族问题。
3．法治观问题
为加快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在各级部门的大力宣传和普及教育下，民族地区法律法规不断健全，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崇尚法律权威、自觉学法用法已经在广大民族地区群众中逐渐形成共识。然而，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的制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法治资源、法治环境和法治水平依然难以满足民族地区不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群众受宗教信仰、家族宗法和民族习惯的影响依然较深，在自身权利遭受侵害时，习惯用传统的家规、族规和教规来解决纷争，甚至有的群众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公然挑衅法律权威，肆意侵害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出现“打、砸、抢、烧”等聚众闹事和围攻党政机关的严重暴力行为。这些现象，从侧面反映了民族地区部分群众法治观念的淡薄，未真正把法治的理念内化为自身的行为，严重危害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4．发展观问题
多年来，国家为帮助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落后现状，给予民族地区大量的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帮助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在发展中，民族地区也面临着发展内驱力不足等问题，集中体现在民族地区群众的发展观上。部分民族地区习惯了国家的扶持，形成了“等、靠、要”的惰性思想，一味地强调自身条件差，对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缺乏足够的攻坚克难精神，畏难情绪较重，个别地区甚至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又要竭力再戴上。归根结底，仍然是寄望于贫困县帽子背后的扶持。同时，民族地区群众的发展观问题还体现在不能正确对待可持续发展上。有的地方不能科学合理地利用自身资源，导致资源和环境受到双重破坏，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带来了巨大困难。除此之外，受小农思想的束缚，部分群众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为现在已过上温饱生活而沾沾自喜，不求进取，得过且过。
5．开放观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流动，传统的“靠山吃山”的封闭、僵化状态被逐渐打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为民族地区带来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民族地区群众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平等观念、竞争观念、时间观念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逐渐增强。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民族地区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没有被真正打破，部分民族地区群众在发展上受落后思想的束缚，知识老化，思维片面、单一，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过于强调自身利益，存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理，缺乏“双赢”的开放思维，甚至有的群众以守护传统文化保护当地资源为借口，不愿意让外地资本参与当地开发，以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时有发生，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6．绩效观问题
绩效观是民族地区干部对如何履行职责、追求何种政绩的根本认识和态度。由于民族地区大多经济欠发达，受地理位置、历史条件等制约，民族地区强烈的发展愿望与人才短缺、资金困难、技术落后、招商难引等瓶颈相伴而生，这对民族地区管理干部引领发展的能力提出了诸多挑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短、平、快”和“好大喜功”的绩效偏差问题，如:过于重视经济发展指标，一味追求GDP增长，轻视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建设，造成发展不平衡;重视经济总量的增长，忽视经济质量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仍停留在粗放型阶段，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破坏;重视项目引进，轻视项目风险评估和管理，盲目追求“高、大、全”，导致效益低下，地方债务加剧;重视发展的结果，轻视发展过程的科学、民主决策，造成重复建设和维权事件频繁上演等。
二、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思想问题的主要特点
1．历史性
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生产力极不发达。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催生了封闭保守、相信天命等落后的思想观念，满足于现状成为某些地方社会管理中长期奉行的准则。而这些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又在长期的民族压迫中被不断强化，群体认同不断加深，进而出现对国家认同感的疏离、法治观淡化等思想问题，并通过世代沿袭而长期根植于人民的思想观念中，给社会管理的现代化带来了挑战。
2．文化性
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群众的思想问题，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坚守与泛化之争中不断凸显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民族地区僵化、封闭的状态，带来了现代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客观上暴露出了传统文化在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的局限性，从而对其一元化、单一化的文化地位构成了严重挑战。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不足，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固守传统与开放包容相互交织，使得社会管理中良好的发展愿景与发展认知上的差距并存。
3．生活性
任何思想问题的产生必有其形成的现实土壤。民族地区群众在社会管理中所呈现的发展观、绩效观、开放观等问题，突出反映了民族地区群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对关乎自身生存、发展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因而具有生活性的特征，如因旧城改造而引发的补偿、拆迁纠纷，因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引发的干群纠纷等，都与民族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4．突发性
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问题虽然属于观念层面，具有一定的潜隐性，但在某些因素的诱导下，处于分散化、隐形化的思想问题就会因群体的聚集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和情绪的感染，进而外化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突发性的特征。当前我国民族地区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原因不一、背景各异，但直接或者间接地与人们的思想问题有关。因此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背后，实质是民族地区群众思想问题不断积聚而由隐到显的突然释放过程。
5．动态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民族地区同样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并不断影响着民族地区群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其思想问题具有动态性的特征。这种动态性，既体现在民族地区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法治、国家认同、自治等问题的认识变迁，又体现在对某一问题从无到有、从否定到肯定或者从肯定到否定的动态认知，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
三、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协作基础
1．理论同源
无论是民族地区的思想教育还是社会管理，都是做“人”的工作，都面临着将国家主流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管理的目标以一定的方式作用于民族地区群众身上，并通过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和行为的转化以实现其目标的问题。这一复杂过程，不仅涉及人的思想转化规律，还涉及社会管理手段、方式的综合运用，因而既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也需要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人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知识的支撑，两者具有理论基础上的同源性。
2．内容交融
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并不是简单的单向教育关系。要使民族地区群众准确掌握和吸收社会主导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并在行为方式上与社会要求一致，离不开对民族地区群众思想信息的调查分析、社会环境的优化、效果的评估等工作，这恰恰是社会管理的范畴。而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庞大体系中，对人的管理始终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内容的制定、方法的选择等都是社会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两者在内容上有交融之处。
3．方式互补
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式上仍必须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坚持以情感人、以情化人的教育方式，才能取得较好的教育实效。一方面，强化管理，通过对教育内容的合理计划、教育过程的科学组织、教育对象的有效规范，推动理论教育、说服教育的开展，提高民族地区群众的组织纪律性，增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管理的柔性管理方式，能有效浸润民族地区群众心理，直达其内心，提高其认知，协调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的各种关系，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达到认识上的统一，因此，两者在方式上具有互补性。
4．载体共享
载体是信息、物质和文化的承载物。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它是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能为教育者所运用，并且主客体可以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开会、谈话、理论学习、管理工作、大众传播、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民族节日等都是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而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承载着社会管理目标、任务、内容等信息的载体同样离不开会议、谈话、理论学习、文化建设、大众传媒以及民族节日等形式。特别是民族地区新媒体的大力发展，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社会管理，都将其作为转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果的重要载体加以运用。
5．目标同向
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教育、宣传、引导等方式，解决社会要求的思想道德水平与民族地区群众实际思想道德水平之间的矛盾，进而实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行为与社会要求相一致，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民族地区的和谐与进步。而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则是依据国家政策、法规以及民族自治制度，依法管理和规范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管理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协调发展以及民族地区群众的全面发展创造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客观上又推动着民族地区群众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1］两者在最终的目标上都是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体现了目标的同向性。
四、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协作机制的构建
1．政府管理与多元管理协作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在政府主导社会管理的基础上，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关系的协调等都是以政府为主导来实现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但总体来看，政府管得过死、过宽的格局没有根本性改变，适应新形势下利益主体多样、思想多元的多元管理格局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导致民族地区自组织能力薄弱，民族地区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政府“越位”的同时，对涉及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问题难以及时掌握和有效引导，出现“缺位”现象，这些都表明，在当前民族地区转型发展过程中，社会管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有效的社会治理要真正履行好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公平正义的职责，必须适应民族地区群众参与意识崛起的形势，积极发挥民族地区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政府管理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机制。具体来说，一是要做好政府管理与多元主体参与协作的顶层设计。要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建立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的权力清单，实行权力授权制，实现政府管理的权力优化和权力回归。要积极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及在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家族组织、长老会等社会组织纳入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当中，坚持先进文化引领，以法与道德为准绳，用制度的方式确立下来，明确各类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责和角色定位。二是要进一步扶持和培养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力量，加强对民族地区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组织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建立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规范;要加强各种管理力量的内部建设，配齐、配足管理队伍，提高各类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三是要加强政府与各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沟通渠道和衔接平台，实现信息及时共享、问题分层分类把关、及时处置应对。
2．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协作机制
社会管理既有刚性管理，又有柔性管理。刚性管理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依靠组织的权威、权力的影响和制度的制约来实现社会治理。柔性管理则强调通过舆论引导、思想道德教育等方式来提高人们思想认识水平，转变思想观念，影响社会行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2］而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各类思想问题，既有突发性、生活性的特点，又有历史性、文化性的特点，这表明，单独依靠规范性强、易操作、见效快的刚性社会管理，虽然能迅速有效地处理一些突发性、紧迫性问题，但对于隐藏在民族地区群众内心深处的思想文化问题则难以处理，需要用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柔性管理手段加以教育引导。不仅如此，一些涉及民族地区群众利益性的思想问题，也不能仅仅通过利益的满足或者利益的压制来解决，其背后必然涉及民族地区群众对利益的认识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为此，一是要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明确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的职责与分工，积极创造条件，搭建思想政治教育参与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矛盾化解和教育引导的平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全程跟踪、研判和干预，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参与。二是要建立两者共同参与思想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通过加强组织协调、建立部门联系制度、搭建部门沟通平台、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纳入思想矛盾的处置中，充分发挥不同手段的功能，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问题的妥善解决。三是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动融入社会管理中，既要努力推动民族地区的公平化发展，切实满足民族地区群众的合理精神需要，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族地区各项管理制度中，通过制定文明公约、市民守则、乡规民约等，消除民族地区群众中存在的不良思想和行为。同时还要广泛而深入地加强法治教育，增强民族地区群众的法治意识，自觉维护法律尊严。
3．应急管理与教育预警协作机制
在社会管理中，应急管理是政府及有关部门在突发事件面前所采取的一系列缓和矛盾、保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紧急性措施。在当前民族地区社会矛盾复杂多变、突发性矛盾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和制度对于及时制止事态扩大、控制矛盾升级、防止矛盾向对抗性转化、降低矛盾带来的不良后果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应急管理总体上属于被动介入，对处于潜隐期的思想矛盾的发现、预防作用较弱，难以在矛盾发生前及时有效地加以处理，致使矛盾走向公开激化状态，从而加大社会管理的难度，提高矛盾化解、处置的社会成本。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同心协力，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形成了党、政、工、团等组织齐抓共管和各负其责的强大组织管理体系，“预防为主，惩处为辅”是其一贯坚持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信息收集，可以发现民族地区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进而及时加以教育引导，有效避免矛盾走向激化，弥补应急管理在矛盾预防上的不足。为此，一是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预警作用。要通过观察体验、调查访问、定期思想汇报等方式了解群众的思想问题，并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筛选和分析，及时发现不和谐、不稳定的思想苗头。同时，积极开展正面宣传和正面引导的预防教育，坚持普遍预防与重点预防相结合，对矛盾中的关键人物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化解思想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带动和促进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向社会所要求的方向转化。二是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应急管理的体系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应急管理各部门的沟通与联系，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掌握的各类信息及时有效地传递到应急管理主体身上，在实现信息共享的同时，增强应急管理主体的危机意识，尽早启动应急管理多方面力量，配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做好前期的教育引导工作和矛盾爆发时的危机处置工作。
［参考文献］
［1］温家宝．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人民日报，2004－02－29．
［2］杨双，汪明松．社会管理创新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追问［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1)．
作者：杨双 汪明松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