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伤说”兴起之后，学者们似乎开始有意地带着挑剔的眼光阅读余氏散文，甚至将研究目光转向余秋雨本人，“忏悔说”“文化人格说”等一系列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言论开始越来越多的占据着人们的视野。这一批评直到新世纪以来才渐渐归于平静。以上研究者们对于《文化苦旅》态度的转化，基本是由褒到贬，先是《文化苦旅》的宏大视角，深刻的思想内容，后又开始诋毁之前的赞扬，认为这种写作看似深刻，但却是模式化十足，缺乏真情实感，充满了造作的痕迹，甚至从批文转向批人。批评者对于一本散文集的态度在短短十几年间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究其关键必然是批评价值观的变化，而批评价值观的变化则必然反映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1990年代，正是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大众传媒强烈冲击着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几乎将其排挤到了边缘的角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作家为了与新媒体争夺受众，不得不千方百计吸引大众的眼球。散文这一文体为了求得生存也在这种商业化的侵蚀下变得日益“快餐化”，可是，物极必反，这种描写生活琐事的文学作品由于数量过多、质量平平，没有多少养分可以供读者吸取，很快便遭到了人们的厌弃。广大学者和读者十分期待高质量即思想深刻、内容广博、宏大，形式新颖的散文出现。
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散文环境中，余秋雨携《文化苦旅》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可以说，余秋雨正是因为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才获得成功的，即他满足了读者阅读“文化散文”的愿望；打破了散文为政治服务的局限；表现了作家应有的个性；充分运用了知识分子赢回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初期的成功是社会转型时期精神风貌的体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这样一个事实，知识分子们也不再沉溺于自身危机，他们开始严格审视造成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即将研究、探索的目光投到文学作品本身，希望通过改善文学作品的质量来赢回自己的读者市场。
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对于《文化苦旅》的评价，从而引出了“硬伤说”“模式化”等问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科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文学形式也随之产生发，如短信文学、网络文学等，在这种新文学形式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有了更加宏大视野，他们渐渐摆脱了盲目浮躁的心理，开始客观地看待散文这一文体的发展，对于《文化苦旅》的评价也就越来越客观化。综上所述，《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的评价变化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整治政策的变化是批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经济的发展变化则是造成批评变化的直接原因，社会转型给文化带来的冲击则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变化。
也就是说，1990年代初期文学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批评边缘化，批评价值观则倾向于具有宏大意义的作品；1990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对作品本身的价值的深入研究，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就开始在精英立场与大众文化立场之间挣扎，并逐渐形成了多样性、多元化的局面。新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文学样式的生发及批评主体派别的林立，批评价值观也就更加多元化，以至于形成了“自说自话”的批评格局，文学批评也因此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可见，一个阶段的社会历史环境直接影响了此时期文学批评的价值观。
作者：李焕焕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