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理论反人道主义到意识形态反人道主义
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康德为首的启蒙哲学家公开宣扬理性、自由等“人道主义”的观点，继而帮助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从教会神权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此后的两个世纪，作为启蒙哲学核心的“人道主义”，也在批判、再批判的运动中不断得到更新。从早期费希特的“共同体人道主义”，再到后来的接受启蒙哲主张的马克思早期的理论，都企图在康德“人得哲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衣钵，重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价值。而阿尔都塞由于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影响，把二者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指出以l945——19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出现了“认识论断裂”。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虽然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但又承认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实际职能。正如他所强调：“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尽管阿尔都塞意识到“意识形态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所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而人类同世界——包括历史——的这种”体验“关系(不论参加政治活动与否)要通过意识形态而实现，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斗争之时，二者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本身的束缚：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他自身并不能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功利性的或纯粹策略性的外在关系，而是陷入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然而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阿尔都塞也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_因此当阿尔都塞在理论上面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难题，他开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在此之中，他承认了意识形态之中包含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它作为策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他所言：“一切策略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无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对福柯而言，他看到装置内部，无论作为主体的是个人还是各色阶级，他们的主体地位并非自然存在，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主体性完全是被装置建构的，是装置规则预先确定了某种空的主体位置，任一占据该位置的主体所能做的事都不过是按该位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陈述所允许的东西而已。这与阿尔都塞在分析意识形态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主人”的观点具有相似性。然而面对人类在现实世界如何摆脱被奴役的宿命的理论难题，福柯没有像阿尔都塞一样在意识形态内部寻求，他从经验回到域外，再从域外在折返到人自身，最终他发现了死亡，认为死亡是对人的绝对超越，企图把死亡至于人的身体内部来追寻一种“例外状态”，摆脱一切奴役的束缚，成为真正的主人。
2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微观权力
当阿尔都塞还沉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镇压型国家机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认为它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并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时，福柯则勾勒了权力——知识的图式系统，“提供了一座崭新的实践坐标。一场战争咆哮于最深沉之处，伴随其区域战术与整体战略，以接力、联合、延长，而非集中化的方法进行”。于是有别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国家在理论上被赋予作为权力机器的特权的观点，以及在获取过程中导致集权领导政党的实践性概念；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首先对权力概念进行了重构，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个人或团体组织(政党)所掌握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此外，在对权力重新定义的基础上，福柯提出了微观权力说，对疯癫、惩罚、性等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进而揭示这些微观权力如何通过各种装置塑造人们对身体方式和身体行动方式的理解。关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福柯微观权力说，由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葛兰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强调不能仅靠武力和强制，而且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医院等机构来吸引、拉拢、赢得赞同。然而，种种的相似性不能掩盖二者的不同，我们也能够从权力的结构特征、位置观念辨别出。从权力的结构特征来看，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大厦比喻，他虽然承认作为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医院、监狱，它们一方面保证着生产条件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注入健康，富有活力的劳动力。然而阿尔都塞也强调“大厦这一隐喻的目的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有效性所决定的”_6，因此现代社会中，所谓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立，都是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有效性。然而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并不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而“权力关系并不出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的直接的生产关系角色之处。”相比于阿尔都塞把权力安放在大厦的上层，福柯把权力置于与知识相关联的一个拓扑结构之中，它表面上带有一种散射及分派的功能，它镶嵌于无处不在的力量关系之中，而并非最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如父母与小孩的口角，老师对学生的训斥等等。从位置观念来看，福柯认为：“权力位置从国王的神圣统治变成了民主制度的空位，现在权力不属于任何人。”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位置从来没有发生空缺，从文艺复兴以前的君主、教会到现在的统治阶级。具体来说，对福柯而言，“权力的发展如下：它是一种策略而非所有物，其效果并不能被分派占有，而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巧、运作，它被运作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福柯看来，人民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政权，那些团体是通过宣称人民说话从而代表人民而掌握权力，甚至人民并不真正存在，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组织杜撰出来，用来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因而福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掌握权力，“权力在不同的团体、事件、机构和个人之间游移，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它。”然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往往是表现出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赌注，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为了打破一直处于的被剥削状态，企图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以避免对统治阶级的臣服。虽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权力在阶级之间出现游移，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仍然属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位置不会空缺。
3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去政治化”的话语理论
在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他在汲取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去政治化的政治”现象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与分析。现代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家同样受到了“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自我问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现代社会”一节中，汪晖认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及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而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因此从阿尔都塞政治哲学中对政党，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强调，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福柯在对权力——知识图式的分析中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立场。在汪晖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以及展开陈述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哲学的政治化意味着哲学家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占据一定的阶级立场。如在阿尔都塞哲学中他所强调的“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政治思想家”_6，就哲学的政治自身而言，阿尔都塞强调“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将君主塑造成一个新政治主体，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阿尔都塞的这一系列观点，都强调了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然而反观福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取消“立场”的实际意义，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话语进行编织的世界，话语世界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对话语的陈述表达进行控制的网络，人在其中只能是权力关系控制的对象，不可能是其实践的主体；另一方面，所谓人民的立场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民作为一个有机群体不仅是被政治家之流创造出来的，他的自身也是生命权力的产物，并受其支配”。
因此，在福柯的理论中，阿尔都塞哲学中关于政治理论的论述逐渐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亦即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受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等人影响，汪晖在谈及哲学的政治化的时候，亦认为政治化的哲学理论中应强调政治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都具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强调被统治阶级如何打破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他延续了先人的这一脉络，把现代国家统治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首先要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进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他放弃了对领导权的强调，进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领域，话语及微观权力。在话语和权力关系支配下，对疯癫、惩罚、性等命题的谱系学研究，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疯癫、惩罚等话语是如何构成和运作，以及它们与权力的关系。从阿尔都塞到福柯，我们不仅看到师徒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延续；而且也看到一种断裂，如果说马克思前期与后期思想中存在一种断裂，那么在20世纪中期哲学发展的脉络中，阿尔都塞与福柯之间也出现了一种“认识论断裂”，他们都在解释世界也在试图改造世界，但在手段与途径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因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研究产生了藕断丝连的联系，他们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批判理论过程中，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准；同样因为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主观上的拒斥，面对主体、权力理论等基本问题给出了不同回答，从而构成了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巨大断裂。
作者：李超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相关专题：旅游资源 云南课程教材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