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形象的重建
唐老亚就是典型的代表。当他得知有关华裔美国人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确切信息后，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掌握的确凿的资料来反驳他的白人历史老师—闵耐特。在小说的结尾之处，闵耐特先生把华裔美国人在美国所遭受的剥削和迫害归结于他们对“天命观”的笃信。闵耐特在课堂上通过幻灯片展示他的想法。他认为“不像其他的移民族群，［中国人/华裔美国人］他们的被动哲学和毫无竞争力的本性使得他们深受剥削和迫害……中国人在淘金失败后，因为穷困潦倒和胆小怕事而被迫去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听完这些话语，唐老亚勇敢地回击道:“闵耐特先生，你刚才说的有关中国人的事情是不真实的!”然后这位历史老师问他是否被冒犯了，他和蔼地回答道:“是的，你冒犯了我。”并且他纠正了历史老师的错误，大声讲出了他的真实想法和真相:闵耐特先生，你刚才说我们是消极被动、没有竞争力的人，这种说法是错的。是我们完成了峰山隧道的爆破工作;我们在险峻的锯齿山上连续工作了两个极其严寒的冬天。因为我们的工资被拖欠，以及选工头的事而举行了罢工，而且我们最后取得了胜利。我们创造了在一天里铺铁路最长的世界纪录。我们在普龙蒙特利(Pronmontory)铺下了最后一根枕木。广为人知，正是你们这样的白人不让我们在竣工照片里出现。［5］唐老亚所引述的历史，已然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了，他感觉像是他自己也曾参与了铁路的修建。他也重复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同中国人进行身份的认同。中国人并不是胆小鬼。他们不怕冒险，更不怕死。唐老亚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至少，在他那个特定的班级里，他帮着中国人或华裔美国人恢复了太平洋铁路修建的这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正面的精神形象得到了重建。
二、文化形象的重建
(一)重建华裔美国人被隐没的历史
文化在历史中慢慢沉淀下来，沉淀的文化又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美国的霸权统治之下，白人是社会的中心。因此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主流压迫下，华裔美国人为美国所创造的历史却成了文化空缺和历史空白。“在他(赵健秀)的创作中，他要做的就是重新挖掘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尤其是要恢复在美国历史中长期遭到忽视，但对美国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华裔铁路工人的历史面貌……他以铁路为原型，因为铁路就是一块试金石，验证着华人和华裔的力量。他要恢复这段历史，重塑华裔的英雄篇章，打破由于白人霸权主义的亚裔而出现的华裔失语现象。”［6］长期以来，西方的剥削在意识形态领域被描述成鸿篇史诗，这也正代表着官方的看法。在美国的历史书上记载着:横贯美国东西部的铁路是19世纪的一项伟大的工程。然而，只字未提华裔美国人以及他们的巨大贡献。因此，他们在“经济建设上被囊括”，却在“社会政治上被驱逐”。［7］在小说《唐老亚》中，作者赵健秀通过主人公唐老亚的梦来再现华人先民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历史，正如李有成所陈述，“唐老亚以其一再出现的梦境，点滴断续地重新构筑华裔美国人过去被否定与湮灭的历史经验。”［8］而且，唐老亚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华裔美国人修建铁路的历史文献:在1869年4月29日，星期四，令人称赞的斯特布罗奇组里的每一个铁路华工都搬运了125吨钢铁。材料的使用更让人印象深刻:25800个轨枕，3520段路轨，28160个铁钉，14800个螺栓……而当这个史诗般的巨作完成之后，坎贝尔(后来成了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部门主管)开着火车头从新建的铁轨上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碾过，证明了这个破纪录的壮举是完全合格并经得起检验的。唐老亚在照片上看到在铁路的尽头站着爱尔兰人，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我们创造了纪录却没有一个我们的名字。连我们铺的最后一根枕木都只字未提。”他继续抱怨道，“我们创造了历史，是1200个中国人所创造的历史。他们(白人)竟然连我们的工头都没有记载到关于铁路修建的书中。”［9］1969年是纪念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100周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头，但是美国的交通部门并没有在他们致词中提到华工的贡献。因此，赵健秀的小说重临并把华裔美国人重新溶于建设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的背景中，通过唐老亚来提倡对全美国的再教育，也为在美华人申辩他们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美国历史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种环境下，华裔美国作家用他们的笔杆来去伪存真就显得十分必要。近年来，由于华裔美国作家的努力，为发展自己的民族个性和搜寻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的作品向美国主流文学作品提出了挑战。写作，作为一种武器，使得华人的民族之声得以传播。早期华人创造的、被美国主流社会所隐没的历史终于得以重建和重见天日。
(二)重建被白人社会所扭曲和谬传的儒家思想
“赵健秀声称亚裔美国男性在历史上所遭受的‘阉割’同样反映在文化上，因而华裔美国男性才不允许在美国文学界发出声音。”［10］不仅是文化的“阉割”，还有谬传。中国是一个深受孔子哲学思想启发和影响的民族。在小说中，白人代表—闵耐特先生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美国的中国人之所以消极被动和没有自信心，是因为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和禅宗神秘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导致中国人脆弱而与西方国家相形见绌的一个儒家思想是“天命观”。闵耐特先生把它解释为“天命指君主是无所不能的，并且从上帝那里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如欧洲的君权神授。”［11］这是对儒家思想的基督教式解读，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质的想象，也是谬传。在很大程度上讲，这名历史老师的言论并非仅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看法。实际上，“天命”是一个哲学名词。“‘命’是孔子天道观的核心，‘仁’是孔子人生哲学甚至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12］另一解释是‘天’能致命于人并能决定人类命运。“此说最初发生于殷周时期，但源于原始初民的自然崇拜。殷周时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中，统治者均自称为‘受命于天’，或将自己的意志假托为上帝的命令，称之为‘天命’，以此作为实施统治的合法依据。孔子学说中仍保存了许多天命的观点，《论语》有‘五十知天命’，‘畏天命’等语……知天命是做君子的必备条件。”［13］对天命的说法各不相同，“由接受者这一主观面说，天命即是降授予有德者，因此有德者便可以获得天命，德衰则天命转移，上天不再眷顾，道理非常简单。而也因此，所谓天命定命，其实乃是“性成命定”的。德性成就到什么地步，天命就降授到那个地步。天之成命定命，实即人德性之成之定。”［14］总而言之，知天之法，不只此一端，然而与小说中白人历史老师的解释大相径庭。中国的“天命观”不仅包含着辩证的观点，如唐老亚父亲所说“王国的兴衰，国家的成败，这是天命。”［15］还包含着每个人只要努力就能获得成功的、要居安思危等深刻哲理。它不是闵耐特所说的“上帝眷顾”的宠儿或“神权干预”的标志，更不是华人柔弱的象征，而是对斗士的一种策略，对强者的警告。像殖民者一样，美国白人社会往往把华裔美国人看做是“他者”，对“他者”特质的想象常常是“顺从、混乱、愚昧、无开拓精神、懦弱、粗俗、无礼、原始、野蛮、不开化、和迷信。在涉及‘他者’的特质时……最常出现的字眼是‘神秘’、‘奇异’”。［16］华裔美国人也不可避免的成了陪衬人。“美国主流文化规约下的华人是野蛮的、卑下的、没有教养的、道德败坏的他者形象。这一‘他者’形象透视了美国自认为文明、高贵、高尚、优越的自我形象。”［17］当然，美国主流社会这样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西方是为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而编造了‘东方’”。西方人的对东方的了解或者学习，“并不是要去追求什么是东方的真理知识，而是要通过一种关于东方的貌似真理的言说，去定义一种有利于西方的东西的关系。通过推论，得出西方是一种优越的文明，东方是低于西方的‘他者’的结论，而强化和固定这种差异的意义，其结果就是东方被制作成了永远落后的形象。此外，现代以前西方对东方形象的歪曲是非学科性的，而现代以来，西方对东方的描述虽然仍是歪曲的，但却披上了科学的知识形态这件外衣。”［18］在小说中通过对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的解读，赵健秀帮助华裔美国人重拾民族记忆，重整经典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被白人扭曲和谬传的民族文化。
三、结论
正如徐颖果所归结的一样，“赵健秀作品的基调是建立新的、正面的、积极的美国华裔形象。”［19］毫无疑问，“从弱势族裔论述立场来看，《唐老亚》无疑是晚近书写/矫正(writing/righting)美国历史文化的大计划的一部分。”［20］这部小说不仅重新刻画了华裔美国人的勇敢、实干、吃苦耐劳、敢于反叛的精神面貌，而且重新书写了华裔先辈修建铁路的历史，恢复了民族记忆，还重新解释了被白人社会所扭曲和谬传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从而纠正和重建了在白人眼中华裔美国人的精神形象和文化形象。虽然现在的美国社会已经无““铁笼”，但“玻璃天花板”依旧存在。显然，“美国社会对亚裔的偏见仍未消除，无知与固执依然存在。”［21］华裔美国人应该像赵健秀这位文化斗士一样，继续努力创作，不停地抗争，不停地捍卫自己的利益，用详实的资料和准确无误的解读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给无知和充满偏见的人当头一棒。
作者：唐忠江 单位：榆林学院 外语系
